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副刊变革动因探析

员怒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五四时期副刊变革动因探析

员怒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中国的报纸副刊自诞生至五四,一直是通俗性文艺的传播媒介,在媒介系统中处于边缘状态。五四时期,在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语境下,副刊发生了变革,产生了以“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为代表的新式副刊,成就了中国副刊上最辉煌的一页。本文拟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影响、新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媒介自身的原因三个方面探寻五四副刊变革的历史动因。

五四副刊 变革 动因探析

中国的报纸副刊自诞生至五四,一直是通俗性文艺的传播媒介,在媒介系统中处于边缘状态。五四时期,在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语境下,中国的报纸副刊发生了变革,产生了以“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为代表的新式副刊。新式副刊改变了副刊的附属地位,将通俗性文艺副刊改造成集思想性、理论性、知识性、文艺性于一体的综合性文艺副刊,从边缘走向了时代的话语中心,成就了中国报纸副刊史上最辉煌的一页。然而,对于五四副刊变革的历史动因,学术界的研究十分不够,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深入探析。

一、《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五四时期的中国仍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变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意识到在封建专制体制内求富强行不通,于是走向政治革命。辛亥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随之而来的复辟分裂与外来侵略的日益加剧,使民族危机更为深重。政治革命带来的制度层面的变革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知识分子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思想文化领域。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新青年》在创刊号“社告”首条中,申明其办刊宗旨是“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1]。陈独秀心目中的“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当然不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而是西方现代文明。因此,紧接着第2条便提出“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2],试图以此来改造青年的思想,进行思想启蒙。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初期的《新青年》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直至1917年《新青年》随陈独秀迁到北大,发起白话文运动,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结合起来,《新青年》的影响才逐渐扩展开来。对于《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不同的文化政治势力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而在文化界颇有实力的研究系与新兴的政治集团国民党先后加入进来。

周纵策教授在《五四运动史》中指出:五四时期“新知识潮流还受到温和的保守派研究系的支持”,“1918年以后该党许多思想领袖,像梁启超、张东荪,都开始放弃实际政治工作,从事于文化与思想的改革。那年冬天研究系在北京的宣传机构之一《国民公报》登出一连串的文章,讨论并支持《新青年》中提倡的一些新观念。1919年初,胡适、周作人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中,与《国民公报》的编辑蓝知非(公武)交换了好几封长信,讨论贞操、语言、改革者的态度等问题。其他出版机构,如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英文常称The China Times)加上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也都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3]。

周纵策教授这里所说的《国民公报》《晨报》《时事新报》都是研究系的机关报。研究系是以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为首的一个政治派别,其前身是1913年成立的进步党,蒲殿俊、汪大燮、蓝公武、张君万力、陈博生等是其骨干分子。1917年研究系曾加入段祺瑞内阁,很快随同段祺瑞的倒台而倒台,1918年段祺瑞重组内阁时,研究系却被排除在外,接着又在安福国会选举中惨败。此后,研究系淡出政界,投身文化教育事业。

研究系的三大机关报中,《国民公报》《晨报》创刊于北京,《时事新报》创刊上海。北京的《国民公报》最早成为新文化阵营的同盟。《国民公报》创刊于1909年,原是清末立宪派的言论机关,民国后成为进步党——研究系的机关报。1917年,蓝公武出任《国民公报》社长。在当时的报纸中,《国民公报》是最早采用白话文的大报之一,蓝公武不仅在《国民公报》上与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对《新青年》诸君也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蓝公武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新青年》诸君之文章,吾虽没有尽读,却也看过好几篇,其中为吾所钦佩的很多,现在可不必细说。从前亡友黄远庸对于改造国语文学,改良社会道德,所有主张,与诸君差不多,所做的文章,虽也有几篇,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投身专做这革新事业,后来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决心抛弃一切,愿奉他一身来尽力于这理想的事业……不意被人暗杀,有志未遂,报恨千古。此外报这种革新志愿的人,吾朋友中很有,都是常想做这事业的。可都误于政治活动,从未切实做去。等于没有这志愿一样。在这几年中,就这新青年诸君,猛力进行,没有好久,居然有许多赞成的反对的,令一般人把诸君所说的话,都成了一个问题研究,这真是诸君开拓思想界的大功,吾是愿以无限的同情来祝愿诸公的。[4]

因此,《国民公报》最为新文化主导阵营所看重。1919年3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一卷第三号在书报介绍中这样说:“我们杂志上所介绍的三种定期刊物——月刊的《新青年》,周刊的《每周评论》,日刊的《国民公报》——虽然主张不尽一致,精神上却有相同的质素;对于中国未来之革新事业,挟一样的希望,读者既读其一,不可不读其二。”[5]

