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政党执政方式对比研究

叶 丽

(哈尔滨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76)

15 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里说过:“现代政治的核心就是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权。放眼当今世界224 个国家和地区，只有极少数国家是君主任命或者指定部分议员，国家权力不掌握在议会手中，而由君主及其亲近的少数人控制。除此之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仍属于政党政治。然而，由于历史和社会等原因，各个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方式上均有所不同，其中，尤以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执政方式区别较甚。

一、执政党产生方式不同

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既不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也不随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事实上，政党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是17 世纪70 年代英国的辉格党——代表当时的革新派，在1839 年改为自由党;而托利党——代表当时的保守派，在1833 年改为保守党。世界上最早的无产阶级政党是1847 年在英国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世界上第一个一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是1869 年德国无产阶级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20 世纪50 年代，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归纳了现代政党的产生方式:内生党与外生党。内生党是从体制内产生的政党，是议会的议员在政治活动中，逐渐联合起来形成的政党;而外生党则是从体制外产生的政党，是在代议机关之外的政治力量对统治集团发起挑战，并要求在代议机关中取得自己席位的政党。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于体制外，应该属于外生党，但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虽然产生于当时的国民党统治体制之外，却又不是通过议会道路掌握政权。因此，根据政党与政权产生的先后顺序，又可以将政党产生方式分为寄生性关系和共生性关系。寄生性关系是先建立国家政权，在国家政权建立的基础上，由于利益分化和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政党，政党寄生在国家政权之中，政党与国家政权是一种寄生关系，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共生性关系是指先有政党，由政党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和殖民统治后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这时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如果政党不存在，新的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 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由此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政党的产生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二、执政党与政权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同

执政党产生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执政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纵观当今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党基本上是内生党，政党的产生普遍晚于政权的产生，几乎都是先建立政权，然后产生政党，且西方国家政党均是在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后，通过议会选举和总统竞选成为执政党的。

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武装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1921 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国民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从而在中国人民心中树立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政权和政党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与新生政权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得以延续。1975 年，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种逻辑关系被赋予宪法规定的合法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使中国共产党与新生政权的逻辑关系制度化。正是这种明确的逻辑关系使得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这也是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一再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并将此作为“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执政党虽然在取得政权的方式上不同，但也存在某种相通或者类似之处，即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民主法律程序的确认。

三、执政党与非执政党的关系不同

由于西方国家的政党是内生党，与政权的关系属于寄生关系，因而决定了西方国家执政党大都属于竞争型执政党，即一国的政党通过竞争、选票或议席的方式执政的政党。在西方，多个政党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周期性地进行平等竞争，然后产生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是政党体制运作的基本模式，体现了西方国家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政党体制，使得西方国家即使出现腐败现象，即便执政党垮台，亦不足以导致整个政治制度崩溃。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马丁·利普塞特所说:“一种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受公民不满引起的破坏:抱怨和攻击针对的是那批仍在其位、仍谋其政的官员，而不是整个制度。”［1］随着政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世界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政党理念趋同化的倾向，政党之间在基本政见方面开始彼此接近，党际合作与政策协调日渐成为政党关系中的主题。由于这种广泛的政党理念认同，各个政党之间往往具有基本相同的政治观念、一致的政治目标，以及重大原则、方针上的共识。在西方，这种政党理念认同表现得十分明显，如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虽然为执掌国家政权争吵不休，但两党在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方面却大同小异。

当代中国政党关系格局中，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关系上，具有“多重化党际关系”［2］的特点。

