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

范冬梅

(汉口学院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212)

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

范冬梅

(汉口学院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212)

19世纪后期,当时的传教士将莎士比亚剧作引入中国,此后它被中国社会广泛接纳,到了20世纪初期,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社会的翻译、出版进一步增多,其传播范围也更为广泛。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引入有助于中国和西方的思想文化交流,同时也有助于增进中国对外国思想、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了解。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学者对莎士比亚剧作的研究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本文主要以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传播为基础,首先简要介绍了莎剧在中国的翻译概况,然后对莎剧在中国出版的思想意义和概况作了论述,最后重点论述了莎剧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以及其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莎士比亚剧作 翻译 出版 传播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诞生了莎士比亚这位享有盛名的伟大剧作家,他一生创作的戏剧有37部。由于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戏剧中充满了对人性的理性思考和深入发掘,再加上他精妙的构思以及超群的文采,在当时的文学艺术领域,他的作品不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现实意义,甚至超越了时代,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莎士比亚的剧作被引入我国已经有一百多年,这期间,大批学者为了使读者对莎剧内涵有更深入的理解,以及更好地传达莎剧的人文主义思想,他们对莎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翻译工作,而莎剧在我国的出版更加丰富,传播也更加广泛。

一、莎剧在中国的翻译

中国读者最早接触的外国作家之一就是莎士比亚,外国传教士最早将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而中国学者介绍引入莎士比亚,则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下面笔者从时间顺序上来具体梳理一下其翻译历程。

1894年,严复在他翻译的《天演论》的《进微》篇中,提到了这位戏剧诗人。8年后,梁启超第一个将Shakespeare翻译成莎士比亚,极力地推崇他[1]。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出版的一书《懈外奇谭》,是兰姆兄妹改写最早的中译本《莎士比亚故事集》,翻译了10个故事[2]。第二年,林纾与魏易共同翻译了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并题名为《吟边燕语》[3]。同年,蒋观云发表的《中国之演剧界》中,赞赏了Shakespeare剧作的社会作用[4]。19年后,包天笑翻译喜剧《威尼斯商人》,译本题名为《女律师》,并刊登在《女学生》年刊的第二期上[5]。此后,林纾又用文言文翻译了5种莎剧,即《亨利第四纪》《雷差得纪》《凯彻遗事》《亨利第六遗事》和《亨利第五纪》[6]。五四运动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大量地介绍欧美文学艺术,莎剧的翻译也受其影响,加快了步伐。其中田汉就是我国第一个以白话剧本形式译莎剧的翻译家,他计划翻译莎剧10种,但最终只有两种:《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1924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田译本出版,此时,中国出现了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潮,而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就相继被翻译成中文。

到了1930年,梁实秋也开始了莎剧的翻译工作,并经过39年的辛勤劳作,于1968年终于将《莎士比亚全集》译完,这在中国的翻译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学术界对其翻译版本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是该译本的信实、通顺、贴近原文、翻译充分等特点却是被广大学者所认可的。他的译本接近于“直译”,译文具有铺陈、精美的散文风格[7]。

1931年,曹未风也开始翻译莎剧。他总共翻译过15种莎剧,其中《威尼斯商人》等11种剧本,曾以《莎士比亚全集》的总名先后由贵阳文通书局在1942年—1944年出版。上海文化合作公司在1946年又用《曹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总名出版了其中的10种剧本。曹未风还撰写过《莎士比亚在中国》(1954)、《莎士比亚生平及其作品》(1934)、《论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1957)等研究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论文。曹未风的风格更接近于口语,而不是“文章体”,他认为口语不仅有利于舞台演出,而且能使原文的妙处得到充分的体现[8]。