《国民公报》的副刊置于第五版上,称作《新文艺栏》,从名目上便显示出对文学革命的支持与响应。孙伏园曾任《新文艺栏》的编辑,在他编辑期间,鲁迅在《国民公报·新文艺栏》发表了他最早的七篇散文、散文诗,统称为《自言自语》,并翻译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四幕剧《一个青年的梦》在《国民公报》上连载。若不是1919年10月25日《国民公报》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查封,《国民公报》及其副刊一定会有更大作为。

研究系在北京的另一份报纸《晨报》介入新文化运动要晚于《国民公报》。《晨报》的前身为1916年8月创刊的《晨钟报》,1918年9月,《晨钟报》因披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大借款而被查封。1918年12月,《晨钟报》改名为《晨报》复出。《晨报》之介入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源于李大钊的推动。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是进步党成员,并担任过研究系首领汤化龙的秘书。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即被聘为《晨钟报》总编,在《晨钟报》上开辟《新思潮》一栏,每日介绍“欧西名人”一个。因与研究系观点不合,两个月后李大钊即辞职。1919年2月,复刊不久的《晨报》再次聘李大钊为编辑,此时的李大钊已是《新青年》的骨干成员。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晨报》副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积极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副刊。

研究系在上海的机关报《时事新报》于1918年3月创设《学灯》副刊,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为其宗旨。《学灯》兼《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对于《新青年》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并不反对,但他在《白话论》一文中极力推崇梁启超的白话议论文,对胡适的白话诗却不以为然。《学灯》言论栏亦发表文章宣传梁启超发表在《学灯》上的白话议论文,批评《新青年》提倡“白话作诗,不免矫枉过正”[6]。这自然引起新文化主导阵营的不快,以至于傅斯年在《答〈时事新报〉记者》中讽刺道:“别人却不算回事,只有我们梁任公做白话文的第一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机;只有我们主张革新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7]《时事新报》及《学灯》的所作所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被怀疑是“想在主张白话上和《新青年》‘争功’”[8]。但这种状况很快得到改变,在新文化阵营与国粹派的论战中,《学灯》坚决地支持了新文化阵营。与此同时,张东荪在《学灯》上公开发表了《答胡适之书》,言辞恳切地说:“若论起学问内容来,我们与贵同人并没有什么不合,贵杂志不佞也常看见。除了改文为白话的主张以外,也有曾经是不佞说过的,就是白话,不佞狠是赞成,并且主张加文法的要素,仿欧文的构造,早在敝报上发表,这次蓝君志先告我,说先生与我主张一致,可见彼此对于学术内容上的意见实在没有什么不同。”[9]由此可见,无论是《学灯》创刊之初对于《新青年》的不服气,还是后来对于《新青年》的认同与支持,《新青年》之于《学灯》的影响都是明显的。

较之研究系,国民党对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要略迟一些,国民党加入到新文化运动之中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曾这样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10]

孙中山在这里不仅充分肯定了新文化运动,而且肯定了《新青年》的首倡之功。实际上国民党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报刊不止孙中山提到的《星期评论》《建设》月刊,还有国民党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民国日报》便停掉了旧式副刊《民国闲话》与《民国小说》,改出综合性副刊《觉悟》。《觉悟》副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并不亚于《星期评论》《建设》月刊,且坚持的时间更长久。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孙中山更为重视《星期评论》《建设》月刊,或许是因为《星期评论》《建设》月刊更为集中地表达了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和意见,而《觉悟》副刊的党派色彩要淡得多。有趣的是,周纵策在《五四运动史》中提及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支持时却是以《民国日报》为例证的。

从以上分析不难见出,五四副刊的变革直接受益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研究系的《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以及国民党《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都是在研究系及国民党参与到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崛起的。

二、新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如果说《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五四副刊变革的直接动因,那么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则为这变革提供了条件与可能。所谓“新式教育指的是区别于中国传统教育、带有西化教育特质的教育”[11]。中国的新式教育包括国外留学与国内教育两大块:国外留学以1847年容闳等三人去美国求学为其先声,1872年至1881年清廷派遣幼童官费留美为其开端,至五四前夕,中国前往欧、美、日各国留学的学生已不下万人,其中尤以留日学生居多。国内的新式教育正式兴起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建立)、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建立)、广州同文馆(1864年建立)、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建立)、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建立)等新式学堂,突破了以私塾、官学和书院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教育体制,使西学的输入有了一条较为规范正式的渠道。戊戌变法时期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是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以1907年学部统计为例,京师有学堂127所,直隶有4591所,吉林有1526所,湖北有1298所,河南有2692所,出现了‘上有各府州县学堂之设立,下有爱国志士热心教育蒙学女学各种私学堂之设立’的前所未有的争相创办新式教育的局面。”[12]据周策纵研究,五四运动开始时,约有1000万受过某种形式的新式教育的人,“与全国人口比起来,新知识分子的比例是很小的,大概占3%”[13]。然而,正是这3%,从创办主体和接受主体两方面为副刊的变革准备了条件。