一是在政治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二是在政权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表现为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这种政权关系中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关系。1989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执政地位的同时，明确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1999 年3 月1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2004 年3 月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都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而这个制度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制度，又是中国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三是在政党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表现为亲密友党的关系。这种政党关系中的亲密友党关系主要表现为，既密切合作，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共同奋斗中形成的、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密切合作的政治联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阶级基础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也转变为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同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党之间是友党关系。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中，民主党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因此，这种友党关系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亲密友党关系是以相互独立，特别是民主党派的相对独立为前提的。具体来说，就是在宪政的条件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民主党派享有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平等的法律地位。从中国政党关系的内在机理看，民主党派的这种独立性和自由性，是其有效参政的重要前提。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群众性政党，而民主党派虽然是政党，但不可能发展成为群众性政党，只能成为“干部性集团”［3］。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的重要政治基础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正如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天地很大，可做的事很多，个人活动范围也很大。合乎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就有很大自由。”［4］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党派的参政是独立的、自由的参政，是有法律保障的参政，且只有在独立的、自由的和有法律保障的条件下参政，民主党派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经济成分出现多样化。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发展程度极不平衡，社会整合的要求与难度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是中国最大最强的政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承担起保障社会稳定，推进现代化顺利发展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在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主体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坚持其参政议政的政治地位，有利于那些伴随新经济成分而起的新阶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由于所有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民主党派在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中，可以发挥参政党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激活更多的政治资源，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避免政治动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的。

四、执政党面对的政治文化基础不同

西方国家政党执政的政治文化背景。西方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其社会内部就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在经济行为、政治观念、价值倾向、思想信仰等方面都有别于封建社会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壮大，占领“阵地”。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涉及国家政权的更迭，在资产阶级背后是强大的“市民社会”，其政治代表一旦掌握国家政权，革命变告成功，“市民社会”则顺利地成为新政权的基础。资产阶级无需像后来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那样，对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内的改造。从一定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已。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国封建社会历经两千多年之久，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相当完备，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也相当系统、精密，在参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主体形象塑造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沉淀，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制度为物质依托，在本质上是以维护封建帝制和君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和人本主义作为主要内容和线索的，它们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在外在形态上表现为以经世致用为基本价值倾向，着重探讨和寻求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方法。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比较注重政治理论与具体政治实践的结合，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直接功利目标;以道德和政治的互渗为基础，把道德伦常推崇为人的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政治对全社会的广泛侵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泛政治主义传统。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推崇社会，片面单一强调个人必须适应社会。在认识和理解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时，推崇国家，以国家吞灭个人。在具体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时，突出人的政治行为的价值目标，强调个体自觉的道德。

首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只有重民和民本思想。现代民主观念中要求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但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是处于社会最低等级的人，是“草民”、“贱民”，这些人在儒家学者设计的讲究伦理道德的宗法血缘网络中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则联为一体，恪守道德规范就是遵守政治法则，“民贵君轻”、“家长本位”。

其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更多的是“人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理论渊源是儒家。法只是封建君主的一种统治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和“儒表法里”的传统构成了一系列的“伪现代化”，仍没有跳出专制、人治的巢臼。现代中国要求依法治国，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伦理治国变革的弹性很小，因而给我们留下了人治传统、家长作风、长官意志、清官思想等历史包袱，成为中国实现依法治国的最大难题，导致现实生活中以政代法、权大于法、权钱交易，“走人情”现象大量存在。当然，传统政治文化中也有为政以德、民贵君轻等合理因素，这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可以善用的宝贵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今天，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当务之急是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陋习，树立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法律意识等法治观念，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稳固的、持久的政治文化基础。

最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没有现代意义上“权力制约”的思想，更多的是“官本位”专制。由于政治泛化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一体化，国家的政治功能无限膨胀，致使在政治是一切、一切是政治的社会中，权力成为了最活跃、最有价值的生存工具和生活杠杆，认为政治权力是万能的。“官本位”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以官职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高低，而为官则是通向权势、财富的必由之路，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权力和官位控制着一切社会资源。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官本位”思想虽有所减弱，但我们依旧可以看到用权力取得声望和财富的案例。有鉴于此，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应是当前和未来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然，除了上述区别外，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在很多方面还有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执政方式。如鉴于中国共产党与政权之间的共生关系，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控制国家政权，不能实行两党制、多党制等竞争性政党体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关系，既要求中国共产党注重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不能以党代政，又要求民主党派积极维护执政党的权威，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不同，因此，执政环境也不同。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积极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努力纠正和克服“人治”与“官本位”思想对党的自身建设的荼毒和影响。

［1］ ［美］马丁·利普塞特. 一致与冲突［M］. 张华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8.

［2］ 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35.

［3］ 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3.

［4］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89 -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