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寅村哈尼族妇女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

李凯冬

（红河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论甲寅村哈尼族妇女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

李凯冬

（红河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以梯田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和父系社会结构，使哈尼妇女在传统文化中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在现代化背景下，哈尼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急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强烈碰撞与冲突，甲寅村哈尼妇女在宗教祭祀、生产劳动、民间艺术和文化教育等活动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参与范围不断扩大，并在文化活动中实现了角色的嬗变，为哈尼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种现象应引起广大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的重视，从而为保持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提供参考，同时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关注妇女的作用。

哈尼族；妇女；文化参与；传承；创新；传播

前言

（一）甲寅村概况

哈尼族是我国西南边疆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绝大部分集中分布于云南南部红河（礼社江）下游与澜沧江之间的山岳地带，即哀劳山和蒙乐山的中间地区。其中，哀劳山的元江、墨江、红河、元阳、绿春、金平、江城等县，是哈尼族最为集中的地区。[1]勤劳勇敢的哈尼人民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创造了以梯田农耕为核心的灿烂文化。红河县甲寅村是哈尼族最大的村寨，是红河哈尼族五大土司之一——瓦渣土司署所在地，加上周围分布了大量的民族村寨，传统上已形成一个哈尼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哈尼村寨特征在甲寅村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商品经济，周边的村寨形成相对专业的生产部门以满足甲寅村的商业需要，如清东村的打铁业、二丙丁村的豆腐制作、龙普村的编篾业等。在现代化背景下，甲寅村自发顺应了城镇化的需要，逐渐吸收周边的哈尼人民扩大村寨规模，自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同时辐射周边的村寨，形成城乡一体化格局。同时，作为哈尼族长街宴的发源地，加上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作夫村的蘑菇房、他撒村的十二龙泉、绿树格的梯田等，使甲寅村成为哈尼文化旅游的中心村寨。由于甲寅村城镇化特征显著，接触汉文化时间早，因此一度被部分学者认为甲寅村哈尼文化已残缺不全，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许多传统哈尼村寨民族文化急剧变迁甚至濒临消失的现代化背景下，甲寅村的哈尼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过程中得到了完美的重塑，并系统的保留了下来。

（二）主要考察的哈尼族妇女群体

根据民族文化的沉淀程度，可将甲寅村的哈尼妇女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型。主要指60岁以上的哈尼妇女，这种类型的哈尼妇女生长在传统民族文化环境中，较少与外界接触，对于民族文化耳熟能详，民族情感根深蒂固，并固守着本民族的传统，既不能接受现代文化，也不愿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反思，缺乏文化自觉意识。这部份妇女当前主要在家庭中扮演老母亲和婆婆的角色，基本上处于安享晚年的状态；二是过度型。主要指40-60岁的妇女，一方面，这种类型的妇女早年在父辈那里接受了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经历过家庭礼教和仪式的熏染，对民族文化具有较深的理解和自然的情感，另一方面，这部分妇女接受了少量的现代学校教育，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成长，经历了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迫使这部分妇女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对本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固守、否定到再认识的情感过程，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能够清晰的辨别“民族的”和“外来的”关系，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现代文化。这部分妇女正值中年，较少在外供职，也较少外出经商打工，而是留在家乡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负责养育儿女，赡养父母，维持民俗生活；三是现代型。主要指20-40岁的哈尼妇女，这种类型的哈尼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生、成长，接受了完整的学校教育，受到媒体的强烈冲击，只是在偶尔参与民俗活动的时候受到民族文化的零星影响，对于民族文化没有深刻的认识，感受不到文化的冲突，因此，这一代哈尼妇女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大众文化处于一种混淆的状态，分不清什么是“民族的”、什么是“外来的”，少了一份对民族文化的情感，多了一份对大众文化的追求。这部分妇女大部份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离开学校以后希望走出哈尼山寨外出经商或者打工，只有年节时候偶尔回家回味淡淡的乡愁，这份乡愁不是来源于民族文化传统，而是因为亲友健在。本文主要探讨以40-60岁为主的，包括其它年龄段具有过度型特征的哈尼族妇女。[2]

