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主义与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论略

李建军

(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宜春,336000)

民本主义与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论略

李建军

(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宜春,336000)

在清末民初文学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传统民本主义思想观念始终如影相随,并内化为一种较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成为当时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和文化资源。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在价值理念、文学观念、主题择取、生产传播等方面所发生的现代转型,均与“民本主义”的直接驱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民本主义 清末民初文学 民族国家 现代转型

关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已有不少富有创新且令人信服的成果,研究方法也趋于多元。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发生期,五四文学是激变期和完成期。在研究视角上,论者多从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外源性因素或者文学体式、文学语言等方面介入。这其中,“民本主义”这一承载着中国几千年丰富政治、文化、思想传统的核心观念在近现代的衍变及其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研究环节。

正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兴趣在于,作为中国自古以来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念,民本主义思想与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发生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它又以何种态势影响或介入文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

一、从“以民为本”到“以民为主”:民本主义的现代转型

清末民初民本主义的现代转型是一个“现代性事件”,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现代性方案”。它与清末民初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及国人同一性的“民族国家想象”密切相关,其转型路径含蕴和折射出特定时代复杂的价值观念、思维认知等内涵。

如所周知,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后,近代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昔日的“天朝上国”备受凌辱。在“强国保种”的迫切吁求下,具有“现代性”特质的西方民主政制等知识通过各种途径引入中国,刷新着国人的知识视野,引发了国人强烈而复杂的情感认同。而与之对应,实际上早在西方民主思想大规模登陆中国以前,作为“中国政治思想中之主流”[2]的“民本主义”也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衍生新义。由此,当外来的民主主义遭遇中国本土民本主义后,开始了它们碰撞交融、互融互汇之旅。

在接触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洞悉中国积贫积弱的病垢在于封建君主专制,由此疾呼“以民为主”“民主君仆”“权归于众”“君末民本”“君主立宪”等口号,力倡“国民”“公民”之建设和“平等”“自由”精神的发扬,冀以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代替旧有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兴民权之微旨”[3]。康有为指出,西方各国的强大根本在于“以民为国”,即国人有参政、议政权力,是现代之“公民”[4]。至20世纪初,邹容等革命党人更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为国家之主人,国家为人民之产业”[5]。他所指的人民,“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6]。不消说,这一观念已经与西方民主观念非常相像了。承此,按照这一思路发展下去,中国语境的现代民主观念似乎指日可待。

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尽管清末民初时期西方的现代民主观念也已经由多种途径进入了中国,但当时国人对其的接纳与借鉴并未采取简单的移植和挪用,而是有选择地进行了甄别和吸收,并使其与本土文化资源——民本主义思想交融,赋予其新意。

梁启超在深入比较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后指出:“孟子仅言‘保民’,言‘救民’,言‘民之父母’,而未尝言民自为治,近世所谓of people,for people,by people之三原则,孟子仅发明of与for之二义,而未能发明by义。”[7]梁启超的这种政治反省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显然是建立在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一种“比附”——即在激赏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同时,依然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民本政治的合理性。甚至在他系统研读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后,依旧用“三世”说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进行推演,并得出了“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8]的结论。很明显,这一结论具有中西杂糅的特色。

梁启超的上述说法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如列文森所说“在理智上与中国疏远,但感情上又要认同中国思想”[9]的悖论。但若联系他给严复的信中所谈,便可听出弦外之音和中心之旨了。他说:“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10]“我中国今日所最缺而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11]若再比对一下严复所论,其具有的策略性和战略性考量便更清晰,严复说:“君臣之伦,盖处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12]。一个“不得已”,将梁启超们的“权宜之计”[13]和面对现实的调适心态毕现无疑。

无独有偶,后来的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陈天华等在论说现代民主主义思想时,也常引用传统“民本”思想为参照,作为其革新现实、拯救国家的精神资源和思想动力之一。如有学者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五权”之说即是“民本思想与西洋民治主义两相融贯涵摄”[14]。不难看出,其与梁启超“中西结婚”[15]的思路仍大体相合。

上述论说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一,现代民主主义观念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资源,在其中国行中,逐渐寻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支撑,与本土坚实的传统民本主义思想资源交融共生。其二,清末民初时期的民本主义在遭遇民主主义的冲击时,并未像某些论者描述的溃不成军,而是在涵化现代“民权”“民主”“自由”等时新观念过程中,不断调适,并逐渐衍生出契合当时国人需要的现代语义。传统民本思想中“民”的概念已由“臣民”“子民”“部民”逐渐演化为具有现代性的“国民”“人民”和“公民”,一种新的民本主义观念及价值体系逐渐清晰并建构起来。其三,在“民主”观念与“民本”思想的交集中,围绕“国民”“人民”“公民”等词所开展的相关阐释和论证活动变得活跃异常。在聚讼纷纭的论争中,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逐渐实现了从“以民为本”到“以民为主”的华丽转身,并向更为现代的“以人为本”思想转型。

