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与古典美学的建构

胡鹏林，韩文革

（1.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2.武汉理工大学 学报编辑部，湖北 武汉 430070）

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

中国古代学术体制，是以经学为主导的，其他学术除了官方史学之外，都是微不足道的。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就是特指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最初是指孔子编撰的六经，即《尚书》、《诗经》、《礼记》、《乐记》、《周易》和《春秋》，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经书宝典，其中《乐记》在秦朝焚书坑儒中亡佚，剩下“五经”，经过汉代、唐代和宋代的三次增补，最后形成“十三经”。宋儒朱熹还从《礼记》中抽取两篇文章《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自此之后，“四书五经”成为元、明、清时期科举取士的官方教科书，更加强化了经学的地位。

经学在宋代出现了分歧，一派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万物的本原，形而上即道心，形而下即人心，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另一派是以程颢、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认为心即理、理即心，“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程朱被认为是格物派，程颢、陆九渊被当作格心派，是心学的开创者。心学在明代进入鼎盛期，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理，心明则理明，心是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清代的经学也出现新变化，康熙时期崇尚宋代的理学传统，乾隆之后则转向尊崇汉代的经学传统，并发展为朴学，即考据学，亦称为乾嘉学派，重视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等考据问题，清代统治者的思想钳制和学术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是导致这种转变的两个主要原因。经学经历汉代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之后，晚清时期慢慢衰落，最终被现代学术所取代。

由是观之，美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体制中是不可能产生的，即使现在被称之为美学经典的著述，在古代学术中也是毫无地位的。但是，美学的观念史与经学的发展史又不无关系，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讲述。中国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的冲击下建立的，中国美学就是随着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设立而开创的，最初是在西方美学的译介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20世纪上半期的美学形成期，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丰子恺、俞剑华、滕固、蔡仪等人为代表。他们的美学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推动美学学科的建立，表现为课程设置、教材撰写和讲授课程。1898年，梁启超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依然以经学、子学、史学为主，西学则是实用科学；1902年，张百熙主持制定《钦定大学堂章程》，文科分为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七个门类；1904年，张之洞等人制定《奏定大学堂章程》，“美学”首次进入教会大学之外的、中国官方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成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1906年，王国维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主要考察了经学和文学两类大学，认为文学科大学各分支学科除历史科之外，都必须开设美学课程。由此可见，20世纪初期传统经学的地位依然非常高，经学的学术也是最受重视的，美学只是西学中的通识课。美学进入现代大学之后发展非常迅速，为了配合美学的课程设置，还出版了各种版本的美学概论，上海书店1989年编撰的“民国丛书”中，就收入了吕征《美学概论》、黄忏华《美学略史》、范寿康《美学概论》、吕征《现代美学思潮》、朱光潜《谈美》、蔡仪《新美学》、陈望道《美学概论》等，这些都是在西方美学的框架之下编著的，是可以作为教科书或参考书使用的美学概论。此外，很多留学回国在大学任教的人文学者，都纷纷讲授美学和艺术学的相关课程，如朱光潜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讲授诗论和文艺心理学，其讲稿后来出版为《诗论》、《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宗白华在东南大学及改名后的中央大学讲授美学和艺术学，其讲稿《美学》、《艺术学》也保存下来了；滕固在上海美专、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讲授中国艺术史课程，其讲稿《中国美术小史》和专著《唐宋绘画史》得以出版，亦对艺术美学多有裨益。美学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共同支撑下，发展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学科，也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为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外在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在译介西方美学的基础上，提出现代美学构想，并把美学、艺术学与艺术创作相结合。一是翻译和介绍西方美学。这个时期的美学家几乎都受到了西方美学的影响，也都介绍过西方美学思想，王国维译介康德和叔本华，朱光潜翻译了克罗齐《美学原理》，宗白华译介了德国美学思想，丰子恺翻译了黑田鹏信《艺术概论》。二是提出现代美学构想。之所以称之为美学构想，而不是美学理论，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美学家几乎都是在西方美学启发下形成的中西合璧的美学思想，并不是从中国文化艺术土壤中生长出来，如梁启超在康德美学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趣味说，王国维把康德和叔本华哲学与中国古典意境说相结合生发出来的境界说，蔡元培在康德美学基础上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蔡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提出美是典型说等。三是把美学、艺术学与艺术创作相结合。采取这种做法的都是艺术家或艺术史家，包括邓以蛰《艺术家的难关》、《画理探微》、《六法通铨》、《中国艺术的发展》等，丰子恺《艺术趣味》、《艺术漫谈》等，俞剑华《中国绘画史》、《国画研究》等，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等，他们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画论、书论等艺术理论，也融汇了西方美学和艺术学，在较广的视域中推动了中国美学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个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论争期，以朱光潜、李泽厚、蔡仪、吕荧、高尔泰等人为代表，其观点分别是：朱光潜“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说”、李泽厚“自然的人化说”、蔡仪“美在客观说”、吕荧和高尔泰“美在主观说”。这场美学大讨论，最初是由批评朱光潜先生引发的。追根溯源，可以回溯到左翼文艺与朱光潜之间的分歧。解放前，鲁迅、郭沫若、黄药眠、蔡仪、邵荃麟就对朱光潜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解放初期，《文艺报》组织蔡仪、黄药眠与朱光潜就距离说、移情说和美感等问题展开讨论。1955年，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胡适、胡风等人的批判，并迅速发展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肃反运动。为了响应这一运动，胡乔木、周扬、邓拓、邵荃麟等文艺界领导人分别照会朱光潜，说批判朱光潜的运动并非是整人，而是为了澄清思想。

