无言以对

2014-04-02 09:56邵丽
时代报告 2014年4期
关键词:万福官场作家

邵丽

很多读者问起我为什么写作时,我常常无言以对。这是一个轻易就能拿起来、却很难放得下的问题。事情就是那么发生的,说不清楚为什么——从故事本身到我的写作,莫不如此。我想,所谓灵感,也许就是上帝之选,在合适的时间,把某些东西交给合适的人去做。这件“东西”,肯定有它坚实的内核和内在的驱动能力,它是一件有生命的存在,作家仅仅是把它呈现出来,所能改变的,无非是表现的方式,尽管带着强烈的个人印记,但不会改变它的本质和方向。这样说起来好像有点宿命,甚或有人认为是傲慢。不过如果有人非要我回答的话,我就这么说。

难道还有更合适的解释吗?我做不到,也不相信。很多人以为,小说家都是凭空编故事的人。这么说也许没错,但除非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一切,否则是站不住脚的。故事从何而来?从形式上看,它可能是一场白日梦,可元故事不是这样的,它是生长出来的,它先于文字和作家而存在。讲故事的人会死去,可是故事不会,它会永远活下去,直到人类最后被毁灭。

也许到这时候,可以初步回答读者的提问了:故事就在那里,我忍不住要写出来。但这样又容易诱发另外一个问题,莫非所有的写作都来自于生活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很多玄幻和科幻小说,它们横空出世,却又非常轻巧地嫁接在现实生活上,甚至连茬口都不留,好像生活本身就具有千奇百怪的N度空间。但是,我不禁要问,那些点石成金、死生穿越的人,他们面对的不是现实问题、解脱的不是当下的苦恼吗?它介入我们的生活,不是否定或者改变了世界,而是改变了我们看世界或者处理与这个世界关系的能力,变换了新的角度。因而不管它有多么想当然,它是现实的,是活生生的,是接着地气的。

因为现实,我常常为笔下的人物忧伤万分,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也许就是这种绝望逼出了我的决绝,因而使我的作品有了态度。《刘万福案件》里的刘万福,每每想起他来,我总觉得非常惭愧。虽然我把他领到了读者面前,引起千万人的围观,可是那于解决他的问题、改变他的命运,没有任何裨益。甚至往深处说,即使解决了他的问题,那孙万福、陈万福、张万福们的问题呢?

绝望——如果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整个社会都将被逼入绝望。

《第四十圈》里的齐光禄,是我笔下的另一个杀人者。这部小说交出去很久,但他那带着风声的刀光,还一直纠缠着我,有时候会在我独处的时候上下翻飞,嗖嗖作响。我相信,如果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齐光禄会成为一个好老板、好丈夫和好父亲。可是,就连这一点卑微的希望之光,也有人一点一点地把它掐灭。说实话,当他怀揣着那把日本刀走向操场的时候,我的心情踌躇万端,写到这里,或者每每读到这里,我既血脉偾张又泪流满面,久久地回味着这个细节,五味杂陈。即使那是百分之百的错,我也不忍心让他停下来。那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生命绽放,如飞蛾扑火般决绝和神圣。我更不忍心指责他,因为我没有资格那样做。

我的两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生存质量》,有人说是官场小说,有人说是自传体小说,都对,也都不对。我写的确实是官场,但已经远远地“去官场化”。如果官场是一条大河的话,这两部作品应该是站在河边的反思。从进入到退出,是一个轮回,也是一种升华。生命的疼痛不息,就是成长。我们最后能够面对的,既是坚毅,也是无奈,因此这就是生活。

从小秋、秋生到小舅舅,那是我看到的另一幕生活图景。与快意恩仇相伴,是大部分人对这个世界的偎依、眷恋和忍耐。小舅舅这样的人,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会把不平和不公化于无形,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为别人活着。这本无对错,它是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性格之一,并以此延续五千年的香火。而小秋则恰恰相反,她希望看到不变之中的改变,希望找到芸芸众生里的自己。她有目标,有性格也有态度。她给我们以希望和安慰。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写作从来没有被赋予过这么多的意义,也从未引起过如此多的歧义。实际上,在新技术为作家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也让写作的道路越来越逼仄和崎岖。在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被外在的力量所左右,各种信息资源像绳索般地捆绑着我们。我们写出来的,到底是被缚的感觉、解脱的愉快还是对绳索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依恋,很难说清楚,这也是面对读者的提问时,我常常无言以对的原因。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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