二、“救国”与“觉世”:民本主义与清末民初文学的现代转型

如上所述,在清末民初与西方民主主义的碰撞和交锋中,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彰显出其超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在中国朝向“现代”的旅程中不断涵化新知,调适并重构着其价值体系。由此不禁想到列文森论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时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在他看来,外来思想对本土传统的传播和冲击“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使异质的母体社会脱离了原有的轨道”,而当“外来的冲击及其对于原有社会的颠覆达到相当的程度,外来思想就开始排除本土思想”[16]。以清末民初民本主义思想所遭遇的列强入侵、帝制结束等“母体社会”现实而论,其遭遇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但其“回应”和结局显然和列文森所推演的出入较大。

就“民本主义”的现代中国之旅而言,在我看来,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规约和超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已深入人心,其固有的中国文化内涵和心理惯性先验地存在着,本能地应对着对其进行改写的任何企图,并渗透于清末民初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和社会生活等各个细胞中,持续发挥着其深远的影响。以清末民初文学的现代转型论,清末民初民本主义所聚合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文学观念和具有现代民主思想、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理念不仅作为外在语境,影响和制约着文学主题、意义的生产和组织、传播过程,而且作为文学创作的内在需求,驱动着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的现代转型。进一步可以说,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文学自然发展的结果,却与此一时期民本精神的内在要求和近世以来“新民”“合群”“救国”激情的燃烧息息相关。

当从小说谈起。因为作为清末民初文学“三界革命”中声势最盛的革新领域,“小说界革命”所搅起的文学风暴无疑是最具革命性质,也最能反映和说明清末民初文学的“现代”发生史。

在梁启超那篇一直以来被学界广为征引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以政治家撼人心魄的气势断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17]赋予小说“熏、浸、刺、提”四力,并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在我看来,梁氏此论蕴含着丰富的信息。

其一,从“救国”“新民”的主旨出发,刻意夸大了小说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将小说政治化,突出了小说之“用”,使之成为承载和宣扬新道德、新思想的工具,最终达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8]的目的。

若从小说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演进来看,梁启超的文学政治论并不新鲜。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创作的大量文言小说中,以美刺的形式“补正史之阙”、发表政治见解时有显现。即在勾栏肆井的说书艺人有时也会在说书时偶发议论,指责昏君奸佞、劝善惩恶,只是其教化目的未成常态,更未有小说家将小说上升到为政治服务的程度。故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小说始终被排除于正统文学之外,成为“小道”。及至《荡寇志》的出现,开辟了“中国现代政治小说的先声”[19]。其作者俞万春通过对《水浒传》的“翻案”,在让水泊梁山所有“强盗”全军覆没之余,使小说成为儒家纲常名教的教科书。该书后来于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被官方出资大量印行,成为清王朝的政治宣传品[20]。应该说,这一例子是以小说“救世”、将小说政治化并使小说为官方接受的一个生动说明。尔后,在清王朝屡次受挫、帝制衰败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也敏锐地捕捉到小说的这一特殊作用。在梁启超此论发表之前,美国传教士傅兰雅便举行过一次小说竞赛,在其竞赛广告中提及,“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21]。不难看出,傅兰雅的这则广告和梁启超的小说论有诸多相通之处,梁启超或许从中受益。这也进一步说明,清末的“小说界革命”及小说的政治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但问题是,同样是将小说政治化的设计,俞万春和傅兰雅为何没能使“小说界革命”提前出现,并获得和梁启超一样广泛的社会支持?

答案须从梁氏小说论所蕴含的内在理路里寻找。中国古代文学向有“以文治国”“文以载道”的传统,传统民本主义所蕴含的儒家淑世精神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力之一。冯天瑜在《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指出:“民本思想兴起于周代,成于其时的《尚书》《诗经》透现民本思想的处所,数不在少。”[22]以民本主义为基,构筑起自《诗》《书》以来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精神之一。而经由文学来弘扬和彰显民本主义所蕴含的宏论微旨——以“劝惩”为目的,以实用为品格,教化民众,补察时政,移风易俗,阐发“重民”“护民”“惜民”“养民”“怜民”“爱民”等政治、伦理、道德内容,已生长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传统之一。而梁启超显然也是以“文以载道”的固有思维来看小说的,所不同的是,他把所载之“道”加以了革新,将儒家的封建政治伦理替换成了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旨归、“合群救国”的政治理想,亦使得这一小说论具有明显的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特点。而这一点,恰是俞万春和傅兰雅尚未达到的。

