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席力图召古佛殿的正殿属性研究★

莫日根 孟春荣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1)

席力图召坐落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头巷北端，是一座坐北向南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占地面积1.3万m2，建筑面积达5 000 m2。整个建筑群采用南北为轴、东西相对称的“伽蓝七堂制”汉式寺庙布局形式，但又有所变通，整个建筑群宏伟壮丽，独具风格，1986年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席力图召又译为锡热图召、席勒图召，“席力图”是蒙古语“法座”之意，召是蒙古语“寺”之意，初建于明万历年间。清康熙年间被赐汉名“延寿寺”。

1578年蒙古土默特右翼首领阿勒坦汗与西藏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进行了会晤，互封封号，阿勒坦汗率众皈依佛门，并许诺回土默特后建寺供佛，1579年阿勒坦汗在今呼和浩特建造了大召，1582年，阿勒坦汗逝世，其子僧格都棱汗继承父业，效仿父法，皈依佛教，邀请三世达赖到蒙古传教，为迎接其到来，于1585年在大召东侧不远处建造了一座寺庙，以供三世达赖驻锡传教，即是今席力图召前身。1588年，三世达赖在蒙古逝世，弥留之际要求其随身高徒希迪图·噶布楚代其坐床，进行寻找其呼毕勒罕的工作，最终以希迪图·噶布楚为首的寻访队伍认定阿勒坦汗之孙松木儿台吉之子为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即未来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此后四世达赖在希迪图·噶布楚的护持下在席力图召举行了坐床典礼并跟随其学习经典，1604年，希迪图·噶布楚亲自护送四世达赖回西藏坐床，返回呼和浩特后接手主持席力图召，获得“席力图呼图克图”的称号，是为“席力图一世”。

席力图召是内蒙古地区早期建造的格鲁派寺院之一，历经明清两代的建造，但历史上进行过多次扩建、改建、重建工作，使得寺院中殿堂建筑多有变动，加之遗存的文献记载较少，所以其早期寺院建筑情况在后人记录过程中多有出入。

在现存席力图召中轴线西侧院内有一座称为“古佛殿”的建筑，被普遍记载为席力图召前身，但在早期对其介绍时却多一笔带过，不进行具体描述，有的在记述上存在出入。例如成书于1937年的《绥远通志稿》中对于席力图召的历史追述及其在民国时期的状态描述较为详尽。对寺中牌楼、石狮子、佛塔、碑亭、大经堂都有较详细的描述，但对西院之古佛殿未用一字。再如1976年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史编写的《内蒙古文物古迹简述》提及席力图召“原来是一座小喇嘛庙，现寺里西侧的一座小殿，俗称古佛殿的，就是明代原来的一座面阔仅三间、进深仅一间的硬山式建筑物。”这里对于古佛殿的建筑描述与现存遗迹不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古佛殿的记述同样语焉不详。

对于古佛殿建筑较完整的表述目前为止只见于宿白先生在其所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中的记录，1993年宿白先生参观呼和浩特及附近藏传佛教寺院，其中包括席力图召，其中涉及席力图召前身问题，“该召兴建曾得到三世达赖之支持，知其建年亦在万历间。初建时规模甚小，即今召西侧护法堂院的位置。护法堂院现存前后两佛殿。后佛殿俗称“古庙”。传为席力图召的最早建筑，“古庙”硬山造，阔五间，深四间，内以厚墙分割作三部分:中间部分为具有前厦的阔、深皆三间的佛堂;佛堂左、右各隔出一长间。佛堂内减中心两柱，沿左、右、后壁建坛，后壁前坛上正中原奉释迦，现新塑大威德等护法像。天花、藻井俱旧物。左长间以前奉三世佛，现新塑千手眼十一面观音。右长间以前奉护法像，现新塑绿度母。此“古庙”布局特殊，非创建时原貌。