1956年，美学大讨论正式拉开帷幕。首先，朱光潜发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贺麟、黄药眠、蔡仪、曹景元、敏泽、李泽厚等人纷纷发表论文批判朱光潜。其中李泽厚的观点影响较大，他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认为自然本身并不是美，美的自然是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他不仅批评了朱光潜，还批评了蔡仪的美是典型说，认为美有具体形象性和客观社会性，美感具有矛盾二重性，即美感的个人心理的主观直觉性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地形成一个统一体。针对各方批评，朱光潜发表《美学怎样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继续反思和探索美学问题。蔡仪在此期间，三论我的美学思想和我的批评者，四论现实主义问题，既回应各方批评，也为美是典型说辩护。

1957年，朱光潜发表《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李泽厚发表《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分别阐述了各自的成熟思想。1956年至1959年期间，蔡仪三论我的美学思想和我的批评者，四论现实主义问题，既回应各方批评，也为美是典型说辩护。此外，吕荧发表《美是什么》，认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此前还发表了《美学问题》（1953），认为美是人的一种观念；高尔泰发表《论美》和《论美感的绝对性》，认为美是主观的，不存在客观的美。至此，你方唱罢我登场，终于落下了帷幕。

由是观之，从最初由批评朱光潜引发大讨论，到不同派别纷纷登台阐发各自的哲学立场和美学思想，以及朱光潜后来作出的自我批评和主客观的调和来看，都体现了此时期的美学发展生态：过于执着美的本质问题，把美学上升到哲学观的高度，最后被当作政治立场来批判，远离了学术，远离了美的艺术。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美学家们虽然还是从美的本质出发，但是并未进行你死我活的大批判，而是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格局，还有意识地把美引向文化、文学艺术，出现和谐论美学、文艺美学、艺术美学等美学方向；90年代以来，美学家们要么从文学艺术中总结美的本质，要么放弃美的本质，从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中总结美的基本特性，以特征论取代本质论。这种变化是可喜的，美学不再哲学化、政治化，而是艺术化、多元化，美主要从艺术中来，应该回到艺术中去。

第三个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王朝闻、蒋孔阳、胡经之、于民、周来祥、刘纲纪、王向峰等人为代表。宗白华的散步美学，朱光潜的西方美学译介，李泽厚的美的积淀说，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王向峰的艺术美学，于民的气化和谐论，周来祥的和谐论美学，蒋孔阳的实践论美学，蔡仪、王朝闻、刘纲纪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各种美学主张、美学研究方向多元共存，成为80年代文化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了十余年的热闹，水落石出、潮退拾贝，留在岸边的磐石和彩贝并不多，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反而是散淡的宗白华先生，其代表作为《散步美学》。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宗白华先生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取向，他既受到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熏陶，又在德国留学时期受到西方美学和艺术学的影响，坚持从中西艺术和美学对照中探讨中国艺术及美学问题，秉持大美不言之精神，不慕虚名，不染是非，美在散步中妙悟偶得。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学转型期，以张世英、叶朗、曾繁仁、朱立元、张玉能、杨春时、周宪、王一川、张法、王岳川、王德胜、彭锋、刘悦笛等人为代表，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1.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延伸和重释，如张世英的天人合一、叶朗的美在意象、王一川的审美感兴论、王岳川的书法美学等；2.现代美学的研究和推进，如周宪的审美现代性、王一川的审美体验论、王德胜的文艺美学等；3.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如朱立元和张玉能的实践美学、杨春时的新实践美学等；4.美学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如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彭锋和刘悦笛的生活美学等。但是，不论他们赞同哪种美学观点、从事哪种美学研究，也不再像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一样，纷纷提出美学观点进行详细论证和激烈论争，而是从美学思想启蒙者转变为美学学术研究者。思想家的淡出，学问家的凸显，这是现代学科细化、思想被抛弃、文化被分解之后的结果，面对这种结果，既有忧虑，思想浅薄化，文化庸俗化，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淹没于群魔乱舞之中；也有惊喜，思想文化下移，不再被学者和思想家独享，而是融入大众之中，如何引导大众合理行使其话语权，才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今，大众早已不需要思想启蒙，美学的学术研究也慢慢进入狭窄的通道，但是另外一扇门正在打开：艺术之门。建国之前的三十年，享受艺术受到了战争的限制；建国之后的头三十年，享受艺术受到了政治的限制；新时期三十年，享受艺术受到了经济条件的限制。现而今，战争、政治和经济的限制都已解除，艺术的需求正逐渐增强，而且后劲十足。艺术拍卖会的火爆，鉴宝类节目的升温，民间艺术的复活，这些也都显示出艺术需求的强大。因此，各大高校纷纷扩充或新设艺术专业，高校艺术生人数已经位居第一，每年都在稳步上升。在这种形势之下，从艺术门类中总结出来的美学理论，终将重新回到艺术之中，艺术美学也将迎来一个美好的春天。