从创办主体来看,新式副刊及其报纸的主持人都曾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且不少有留学国外的经历。如《国民公报》的蓝公武、《时事新报》的张东荪、《民国日报》的邵力子、《晨报》的李大钊则都曾留学日本,而担任过《国民公报》《晨报》《京报》三大报纸副刊的孙伏园则是北大的学生。他们与陈独秀一样都曾怀有强烈的政治理想,经历了对政治的失望后将目光投向思想文化教育领域,试图从文化教育入手,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对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自然抱有“无限的同情”,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介——报纸及其副刊投入新文化运动中去,是他们必然的选择。而他们的学养、见识以及人脉资源,使得新式副刊在他们手中办得有声有色。就连一向看重杂志而看不起副刊的徐志摩,在1925年接编《晨报》副刊后也不得不承认说:“我前天偶然看上年的副刊,那时的篇幅不仅比现在的着实有分两,有‘淘成’,并且有生动的光彩。”[14]

从接受主体来看,五四副刊革新的重大变化在于将通俗性文艺副刊改造成传播新思潮、新理论、新知识、新文学的园地。如果没有新式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没有受过一定新式教育的读者群,五四副刊的变革就不可能成功。资料显示,1916年“不包括川、黔、桂三省和未立案的私立学校,学生已达3974454人。1921年—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文学运动前夕中国学生总数为5704254人”[15]。也就是说,五四前夕,学生的人数已达到五百多万人。连同已经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数,合起来也就是周策纵所说的1000万,他们成为五四副刊变革的受众基础。

三、媒介生态使然

尽管晚清以降中国的出版印刷业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对于西学的介绍也具有一定的力度和规模,但仍不尽如人意。胡适在1918年初的《归国杂感》中叹息:“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中文书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看来看去,都是些什么莎士比亚的《威匿思商》《麦克白传》,阿狄生的《文报选录》,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师》,欧文的《见闻杂记》……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内中有几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司,司各脱,麦考来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16]宗白华在《评上海的两大书局》中,也指责当时最有实力最有影响的商务印书馆“十余年来不见出几部有价值的书”[17]。郑振铎在《一九一九年的出版界》中同样批评了当时的出版界:“我统计这一年间出版的书籍,最多的是定期出版物,其次的就是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少的却是哲学科学的书。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出版的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18]直至北伐前夕,张静庐仍认为上海的“新书事业”十分贫弱,“可以销行的一版印上二三千本,普遍五百本一版一千本一版也很多”[19]。

书籍如此,杂志呢?且看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记述的1918年夏他在日本福冈与张资平关于国内杂志界的议论。郭沫若这样描述他对国内杂志界的印象:“我是三年没有回国的人。又住在乡下,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到,而且也是不屑于看的。那时候我最不高兴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那是中国有数的两大杂志。但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章回体。报章的乱七八糟,就在今天也还没有脱出旧态……”[20]而张资平的评价则是“中国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新青年》“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21]

对于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张资平来说,能够通过日本这样一个中介接触到更多西方包括日本的新思潮、新理论、新知识,自然对国内杂志界更加不满,《新青年》在他们眼里也不过“差强人意”。可当三年没有回国的郭沫若问起国内读者的情形时,张资平的回答是:“像我们住在国外的人不满意一样,住在国内的学生也很不满意。”[22]

五四之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涌现的新思潮报刊达400余种”[23]。然而存在着极大的隐忧。正如郑振铎所说:“就定期出版物上讲,他们的种类虽多,专门研究的却绝无仅有;他们的言论固然都很正当新颖,但是多是辗转得之别的杂志,都是出之于直觉,有实在的研究根低的却绝少。因之,我对于他们虽然乐观,我还恐怕他们成为‘春雨后的菌’吓!”[24]郑振铎所说的还只是杂志自身的问题可能导致杂志的短命。另一方面,政治上的被查禁、人员的流散、资金方面的困难同样会使这些杂志成为“春雨后的菌”。就拿发表郑振铎这篇《一九一九年的出版界》的《新社会》杂志来说,1919年11月创刊于北京,1920年5月即被查封。直至1924年12月《京报副刊》创刊时,孙伏园在发刊词中仍旧感叹:“而在中国,杂志又如此之少,专门杂志更少了,日报的附张于是又须代替一部分杂志的工作。”[25]