前佛殿俗称“古佛殿”，殿前设三间前廊，廊后为阔、深俱五间的经堂，经堂后接阔、深皆三间的佛堂，佛堂外左、右、后三面设廊。经堂前部减四柱，最后一排中心两柱前置高座。佛堂正中减两柱，堂内沿左、右、后壁设坛。后壁前坛上奉三世佛，左右壁旧绘十八罗汉、四天王，天花、藻井亦是旧物。此“古佛殿”建筑布局大体与大召大殿相似，但经堂不与佛殿外左、右、后廊相通，使佛堂外三面廊形同虚设，此盖晚近重修后的情况。这是目前看到的对古佛殿建筑方面最详尽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宿白先生提到此古佛殿与大召大殿相似，不免会使人将二者联系起来，从前文可知，大召与后来称之为席力图召的寺庙从建造时间上相差不远，建造者分别为阿勒坦汗及其子僧格都棱汗，由于大召在当时蒙古地区宗教、政治、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可以推断其寺院的建造规模及建筑形制是当时后建寺庙争相仿效的对象，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事件是1586年，在漠北鄂尔坤河中游右岸建立额尔德尼召时，喀尔喀封建主们一致同意采用大召的图纸。可以说，大召的建筑形制对明末蒙古地区早期的格鲁派寺院建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在这一时期建造的席力图召，理论上应该也延续大召的建筑形制，不可免俗。

进入清代，大召由于被封为康熙皇帝“家庙”，历史上虽有修缮，但对寺院中建筑形制少有改变，文革时期大召被呼和浩特市友谊服装厂无偿占用，多处建筑被毁，但正殿免于破坏，得以原始状态的保存，这为后人研究蒙古地区的寺庙建筑艺术的源流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将大召正殿与席力图召古佛殿比较，会发现二者有很大相似之处。

大召正殿、古佛殿皆面南背北，前堂后殿，由门廊、经堂、佛殿三部分组成。整体为汉藏混合式，经堂外立面具有明显藏式建筑特征。大召门廊、经堂、佛殿屋顶为汉式歇山顶，其中佛殿为重檐歇山，三顶依次升高，形成序列。古佛殿由于占地面积较小，门廊只设一小顶，未有如大召门廊的歇山顶气派，使得门廊、经堂、佛殿屋顶三者关系较突兀，不如大召正殿屋顶关系舒展。大召正殿门廊面阔三间，经堂面阔七间，深八间，殿内采用减柱法，紧接的佛殿阔、深俱五间，殿内亦采用减柱法，殿内柱子皆为圆柱。佛殿外侧绕建围廊一匝，南面围廊与经堂后壁连建，并于东、西隅辟小门，通向外边围廊，用以转经之用。古佛殿门廊面阔三间，经堂阔、深俱五间，殿内采用减柱法，紧接的佛堂阔、深俱三间，殿内柱子皆为圆柱。佛殿外侧绕建围廊一匝，南面围廊与经堂后壁连建，但并未在东、西隅辟小门，通向外边围廊，围廊无实际用途。这种做法不符合格鲁派的正殿形制，疑为后期封堵，宿白先生也觉是晚近重修后的情况。大召正殿经堂顶部采用平棋顶，每单元绘莲花图样，内写吉言，经堂顶部中央位置设八角藻井。西壁从北向南依次绘有弥勒菩萨、降六师神变图、明王护法神像金刚手，东壁从北向南依次绘有文殊菩萨、降六师神变图、马头明王。南墙绘四大天王，北墙东、西两侧主尊各绘十一面八臂观世音菩萨立像，颜色上西白东红，殿内圆柱无彩绘。佛殿顶部亦采用平棋顶，每单元绘佛教人物，比经堂顶部绘制逾加精美。顶部中央位置设八角藻井，紧邻藻井东西两侧分绘曼荼罗一幅。佛殿东西南北四壁绘有壁画，北壁绘有五佛图，东西壁绘十六罗汉。南壁左面绘十六罗汉的侍者居士羯摩扎拉，右面绘布袋和尚，东南西三壁加之共十八罗汉。殿内圆柱上有龙纹或山水彩绘。古佛殿经堂顶部未有平棋顶、藻井装饰，四壁应为后绘的佛陀故事壁画。佛殿顶部采用平棋顶，应是明时旧物，每单元绘佛教人物，顶部中央位置设八角藻井，佛堂东西壁绘十八罗汉和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两两绘于东西壁最南端下方。大召正殿佛殿内沿东、北、西三面设高台，北壁前坛正中奉三世佛，其中释迦牟尼像为银质包金，头戴花冠。三世佛两端各一宗喀巴像，东西高台奉两大度母、八大菩萨、两大护法，其中八大菩萨皆为立像，头梳高髻戴花冠。东侧从北向南依次奉绿度母、四菩萨、马头明王，西侧从北向南依次奉白度母、四菩萨、金刚手，释迦佛前有两根龙柱，龙形为升龙，两条盘龙腾空盘绕，雕刻精细，龙雕高达10 m，外面用金粉涂抹，内部是黄泥纸浆铸成。古佛殿佛殿内沿东、北、西三面设高台，正中供三世佛，三佛皆金身，蓝色肉髻。东西两侧供奉八大药师佛和护法，东侧为药师佛和骑羊护法，西侧为药师佛和事业王，但每侧有两药师佛置于北侧，整体呈倒“L”布局，且八大药师佛均为坐像。佛殿四根柱皆为龙柱，工艺与大召相同，但在制作水平上远远逊于大召佛殿的龙雕，其南侧龙柱的盘龙为升龙，盘曲升腾，呈二龙夺珠之势。北侧释迦佛前龙柱的盘龙为降龙，龙头两两相望。