一 哈尼妇女参与的文化活动

活动是文化的载体，哈尼妇女参与的各种民俗活动体现出其在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通过田野调查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哈尼妇女参与的文化活动具有较大的差别。

（一）哈尼妇女参与的宗教活动

哈尼族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并以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鬼神祭祀、祖先崇拜等为表现形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祭祀规范，总体上可以分为村社性祭祀和家庭性祭祀两大类型。

村社性祭祀活动有“伙罗索”（祭水井）、“昂玛明”（祭寨神）、“哈拉罗”（祭虎）、“赶脱脱”（在出村口拉线阻挡各种邪恶）、“米米”（震慑恶火神）等，传统上，村社性祭祀活动由以“昂师”（村寨宗教领袖）为首的祭司团主持，一般每户派一个男性成员参与，妇女负责在家里准备所需祭品，但不得到祭祀点参与祭祀。以哈尼族最盛大的宗教活动“昂玛明”为例，哈尼族的村寨，无论大小，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寨神林，有一棵保护村寨风调雨顺、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禽畜满圈的寨神树，每年按村寨的传统进行一次祭祀，由哈尼族村寨的宗教领袖“昂师”主持。祭寨神当天，每家每户都必须准备一碗黄糯米饭和一个红鸡蛋，由家里的一名男子带到寨神树前进行祭祀。当年生儿子的家庭另外再带上一只公鸡、一瓶酒，带儿子去祭祀叩头；如果家里生的是女孩，则另带一瓶酒去即可，无需带公鸡，也无需带女儿去叩头。祭完后从寨神林带一块猪肉回家，一部份当天下午煮熟祭祖后由家人享用，一部份留到春耕时节祭祀秧田和棉田。晚饭时，各家准备两碗或四碗饭菜，派一名男子到寨神林与“昂师”共进晚餐。寨神林是哈尼村寨最神圣的地方，平常不允许妇女靠近，男性也只有“昂玛明”当天才能进入，但现在已有明显变化，先是接受外地的女游客、摄影师、学者等参观，然后逐渐接受女婴带公鸡到寨神林进行祭祀，直至接受并公开认可哈尼妇女代表家庭带着祭品到寨神林祭祀，目前还没有妇女参与当天的晚餐，但女性在村社性祭祀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实现了“零”的突破。

高铁的建设工程浩大，耗费时间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项目东道国，一般难以筹集到修建高铁的全部资金，通常要求承建商“带资承建”或者提供对修建的融资。“带资”承建高铁在目前来说是常见的也是有必要的，这是中国高铁贸易的一种优势。但是高铁项目盈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中国高铁“走出去”都使用这种办法，资金不足的巨大经济压力足以压垮中国高铁。即使采用目前比较成熟的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来承建国外高铁工程，但项目收入取决于高铁建成后的运营收益，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因此实现短期盈利是比较困难的。此外，高铁运营和维护成本高等问题也会限制其盈利空间，因此投资风险显而易见。

家庭性祭祀活动有年节中的祭祖活动，农耕祭祀，“莫咪”（天神）等神灵祭祀等。传统上，妇女主持家里的祭祖活动，男子主持神灵祭祀，农耕祭祀也有男女分工，男性主持梯田农耕祭祀，女性主持棉田农耕祭祀。由于家庭性祭祀活动不具公众性，相对比较宽松，在祭祀活动中的男女分工逐渐缩小，尤其是哈尼男子外出情况逐渐增多，家里没有能够主持家庭祭祀的男子而由妇女代替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即使男子外出回家，也因常年在外，疏于民俗事务，而不得不让妇女代劳。哈尼妇女逐渐取代男子成为家庭性祭祀活动的主持者。