但是翻译莎剧“居功至伟”的是作家朱生豪,他在学生时代就喜读Shakespeare的作品,而且翻译态度极为严肃,力求用明白晓畅的文字传达原著的神韵。1936年,朱生豪就译出了第一部《暴风雨》,接着他又译出了《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第二十二夜》等喜剧。到1944年,他已译出了莎翁全集中的全部悲剧、喜剧及一部分历史剧,总共三十一部。1947年,朱生豪的莎剧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分喜剧、悲剧、杂剧3卷,共有27个剧本,题为《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新中国成立前夕,莎士比亚的作品大多数都翻译成了中文。而不少的剧作有好几种中译本,采用文言、白话、诗体、散文等形式,异彩纷呈,各有千秋。曹禺是首个用戏剧来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并将其用于舞台演出,比如他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用于四川的剧团演出,因而他更加提倡翻译要朗朗上口。1948年,孙大雨先生的《黎琊王》诗体译本问世,可以说他是首先有意识地以“音组”对应“音步”来移植莎剧素体诗的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方平的《亨利五世》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翻译著作,方平主张不加掩饰地以粗俗译粗俗,以符合莎剧中的基本色调。1956年,卞之琳先生翻译了《哈姆雷特》,之后他又分别译出了《奥瑟罗》《里亚王》和《麦克白斯》。他在其中融入了汉语的发音和行文规律,进一步推进了素体诗诗行的格律试验。1957年,吴兴华对《亨利四世》这一历史剧进行了翻译,他在翻译中结合了五音步无韵诗的创作,并十分追求译文的朗朗上口,以更具耐读性。

1964年,为了纪念莎翁诞辰4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并邀请几位翻译家对朱译的莎剧,进行了校订、补译,并将6个历史剧以及全部诗歌补全。后来由于国内的十年动乱,这一计划没能实现,直到1978年,《莎士比亚全集》才面世。它是国内最完备的Shakespeare中译本,也是我国第一部外国作家的全集,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而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改革开放、对外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从而使包括莎翁作品在内的外国文学名著中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在中国的影响极大。

二、莎剧在中国的出版

(一)莎剧出版的思想意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从一个封建、保守、自闭的社会转变为开放、民主、融合的社会。而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最需要的也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封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都急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思想中解脱出来。所以,在那段特殊时期里,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大量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当时的思想界相继进行了思想解放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而这些运动可以使人们获得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东西文化精神也在交流中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在不断的启示中获得前进的动力。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影响也随之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此外,莎剧还通过舞台表演形式,来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在当时也被很多人用来进行思想宣传活动。例如:在文化方面,西方文学的学习态度从以前的被动接收转变为主动学习,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被大量翻译,因为当时的文学作品含有大量的人文主义思想。而莎剧不仅含有人文主义思想,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所以当时的中国学界会选择莎剧作为主要翻译对象。

(二)莎剧出版的概况

在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陆续到中国进行传教,同时也把莎士比亚的剧作引入中国。在当时的一些刊物上,其著作的一些片断都被刊登过。1903年,Shakespeare的作品最初在上海达文出版社出版,并以《懈外奇谭》作为其书名。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了林纾和魏易的《吟边燕语》,剧作虽然是用文言文译出的,但是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也多是以此为基础,并稍加改编而成。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而反映文艺复兴时期进步思潮的莎翁作品,就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极大欢迎。此时,莎翁著作的单行本,在上海出版和销行,其中就包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田汉译作《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9]。朱生豪当时在上海世界书局担任编辑,翻译作品非常的努力,而在1944年他因病去世。曹未风与朱生豪为莎剧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作出了很大贡献,在50多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人们对莎士比亚的剧作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而且在上海和重庆等一些大城市,有时还会演出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由于戏剧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以及曲折离奇的剧情,吸引了很多人的观看,也让很多人为之着迷。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莎士比亚著作出版也变得更加热烈。其著名作品的单行本,在市场上往往供不应求。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曹未风的译本15种,印量81700册,以及方平的译本两种,印量2250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了12卷本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这之后又多次重印。

“文革”期间,西方的文艺作品几乎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全盘否定,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国家出版局觉得书荒严重,1978年组织全国的印刷力量,重印外国著名作品,引起了社会震动。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共11卷,这是“文革”以后出版界的重大举措之一。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版莎士比亚的作品种类就更加的丰富多样,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79年、1983年和1984年分三次出版了10种曹未风译本单行本,并在1991年—1995年出版了孙大雨译《罕茉莱德》等6种单行本和选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等。