中国美学是在开创了现代美学之后，才开始进行中国古典美学的历史建构，下面简要讲述这一建构过程。

二、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建构

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了两千余年，这些思想及其著述最初并没有被当作美学来看待，只有美学学科在中国产生之后，才回溯美学发展史，并在现代学术框架中进行了历史建构。

20世纪上半期，美学虽然在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的推动下，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学科，也成为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新学术。但是，此时的美学主要还是引介西方美学的基本观念，例如梁启超的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王国维则是从康德、叔本华美学观出发来探讨中西美学之交融的，蔡元培也是在康德美学基础上发挥其“美育代宗教说”，朱光潜的《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也是引介西方近代美学思想，宗白华虽然撰写了中国艺术意境及中西绘画等相关文章，但也未言及系统的中国古典美学。因此，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西方美学的引介下，激发中国美学的学科建构及学术兴趣，中国古典美学的历史建构还没有被提上日程。

20世纪60年代，是建构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准备期，宗白华和徐复观作出了很大贡献。

1963年，宗白华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美学史专题讲座，提出了中国美学史的建构方式。这个时期，他还负责主编《中国美学史》，他和汤用彤等人主张在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脉络中梳理中国美学史，周扬等人建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统领中国美学史的编写，由于两派意见相左，最终未能完成。宗白华提出的中国美学史的总体思路，对后来中国美学史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不但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美学思想，而且在历代的著名的诗人、画家、戏剧家……所留下的诗文理论、绘画理论、戏剧理论、音乐理论、书法理论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而且往往还是美学思想史中的精华部分。”[1](p12)

可见，宗白华尤其注重各种门类艺术美学，还撰写了绘画美学、音乐美学、建筑美学、书法美学等章节纲要和单篇文章，因为西方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美学主要是总结各种门类的艺术实践，反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宗白华的这些文章于1981年结集出版，题名为《美学散步》，对当代美学影响深远。宗白华的美学史设想，后来由担任过其助教的叶朗完成，即1985年出版的《中国美学史大纲》。

1966年，徐复观在台湾出版《中国艺术精神》，此书所谓艺术精神，其实就是美学思想，只不过侧重于从艺术中提炼美学思想。他认为中国艺术精神由孔子和庄子开创，孔子之仁是与音乐紧密结合的，文学常是儒、道两家，后来又加入佛教；庄子开创的纯艺术精神，以及玄学思维，主导了中国绘画千余年。因而，他在“自序”中阐发了总体思路：“经过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后，才追到魏晋玄学，追到庄子上面去。发现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功夫所把握到的心，实际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宋以后所谓禅对画的影响，如实地说，乃是庄学、玄学的影响。我自己并没有什么预定的美学系统，但探索下去，自自然然地形成为中国的美学系统。”[2](p3)