除此，哈尼妇女参与的宗教活动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现象进行考察，即哈尼妇女祭拜佛教寺庙的情况。由于甲寅村是瓦渣土司署所在地，而瓦渣土司比较崇尚汉文化，因此甲寅村有寺庙文化传统，土司时期建有文星阁、龙王庙，附近还有永兴村寺庙和邑宜都村寺届，过去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就有祭拜寺庙的传统。文化大革命时间文星阁被禁用，龙王庙被捣毁，甲寅哈尼人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开展宗教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哈尼人到遥远的寺庙进行祭拜，本世纪初在甲寅村寨神林旁边建了一间寺庙。当前，每到初一，十五，哈尼妇女自发到寺庙烧香拜佛，为家人祈福，举行庙会的时候，哈尼妇女准备蒸糕、糖果到寺庙祭拜，期间载歌载舞，体现出明显的哈尼文化特点。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还会集队到杨寺庙等有名的寺庙许愿还愿。哈尼妇女对于寺庙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二）哈尼妇女参与的生产劳动

传统上，我们习惯用“男耕女织”来形容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因此研究哈尼族的学者也习惯将这一术语套用到哈尼族的男女生产关系中来，但深入考察哈尼社会，这一模式并不能很好的描述哈尼社会的男女劳动分工，“男女并作”更能反映哈尼人的劳动状况[3]。哈尼族民间有这样的俗语：“女人不耕田，男人不织布”，意思是女子不能犁田和耙田，男子不能织布，并有相应的哈尼族传说故事和禁忌，但这并不意味着女子不能参与田间劳作，男子不能参与土布生产，女子除了不耕田，其它如插秧、除草等大量的工作由女子完成，在棉田，翻地等重体力活一般由男子完成。在家务劳动方面，也是相互配合。总体来讲，除了严格禁止不能做的事情以外，一般都由男女共同合作完成。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量甲寅村的哈尼男子外出经商、打工，只有妇女、老人和小孩留守村寨，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重担大部份落在妇女的身上，哈尼妇女不再坚守“女人不耕田”等禁忌，在男子不能回家务农的情况下，由妇女完成包括耕田犁田、农耕祭祀在内的所有耕作活动。另外，由于甲寅村城镇化的程度比较高，非农收入成为哈尼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本地经商和打工的哈尼妇女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一大部分哈尼妇女从事的工作与民族传统有关，如在家制作民族传统服饰和手工艺品，开土特产店，从事旅游服务等。

（三）哈尼妇女参与的民间艺术活动

服饰与歌舞是哈尼族民间艺术的主要形式。传统上，哈尼族喜欢用自织自染的土布制作民族服装，以黑色和蓝色为主，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偶尔用蓝色丝绸面料制作服装，款式为无领右襟上衣，长裤，衣服的托肩、大襟、袖口、胸前和裤脚皆镶有花边，最外层的花边必须是手掌宽的黑布（年青女子的袖口可以是彩色的），然后依次是一条或三条手指宽的黑布条，和一条两手指左右宽的彩色图纹花边（据说图纹花边传统上由妇女编绣而成，现在基本上用现成的工业产品），胸前挂成串银饰，用黑布包头，自前往后系腰带，下垂两块长方形的、两只手掌大小的精美刺绣腰摆。当前，哈尼妇女基本上用各色现代工业面料制作服装，但款式不变，花边不变，并依然以土布服饰和丝绸服饰作为节日庆典中的正统服饰。黑布包头因其笨重、发型繁杂等特点，佩戴的人逐渐减少，而胸前的成串银饰则佩戴得越来越多。听当地妇女讲，过去经济条件差，买不起银饰，现在条件好了，都想把它买齐，有的还买了几套准备留给女儿和儿媳。在民间歌舞方面，甲寅村哈尼人一般在夜间进行集体恋爱时表演，或者在劳作的时候唱山歌，只有在“苦扎扎”节的最后一天，男女老少一起在秋场上公开表演。哈尼舞蹈和乐曲比较单一，只有山歌歌词可以自由创作，自由发挥。当前，哈尼妇女成立舞蹈队，参加各种表演，其歌舞在传统基础上加入了各种元素，逐渐丰富多彩，并将歌舞搬到街头，成为日常娱乐的形式，有的舞蹈队还自己出钱请人制作录像带，时常拿出来进行自我欣赏。哈尼妇女从事的民间艺术活动越来越丰富，人际空间越来越大，在身心获得极大愉悦的同时，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为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哈尼妇女参与的教育活动