现在中国翻译的世界名著非常多,各国的大作家也为数不少,所以现代人们对他很少称呼莎翁了。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不断再版。国内20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选集和单行本,到了1995年,再版的累计印数已经达到了6万多套,这作为西方作品的全集之一,是相当可观的[10]。值得称道的是,这套全集初版写的“前言”署名为“编者”,而实际上为责任编辑施咸荣的手笔,现再版的全集,都改署了施咸荣的名字,这表示出版者铭记他的功劳和贡献。199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另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称为增订本,而内容分编为历史剧集、传奇剧集与诗歌卷等,总共6册[11]。而这套全集翻译的原文,是以199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河滨本莎士比亚全集》为依据,并且以朱生豪的译作为底本,请一些专家进行校订。2002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注释版单行本。随着几十年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其精神追求也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莎士比亚全集》也是一版再版,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到了2011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才宇校译的《朱译莎士比亚戏剧31种》[12]。

1986年,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如约举行,莎士比亚戏剧从文本的出版走向了舞台表演,并紧密结合了中国的表演艺术和莎士比亚戏剧艺术,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包容之势,展示出我国文学艺术界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热情。

三、莎剧在中国的传播

(一)莎剧在中国的传播途径

1．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莎剧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因此被迫和外国列强签定了不平等条约,这其中就包括允许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不仅仅传入了西方的宗教,同时传入了西方的许多文学作品。莎剧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最早被传入中国。

这些传教士之所以能够最早在中国传播莎士比亚剧作,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想在中国大地传播西方基督教的教义。然而,自汉武帝以来,就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在整个中国社会,儒家文化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历史长河里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因此要想在中国传播的其他文化,那么就必须找到该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契合点,这样才不会遭到中国文化的抵制。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有些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传教了,并且所取得的成果也比较明显,最成功的要数利玛窦。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在传教过程中,充分挖掘利用中国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是他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对传教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由于利玛窦的传教取得的很好的效果,很多传教士纷纷向其学习,这些传教士开始把士大夫群体作为其传教突破口,因为士大夫掌控着社会主导权。而且,他们对单一传授教义的方式进行了改进,以士大夫群体的需求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文化策略。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西方传教士们除了向中国社会传播教义,同时也将许多西方优秀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而西方文学中,莎剧包含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这有利于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从而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些传教士往往会选择莎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传教士就成为最早向中国传播莎剧的人[13]。

2．中国欧美留学生在中国传播莎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和文学作品也开始流入中国。在传入之初,中国社会普遍是一种抵制的态度。然而,随着一段时间的调整,中国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逐渐认识到这种差距,并开始对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以及优秀文学进行深入地学习。随着外国输入到中国的知识量逐渐无法满足他们对新知识的渴望,这些知识分子决定去国外留学。这就引发了中国近代的一股留学热潮,他们在留学回国之后,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国内,并将这些文化知识在国内广泛传播。这是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并且这些留学生传播外国文化知识的影响要比外国传教士大得多。莎士比亚剧作也自然在留学生传播的西方文化之中,继传教士之后,留学生又掀起了新的传播浪潮。

国内知识分子的第一次留学浪潮主要集中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这些中国留学生在此期间对莎剧有了更加频繁而深入的接触,并且对莎剧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辜鸿铭就是这些留学生中的一个代表,他在留学期间深入学习研究了几乎所有的莎士比亚剧作[14]。到了20世纪初,魏易从国外留学归来,基于在留学期间对莎剧深入的了解,他协助林纾翻译出了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并以《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命名。在当时,他们的翻译版本十分流行,而且具有权威性,当时的中国剧院上演的莎剧基本上都是以该版本为依据进行改编而成的。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期间也深入研究了莎士比亚剧作,并在阅读过程中用文言文对书中的每一个剧本都进行了详细的点评。再后来,梁实秋在留学期间对莎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翻译传播莎剧的代表性人物。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在中国介绍传播莎剧的重任落在了中国欧美留学生的身上,基于其在欧美留学期间对莎剧的学习研究,他们将学习和研究成果都引入国内,并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也使得更多的人开始了解莎士比亚剧作。经过了留学生的传播之后,在当时的学术界,莎剧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继外国来华传教士之后,中国欧美留学生就成为在中国传播莎剧的最主要的力量。