从建筑形制，殿堂内装饰、供奉佛像比较二者，发现古佛殿与大召正殿非常接近，尤其佛殿中的盘龙柱，在后期的寺院建筑中少有见到，应该是较忠实效仿大召正殿的产物，具有正殿特征。乔吉先生在其1994年编写的《内蒙古寺庙》一书中关于席力图召的记述中强调了席力图召的法座早期设在古佛殿，希迪图·噶布楚代替三世达赖坐床的地点就在古佛殿，成为席力图一世后，其驻锡的古佛殿香火旺盛，蒙古右翼三万户译经师聚集在其门下，间接表达了古佛殿即早期席力图召正殿的意思，只是没有从建筑方面详细阐述。德勒格在1998年编写的《内蒙古喇嘛教史》中提及“古佛殿又称甘珠尔庙，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席力图召的前身。”“甘珠尔庙”称呼的由来应是1602年～1607年希迪图·噶布楚领导右翼三万户译经师将《甘珠尔》全部翻译成蒙文一事。这里“庙”即指“殿”，“甘珠尔庙”即“甘珠尔殿”。

在藏传佛教寺庙中，其中心建筑正殿在藏语中称苏克沁殿，意为聚会的大殿。西藏地区佛教建筑的发展从吐蕃时期佛教的传入开始，从建筑形式上经历了最初的模仿印度、尼泊尔和中原佛寺，逐渐融合吸收当地本土建筑的特征形成了汉藏混合的主要殿堂建筑形式，并且这类建筑形式在格鲁派得势时期得以基本定型，成为明末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当时蒙古地区的主要建筑类型。

在蒙古地区早期的格鲁派寺院中，主要殿堂皆为汉藏混合式，正殿建筑更是如此，更多应用和强调藏式“都纲法式”空间和汉式建筑形制中的歇山顶以及廊柱环绕的副阶周匝形式。在未与索南嘉措会晤之前，阿勒坦汗就已在阴山下的土默川上建立了“大明金国”，都城即设在今天的美岱召，1556年在原城堡的四角及城门建起五座塔楼，形成帝制。1572年“建寺大青山”，其寺为灵觉寺，即美岱召的西万佛殿，但是一座汉式建筑。直到1581年～1606年间，阿勒坦汗孙媳妇五兰妣吉在美岱召建造了正殿和麦达里活佛寝宫，前者为汉藏混合式，后者为较纯粹的藏式建筑。从时间上看，可以看出明末蒙古人对于汉藏混合建筑形式的热衷效仿正源于大召建立后的时间段。