其二,梁氏在鼓动小说之“四力”时,先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民本情怀和“立德、立功、立言”意识[23]被外化为其日趋焦灼的“觉世”“醒世”心态,由此将政治小说化,使小说成为“武器的文学”。

仍以傅兰雅的《小说竞赛广告》为例与之对照,该广告指出“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今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篇,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草除,辞句以明显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24]。傅兰雅的思路非常明确,即改良恶俗;采取的方法也稳妥周全,即在革新小说创作艺术的基础上针砭时弊,解决社会问题。与之相对,梁启超就显得有些过急。这鲜明地体现在他强化文学的功用,却只字不提小说艺术上。在新民情绪的激动中,他不但将《水浒传》《红楼梦》视为“诲淫诲盗”之作,即如“新小说”该如何写也无暇顾及。或许在梁氏看来,“写什么”是最重要的,“怎么写”并不重要。

由之我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之一:轻文而重道。其中包含的逻辑是:道的标准第一,文的标准第二。说到底,和中国传统的许多文人一样,或许在梁启超看来,治国平天下乃是文人的“正道”,而诗文纯系“余事”“末事”;“立言”仅仅是手段,“立功”与“立德”才是真正目的。清末民初的许多文人在以“觉世”为己任,自觉推行“以文救国”文学观念时,更多在小说之外提倡新小说,更多关注于小说的政治意义,而对于表现人生、追求艺术技巧方面给予重视明显不足,因此也难以像王国维那样真正将西方小说中的先进观念与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这也难怪有学者指出的:“梁启超打着‘新小说’的旗号,文学观念的核心却是旧的。王国维推崇《红楼梦》,文学观念的核心却是新的。”[25]以此观之,想来与新小说倡导者们“病急等不得慢郎中”的功利主义心态有关。

不惟如是,如果将眼光置于晚晴到五四文学发展的视域中,梁启超遭遇的困境应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一如五四文人在“个人”与“群”之间、“反传统”与“整理国故”之间、“化大众”与“大众化”之间的彷徨。可以说,观念的变迁从来不是一种历史逐渐进步或完善的历史。毋宁说,观念的转移更多是对一种特定历史语境所作出的有效的应激反应,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加以考察和研究。正如王德威指出的,中国的文学革命向来不是所谓的直线运动,而是经常逃不脱“自我回转的夹缠”,“回转常和后退的动作联系在一起。但它并不等同于反动,因为它的运动并不回到原点。……这正是现代性在中国的主要特征”[26]。

进一步推演开去,概念、观念乃至思想和意识形态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作用,并在历史与逻辑规律的共同作用下并存与互动的过程。清末民初文人在倡导新文学、宣扬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新民”说之时,推动文学向“现代”前行的,不仅有“日本体验”和“西方想象”等外源性“现代”因素,也有作为民族文化心理而埋蕴心底的民本主义思想因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来就不是单一指向驱使下的一维运动,而是一个多元交汇、涵容并蓄的“文学场”——现代西方民族国家政治的想象和民主、自由等“现代”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外面”;而民本主义等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本身亦成为文学转型的“内面”。新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实践恰是这二者彼消此涨的结果。

三、结论

综上可见,作为中国自古以来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念,民本主义思想渗透于清末民初中国追求现代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并内化为一种较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深深地影响并制约着现代文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清末民初文学的现代转型进程中,“民本主义”不仅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发生的重要思想支援和内在驱动之一,更是其重要的“文学品格”和“存在特质”,成为此一时期文学持续表现和关注的对象,影响、制约着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的现代转型,牵引着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等过程。

需要补充的是,有关“民本主义”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本身涉及面广,限于篇幅,在此难免挂一漏万。那些未涉及或未展开的,正是我接下去研究和开掘的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至五四时期民本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12CZW066]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强学:戊戌时论选》,郑大华等编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页。

[2]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5页。

[3]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4页。

[4]明夷:《公民自治篇》,《新民丛报》1902年第5期。

[5]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1903年第8期。

[6]邹容:《革命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7]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324页。

[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605页。

[9][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10]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11]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66页。

[12]严复:《辟韩》,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36页。

[13]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75页。

[14]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4页。

[1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63页。

[16][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17]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4页。

[18]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7页。

[19]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晴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20]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21][英]傅兰雅:《小说竞赛广告》,《万国公报》1895年第77册。

[22]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4页。

[2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9页。

[24][英]傅兰雅:《小说竞赛广告》,《万国公报》1895年第77册。

[25]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26]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晴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