按不同的内容，可将哈尼族教育分为两大类别：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和汉文化教育。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由于哈尼族没有文字，更没有本民族的传统学校，因此哈尼族的民族文化教育主要以家庭教育、家族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主。家庭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生产生活常识，家族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父子连名制为核心的“启波然”（一个祖先的后代）观念，社会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民俗宗教文化和村社观念。传统上，哈尼妇女参与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活动限于家庭中，其内容以生产生活知识为主，文化教育参与面较窄。当前，哈尼妇女的文化自觉意识不断加强，活动空间不断扩大，不再满足于了解与女性有关的片面传统文化知识，而对民族的整体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通过参与民俗事务、阅读民族文化文献、接受媒体传播等方式不断学习、探究，逐渐形成对民族文化的整体认识。

在汉文化教育方面。甲寅村是瓦渣土司署所在地，而瓦渣土司比较崇尚汉文化，因此在土司时代即重视汉文化教育，并影响了一大批富裕家庭的哈尼子弟。民国时期，国民党为了传播自己的政治思想，在甲寅村举办了学校教育，因此，解放前，甲寅村就有了汉文化教育的传统。由于男尊女卑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这一时期，女子几乎没有接受汉文化教育的机会。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设学校，鼓励哈尼人民将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但因经济困难，劳力不足，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还是较男子少。自上世纪90年代普及6年义务教育以来，哈尼族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虽然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数较男子少，但妇女受教育的整体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提高。

二 哈尼族妇女文化角色的嬗变

综上，哈尼妇女文化活动参与度不断提高，参与范围不断扩大，哈尼妇女对文化活动的态度从被动、盲目向主动、自觉转变，哈尼妇女在文化中的地位从从属向主体发展，在民族文化重塑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

传统文化传承困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哈尼族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迅速变迁，濒临消失，城镇化背景下许多哈尼族传统村寨人口越来越少，民俗活动逐渐式微，失去了昔日欣欣向荣的景象，有的地方甚至看不到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哈尼人，而城镇地区的哈尼人脱离传统村寨融入现代生活，民族传统文化不复存在。甲寅村是一个城镇化程度较高的村寨，却能感受到浓郁的民族气息，其原因是当地哈尼妇女大部衣着民族服装，说着民族语言，到了黄昏时分，还可以看到以哈尼舞蹈为主题的广场舞。这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深入哈尼人民的生活，则可以看到哈尼妇女在家缝制民族服饰，烹制民族特色佳肴，虔诚参与宗教祭祀，……，可以看出哈尼妇女是在用心的完成每一件民俗活动，她们不但参与，而且关注“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而男性正好相反，当前男性很少穿着民族服装，民俗活动参与度低，身理在场而心理不在场的现象比较明显。哈尼妇女成为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人，客观原因是哈尼妇女与家庭的天然联系，使哈尼妇女在现代化背景下选择留在家里照顾家务老小，许多民俗事务自然由妇女承担；主观原因是传统哈尼妇女在文化中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对自己不能参与的民俗事项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并在现代社会得到了释放与满足。除此，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界和政府的文化干预促进妇女民族文化自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当前妇女在哈尼社会迅速变迁，哈尼男子脱离传统生活面临文化消失困境的时候，妇女却主动承担起了保存传统文化的重任，为哈尼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重塑本民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二）民族文化的积极创新者

“任何一个民族都在发展变化，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变化。文化变迁，就是指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4]现代哈尼社会内外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哈尼妇女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扮演着创新者的角色，表现在：一是选择性传承民族文化，适应现代生活。文化和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当前哈尼社会内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整的保留哈尼族传统文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因此，哈尼妇女在接任民俗生活重任的时候作了选择性的传承。如哈尼族是一个梯田农耕民族，哈尼文化与梯田农耕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梯田农耕生产的式微，许多有关农耕的祭祀活动也逐渐简化，消失；二是融合外来元素，丰富民族文化。哈尼族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民族，并在甲寅村的哈尼妇女身上得以完美的体现。以服饰和歌舞为例，甲寅哈尼妇女固守自己的传统服饰，将自织自染的传统土布服饰作为珍贵的礼服在节日庆典上进行完美展示，而日常生活中却用工业面料制作传统服饰，色彩丰富、方便适用，使传统服饰在保持款式不变的情况下得到了全新的展示。在歌舞方面，以民族歌舞为核心吸收现代歌舞元素，自编、自导各种节目，并在舞台、街头、餐桌等各种场合展示，歌舞的内容、形式和功能与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三是摈弃陋习，争取妇女地位。由于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哈尼族礼教和习俗中有许多对妇女不利的规范。如女子不能与男子同桌吃饭，不能在男性长辈前就座等，尤其是重要民俗宗教活动中对妇女的限制，是哈尼族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哈尼妇女在文化接触中逐渐自觉，冲破传统礼教和习俗规范，积极争取平等，重新定位哈尼男女角色。