3．中国学者受日本戏剧改良运动影响传播莎剧

在20世纪初期,中国戏曲不断向西方戏剧学习和借鉴,但是这个过程往往要将日本作为“中转站”,在向日本新派剧学习时,对西方戏剧也有了间接的学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之所以要将日本作为“中转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经过了传教士和留学生的大力传播之后,虽然西方戏剧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它仍然缺少足够的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冲击力度;第二,由于当时中国的文化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缺少直接接受西方戏剧的条件和土壤。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主要是学习日本,以日本为“中转站”进而学习西方先进知识,这几乎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思想潮流。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中日双方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在战争中被打败之后,不得不对日本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定位,并正视这其中存在的差距以及中国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正是由于这种思潮的推动,许多中国的戏曲人才,比如李叔同、陆镜若、曾孝谷、吴我尊、黄二难、欧阳予倩、李涛痕、马绛士等,他们或依靠官费送派或自筹经费,都东渡日本学习,并充分利用日本这个“中转站”,对西方戏剧进行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在当时,日本的戏剧改良运动,对这些留学日本的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回国之后,将日本改良过的莎剧在中国广泛传播。在这个时期的留日学生当中,田汉可以说为后来的莎剧在中国传播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在其留学日本期间,他就深入系统地学习了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作品,也正是这段时期的学习钻研,为他后来回国后从事莎剧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莎剧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随着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它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创作、学校教育以及思潮变迁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尤以文学方面的影响最为突出,比如中国话剧的产生和莎剧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充分借鉴学习了以莎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的前提下,中国传统戏曲才有了突破性的变化,并最终创作出了中国现代话剧。并且话剧家们在进行剧本的创作时,莎剧对他们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国话剧的起步阶段,很多话剧家都是以莎剧为模本来进行创作的。曹禺是我国著名的现代话剧家,他在中学期间对莎剧就已经有所接触和了解,并且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他后来的话剧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对莎剧的兴趣爱好,曹禺才会深入学习和研究莎剧,并将其所收获的成果同我国传统的民族戏剧、民族文化相结合,并最终形成了具有浓烈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15]。

莎剧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体裁的转变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除此之外,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受到莎剧的很大影响,莎剧使学校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同时也使学校课程结构的设置产生了变化,特别是对中国专门戏剧院校而言,莎剧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

自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剧作诞生以来,它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到如今,莎士比亚剧作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它绽放的魅力让无数人为之痴迷。就我国莎学而言,其形成时间相对较晚,但其发展却十分迅速,随着近百年的研究发展,我国学者对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随着时代语言的发展,莎士比亚文学翻译的各类“复译”和“媒体再现”情况也将屡见不鲜,将更能从时代受众心理需要出发进行展现,也将更为清晰地体现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变迁中民族的审美方向,这也说明莎士比亚艺术具有绵绵不断的阐释性。近一个世纪来,莎士比亚戏剧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各种莎剧,以及围绕莎剧出版的各种书籍共多达千种以上,真是永远的莎士比亚。本文也从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剧作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笔者相信在今后的莎剧研究以及中国戏剧的创作上还会取得新的成果。

注释:

[1]焦飏:《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严复〈天演论〉的翻译》,《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

[2][英]兰姆兄妹:《莎士比亚故事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3]黄焰结:《译本解读:〈吟边燕语〉的个案研究》,《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4]李群:《近代中国“悲剧”观的引入、形成与日本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5期。

[5]李伟民:《从单一走向多元——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及其夏洛克研究在中国》,《外语研究》2009年第5期。

[6]彭建华:《论林纾的莎士比亚翻译》,《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7]刘亮亮、熊辉:《曹未风的莎剧翻译刍议》,《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8]朱宏达、吴洁敏:《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介思想和成就》,《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9]张佩瑶:《从话语的角度重读魏易与林纾合译的〈黑奴吁天录〉》,《中国翻译》2003年第2期。

[10]乌依罕:《莎剧的中国当代改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1]施亮:《先父施咸荣的翻译生涯》,《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

[12]李娟:《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期。

[13]李智:《利玛窦与王岱舆会通儒学之异同比较》,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年。

[14]任宗仪:《二十世纪上半叶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传播》,长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年。

[15]徐群晖:《论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关联》,《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