在文献记录中席力图召的前身之所以被称为小庙，其“小”应来自与大召的寺院规模比较，席力图召初建时的寺庙规模现已不得而知。如果将古佛殿认为其当初正殿，其门廊面阔三间，经堂阔、深俱五间，佛堂阔、深皆三间的建筑体量与大召正殿门廊面阔三间，经堂面阔七间，深八间，佛堂阔、深俱五间的建筑体量相比较远远逊于大召，故谓之“小”的原因。

这里还需要提及另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即小召，据《内齐托因呼图克图一世传》记载，小召建于阿勒坦汗之孙俄木布洪台吉时期，约1621年～1627年或在此之前建造，在清代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与大召、席力图召并列于归化城“八大召”之列，可惜毁于文革时期，今只剩一座牌楼标示其地点，其建筑信息只能通过遗存影像获知。在日本人长尾雅人著的《蒙古学问寺》一书中，提供了1943年对内蒙古地区一部分藏传佛教寺院的考察情况，其中绘有小召的正殿平面、东立面图纸，并标注了殿内所供佛像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其与大召正殿的相似性。

比较大召、席力图召、小召，会发现三座寺院均为阿勒坦汗及其家庭成员所建，三庙在空间距离上皆百步之遥，自大召由西向东一字排开，且依次向北后移。大召正殿、席力图召的古佛殿、遗存影像上的小召正殿皆为汉藏混合形式，这是明末格鲁派寺院形制早期进入蒙古地区的明确标记，由于此三寺为阿勒坦汗家族建庙，可以认为是蒙古封建主认可的殿式建筑标准，在藏传佛教传播过程中具有范本效应;另一方面可以视作是阿勒坦汗及其后裔为加强阿勒坦汗及其家系神圣化的一种物化体现。

如上述推断成立，席力图召与现存其他内蒙古地区格鲁派寺院有较大的区别，即有两座正殿，一座建于明代，一座建于清代。1694年～1696年，时任席力图召主持的席力图四世呼图克图用两年时间修缮扩建庙宇，修缮后的寺院规模面貌在蒙文版的《托音二世传》中有记载:“修十二丈见方之二层主庙。外面彩漆精画，其美丽殆非人工所能为。前面修可容一千喇嘛念经法会之大都纲，其西南修释迦牟尼庙，两侧为二十一位达拉哈佛庙。主庙东南修渡佛母庙，两侧为四位护法庙。主庙之北修十四丈长之天堂楼房，其西修一释迦牟尼庙，其东与之对称修三位长寿佛庙。”小召呼图克图内齐托音二世与席力图四世呼图克图处同一时代，其对当时席力图召的描述不应有错，虽然其所描述的寺院景象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火灾之前的景象，但其在寺院建筑布置上如文中所说主庙西侧的释迦牟尼庙应该就是现在的古佛殿。现在我们看到的席力图召正殿应为火灾后光绪年间重建，由于正殿是寺院中主体中心建筑，所以新建正殿仍沿袭前堂后殿的建筑法则，建筑风格为汉藏混合式，这个时期由于席力图召在内蒙古地区的强大宗教地位，加之内蒙古地区汉藏混合式的建筑形式已经发展成熟，因此整个正殿较初建时的古佛殿在气势规模上更加宏大，装饰级别也更加华丽，整个寺院的轴线位置向东偏移，使古佛殿居于西侧。

古佛殿属明代旧物，但推断后期应遭较大破坏，从现存调研情况看，佛殿保存较好，但佛像可能早期受损，疑为某些后补。经堂受破坏较为严重，壁画皆为后期绘制，粗糙缺乏神韵，殿内有漏水现象，多处出现浸泡。作为席力图召初建寺院时的中心建筑，古佛殿应更好的予以保护，对于研究明末蒙古地区格鲁派寺院初建建筑形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应随着寺院轴线位置的偏移而被忽略研究。

［1］宿 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2］乔 吉.内蒙古寺庙［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3］金成修.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长尾雅人.蒙古学问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5］额尔敦昌.内蒙古喇嘛教［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6］乔 吉.蒙古佛教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7］伟 力.呼和浩特召庙壁画［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10):51-62.

［8］奇 洁.内蒙古席力图召及其古佛殿壁画研究［J］.阴山学刊，2013(6):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