（三）民族文化的主动传播者

传播学派“认为文化的变迁过程就是传播过程，文化主要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迁。”文化的接触具有双向扩布性，即接触双方在文化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对自己“有用”的成份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哈尼族在与其它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一方面选择性借用外来文化，不断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一些优良民族传统传播到其它民族中，如哈尼族的饮食文化，民间歌舞，尤其以梯田农耕为核心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受到了其它民族的高度认可，并在不断的影响着其它民族的文化传统。期间，哈尼妇女扮演了主动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角色。传统哈尼妇女的活动空间以家庭为核心，很少对外交流。当前，哈尼妇女的活动空间不再限于家庭，而是广泛的参与文化交流活动，首先，哈尼妇女的民族服饰起到了文化标识的作用。甲寅村的哈尼男子日常基本上不再穿戴民族服饰，而甲寅村的中老年妇女普遍穿戴民族服饰，年青一代虽然平常较少穿戴，但节日期间也会一展风采，舞台表演和外出旅游的时候衣着民族服装的哈尼妇女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哈尼妇女成为外界认识哈尼人的一个窗口，为传播民族文化创造了条件。其次，哈尼妇女成为接待外来游客的主要群体。与乡土的天然联系使哈尼妇女成为当前接待外来游客的主要群体，她们给游客准备的美味佳肴、给游客表演的优美歌舞、给游客讲述的民俗故事等，将远方的客人吸引到独特的哈尼文化中来，对哈尼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结语

甲寅村哈尼妇女是在一个特殊的民族村寨中发挥作用的，首先，甲寅村的村镇在扩大，但村寨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即以寨神林为核心的村寨结构没有改变，从其它地方搬迁来的各族人民主动参与甲寅村的寨神祭祀，而甲寅村也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外来人口加入村寨组织，因此甲寅村在城镇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传承民族文化，并适应新的时代背景重塑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哈尼妇女得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村寨中发挥作用；其次，甲寅村对于妇女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允许妇女冲破传统礼教和习俗规范，如当个别哈尼妇女不顾传统习俗规范到寨神林祭献贡品的时候，甲寅村没有强行制止，而是进行理性反思，并作出决定公开承认妇女的参与权力。因此，甲寅村哈尼妇女的文化作用不一定能够在其它地方完全实践，但这种现象应引起广大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的重视，从而为保持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提供参考，同时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关注妇女的作用。

[1]《哈尼族简史》编写组.哈尼族简史[M].昆明:民族出版社, 2008(1).

[2]林宗成.非自愿移民中的妇女文化资源——闽江水口水库移民的一个社会文化视角[J].江苏社会科学,2003,(5):78．

[3]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民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99.

[4]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211.

[责任编辑龙倮贵]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Role Change of Hani Women of Jiayin Village

LI Kai-dong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99,China)

The terraced fields farming-dominated mode of production and patrilineal social structure resulted in a passive and subordinate role of Hani women in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of Hani People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changes, followed by intense cultural clashes and shocks. Hani women of Jiayin Village have increasingly participated in religionary sacrifice, productive labor, folk art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nd realized changes of their roles in cultural activities,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ani culture. Scholars and national affairs manager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such a phenomen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preserva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women’s role in national culture.

Hani People; women; 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heritance; innovation; dissemination

C912.5

：A

：1008-9128（2014）03-0011-04

2013-12-17

李凯冬（1977—），女，云南红河人，讲师，研究方向：哈尼文化、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