这种思路虽有片面之处，如仅仅从音乐和绘画角度讲述中国艺术精神，其面过于狭窄，再如把中国艺术精神归结为庄学和玄学，其论过于武断。但是，从艺术发展和孔庄思想角度把中国美学进行了梳理，且发人所未发，并非平面地讲述美学历史，对后来古典美学的历史建构具有很大影响。但是此书直到1987年才在大陆出版，先后有五个版本，2010年被编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史的建构取得了很多成果，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如实地反映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且以文学艺术所蕴含和总结的美学观念为主线，兼及经学、哲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审美理论，这种思路延续了宗白华的构想，以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为代表。叶朗以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为考察对象，把中国美学史分为发端期、展开期、总结期和近代美学等四个时期，分别论述了先秦两汉美学、魏晋至明代美学、清代前期美学、晚清至五四美学，客观地描绘了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此书也因此一直成为美学史的经典书目。刘纲纪《中国美学史》（2卷3本，1984、1987）、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3卷，1987-1989）等美学史都坚持这一思路，这种美学史框架至今仍被沿用。另一种思路是，从著者的美学观出发，以其美学观来统领美学史的建构，因此这种美学史通常带有较强的个性色彩，主观地选择所需的美学历史材料建构各不相同的美学史，这种思路可以追溯到徐复观，以李泽厚《美的历程》（1981）和《华夏美学》（1989）为代表。李泽厚把中国美学分为龙飞凤舞、青铜饕餮、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魏晋风度、佛陀世容、盛唐之音、韵外之致、宋元山水意境、明清文艺思潮等十个时期，以文化散文式的笔法勾勒了中国美学发展的轮廓，既把自己的哲学观念和美的积淀说灌注于美学发展历程，又以优美的语言概论中国文化之美，因此《美的历程》在80年代初期一经出版，洛阳纸贵，发行数十万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种审美文化史，契合了当时的文化热。他后来还撰写《华夏美学》，专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美学，从礼乐传统出发，最后回到儒道，从社会与自然、情感与形式、艺术与政治、天与人等关系中，讲述其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美学观念。以这种方式从事美学史研究的比较少，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1984）和《气化和谐——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独特发展》（1989）（后来合为《中国美学思想史》于2010年出版）、王振复《中国美学史教程》（此书2002年初版题名为《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2006年再版改为此名，2009年修定版又改名为《中国美学史新著》）勉强可以归为此类，前者以“气化谐和”论来建构个性化的美学史，后者则从文化根性着手进行美学史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史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建构方式，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张法《中国美学史》（2006），从历史文化角度勾勒了远古、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明清等六个时期的美学发展，对各个时期的审美趣味进行了概括总结，语言平实晓畅，清晰地呈现了美学发展脉络。再如曾祖荫《中国古典美学》（2008），从艺术发展角度勾勒了巫史艺术时代、理性艺术时代、自觉艺术时代、古典艺术时代、启蒙艺术时代等五个时期的美学发展，打破朝代限制和以美学家为论述对象的限制，清晰地呈现了艺术发展史中的美学史。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3卷，2007）在同名原著（1998）的基础上增订为三卷本，认为中国古典美学是以意象为审美本体、以味为审美体验、以妙为审美品评，以此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梳理了以先秦为奠基期、以汉代和魏晋南北朝为突破期、以唐宋元为鼎盛期、以明代为转型期、以清代为总结期的脉络，既注重先秦子学、秦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等文化形态，也关注诗文、绘画、书法、音乐、戏曲、建筑等艺术形态。祈志祥《中国美学通史》（3卷，2008），认为美是普遍愉悦的对象，美学就是感觉学和形式学，美学史就是感觉经验理论史，以儒家美学、道家美学、佛家美学为中心，兼及各个时期的诗文、书法、绘画、园林、戏曲、音乐等门类艺术美学，这种美学史建构较为独特。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4卷，2000），从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之间、道与器之间的文化层面切入美学研究，把美学史当作文化史来讲述，拓展了美学史的研究思路。王振复《中国美学史教程》（2006），从文化根性出发，建构了一种关于审美之道的美学史，即从远古巫史起源、先秦子学、秦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的脉络建构美学史。这些美学史中，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和祈志祥《中国美学通史》作为厚实的个人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张法《中国美学史》和曾祖荫《中国古典美学》则趋向一种有深度的通俗，不再局限于严谨的学术考证，尤其是概括了审美趣味和艺术之美，呈现了美的世界及其简明清晰的发展脉络，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变化。

除了以上这些整体的中国美学史建构之外，新时期以来出现了断代美学史、门类美学史、美学范畴史等其他类型的美学史建构。断代美学史包括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和《汉代美学思想述评》，王明居《唐代美学》，吴功正《六朝美学史》、《唐代美学史》和《宋代美学史》，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卢善庆《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等。门类美学史是指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戏曲、小说等门类的美学史，包括陈方既《中国书法美学史》，邓乔彬《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史》，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袁禾《中国舞蹈美学》，朱恒夫主编《中国戏曲美学》，叶朗《中国小说美学》，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等。美学范畴史则主要是梳理中国美学史中的各种美学范畴，包括王振复主编《中国美学范畴史》（3卷），成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等，另有数十部研究中国古典美学各种范畴的专著，也为美学范畴史和美学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最后，我认为中国美学史的撰写，不应该局限于高深玄奥、宏阔卷本的历史建构，这种建构虽然是学术需要，但是也会因为玄奥的思想、晦涩的语言而掩盖了美，如果能够以清晰的思路、晓畅的笔法、平实的语言，让读者明白美之所以为美，以及美学史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是如何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如果能够像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和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一样建构美学史，美学史就不仅仅是美学界的学术问题了，还能像文化史或文学艺术一样，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汲养。

[1]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