有学者认为:“副刊实质上是传播媒介功能互补的产物”,“处于报纸与杂志的中间地位”[26]。五四时期新思潮书籍与杂志的短缺与短命,使副刊不再安于报纸和杂志的中间地位,而是寻求变革,部分地承担起杂志的功能,拓展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报界自身看,影响较大的老牌商业大报《申报》《新闻报》《时报》的副刊多年来一直是通俗文学的阵地,形成了品牌效应,拥有大量固定的读者。《申报》《新闻报》五四时期的发行量在三至五万份并呈持续上升势头,其他报纸副刊要想与之竞争,必须另谋他途。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无疑为副刊的变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时事新报》与《民国日报》正是借助于《学灯》与《觉悟》副刊的创办提升了报纸的竞争力,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尤其是《时事新报》,甚至取代了《时报》在教育界的地位。张静庐先生在《中国的新闻纸》一书中这样说:

上海的新闻纸,从事于新文化运动的,要称《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最初,上海和内地的教育界所喜欢看的日报,莫过于上海的《时报》,因为《时报》在当时,对于教育界的新闻记载特别详细之故。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全国青年的思想,为之一新,《时报》的主编者,不晓得迎合时代潮流,连一张副刊都不肯出版,仍保留其《余兴》《小时报》的老套头。因此,《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应时而起;延宗白华为主编,撰述者都是一时之选,于是学界极表欢迎,《时报》十余年来在教育界里所打下的根基,不能不动摇,以至于倾圮。[27]

有学者认为:以报刊业务的锐意革新而闻名的《时报》在五四副刊的变革中并非毫无作为。在传统副刊《余兴》《小时报》之外,《时报》首创我国报纸的专业性副刊,从1919年2月至1920年6月,先后创办了《教育周刊》《妇女周刊》《实业周刊》《文艺周刊(美术附)》《医学周刊》《英文周刊》《儿童周刊》《时代思潮》《图画时报》等专业性副刊,遗憾的是这些专业性副刊不是内容陈旧就是过于专业过于冗长,以致很难吸引读者[28]。因而同是“替代一部分杂志的工作”,《时报》的专业性副刊,影响远远不及综合性的四大副刊。

其实《时报》副刊倒是为五四副刊变革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印证。不同于《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及其副刊的主编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时报》副刊的主编包天笑、毕倚虹基本上是旧式文人,对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即使不反对也难以积极响应,行使总编之责却无总编之职的戈公振毕竟学历资历不够,这就使《时报》副刊的变革未能成功。另外,专业性副刊不像综合性副刊那样读者面广、容易吸引人,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著名作家沈从文曾指出:“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泰戈尔、爱因斯坦的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胡适之、丁文江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出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须由副刊找机会。”[29]历来不为人所重视的报纸副刊,在五四时期却成为支配“全国知识分子的兴味和信仰”的主流媒介,五四副刊变革的意义不言而喻。而探寻其动因,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五四副刊的变革,而且也能为我们今天的媒介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四大副刊’与五四新文学研究”[14YJA75103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社告》:《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

[2]《社告》:《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

[3]周纵策:《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04页。

[4]蓝公武:《贞操问题、拼音文字问题、革新家态度问题:蓝志先答胡适书》,《新青年》1919年第六卷第四期。

[5]《新潮》1919年3月第一卷第三号。

[6]好学:《言文一致之提倡》,《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11月16日。

[7]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1919年3月第一卷第三号。

[8]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9]张东荪:《答胡适之书》,《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3月15日。

[10]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第209～210页。

[11]李宗刚:《新式教育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2]李宗刚:《新式教育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3]周策纵:《五四时期各派社会势力简析》,《五四运动史》(附录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8页。

[14]徐志摩:《周作人先生来函附复·志摩附复》,《晨报》副刊,1925年12月18日。

[15]李宗刚:《新式教育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6]胡适:《归国杂感》,《新青年》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

[17]宗白华:《评上海的两大书局》,《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0月8日。

[18]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出版界》,《新社会》1920年1月第七期;《郑振铎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19]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127～128页,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64页。

[20]郭沫若:《创造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7页。

[21]郭沫若:《创造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7页。

[22]郭沫若:《创造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8页。

[2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页。

[24]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出版界》,《新社会》1920年1月第七期,《郑振铎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25]孙伏园:《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1924年12月5日第一号。

[26]姚福申、管志华:《中国报纸副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页。

[27]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第33页。

[28]参见姚福申:《五四时期〈时报〉的副刊改革》,《新闻与传播研究》1992年第4期。

[2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47～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