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与莫言的自主创新

胡铁生+夏文静

摘 要：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福克纳对中国作家莫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地理和艺术表现手段等方面。然而，由于社会和文学背景不同，两位文学大师的创作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福克纳揭示的是社会变革中人在精神层面上的现实，莫言则主要以中国农村的百年变迁为主线，展示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责任感；在创作思潮方面，福克纳代表了现代主义的文学成就，莫言则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指明了发展方向。因而，莫言与福克纳之间是继承、扬弃与发展的关系。莫言的巨大成功在于他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尤其在作家对人的本质探讨方面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创作道路。

关键词：莫言；福克纳；文学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作者简介：胡铁生，男，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和政治学研究；夏文静，女，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师，比较文学博士，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美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CSC97822032；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十八大”专题重点项目“文学的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编号：2013A0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1-0126-08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具有文学全球化的影响因素。从莫言的作品及其自述可以看出，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的文学创作对他形成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莫言的小说创作又并非是对福克纳的机械复制，而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福克纳与莫言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对于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福克纳对莫言文学创作的影响

福克纳和莫言均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在获奖时间上却相差了63年。福克纳因“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1]（P361）而获奖，莫言则以“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及当代融合为一体”[2]而获奖。分析颁奖辞的内容，艺术创新均为两位作家获奖的主要因素。福克纳是现代主义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家，而莫言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时期的作家。从各自创作的时间段与其文学发展的主流分期来看，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在莫言小说的成功之路上却无法摆脱福克纳的影子。虽然莫言感到自己与福克纳息息相通，但却坦言他从未把福克纳的任何一部作品从头到尾地读完过。这看上去颇具滑稽性。然而，仔细研究两位作家的作品以及莫言的自述，即可从中发现福克纳对莫言文学创作所形成的影响。

福克纳小说创作的顶峰时期正是现代主义盛行的时期，而莫言开始小说创作的时期，却是世界文学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的时期；福克纳以小说形式探讨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南方人的内心感受；莫言在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浩劫以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通过寻根文学的创作途径，以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时代的变迁以及作家对人本质的思考；福克纳所处的是一个延续了20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度，而莫言所处的则是一个经历了内部变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莫言和福克纳却跨越了政治体制、社会发展以及文学潮流的界限，共同走向了世界文学的高峰。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创作特征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走过了一大段弯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其成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工具；“文革”结束，在清算“四人帮”对文学的统治时，中国文学却又走向了“去政治化”的相反道路。莫言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新中国文学的政治性方面，莫言评价道：“我们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把文学放在政治利用上，实际上把文学作为政治的表达工具。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八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学，许多年轻作家以谈政治为耻，以自己的作品远离政治为荣，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我想社会生活、政治问题始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可不关注的重大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也永远是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最主要的一个题材。”[3]（P310）在谈及改革开放初期作家的责任及其处境时，他认为：“进入80年代以来，文学终于渐渐地摆脱了政治枷锁的束缚，赢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也许是基于对沉重的历史的恐惧和反感，当时的年轻作家，大都不屑于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尽量地淡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纤细的脖颈难以承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难以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4]（新版后记，P329-331）在论及改革开放后文学参与全球化的发展轨道时，莫言进一步指出：“我们就应该进入一个自主的、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创新的阶段。从九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作家的创新意识越来越强，但是很多人在讽刺我们的创新意识。我们必须有创新意识，哪怕我们创新的探索是失败的，也比我们一部平庸的所谓的成功作品要好。”[3]（P313）他最后这番话有两层含义：中国作家既要学习西方又要坚持自主创新。莫言的文学创作也正是首先向西方学习，而后走上了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学地理”方面。福克纳为读者塑造出一个美国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的约克纳帕塔法县（Yoknapatawpha County）。莫言阅读了《喧哗与骚动》的译者李文俊为译本所写的前言，深受启发，也决意创造出自己的文学地理。于是，经过30多年的辛勤耕耘，呈现在世界读者面前的是莫言自己的“文学共和国”——高密东北乡。如果说福克纳在其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中反映了自18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南方的话，那么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则对中国自晚清至当今100余年的社会发展史进行了文学梳理。山东省高密县是可以在地图上找得到的，然而东北乡却是一个“文学地理”的代码，是读者在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的。莫言认为：“‘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莫言创造的这个地理概念也并非仅仅指高密县的某个地域，而“实际上是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它是没有围墙甚至没有国界的”[5]（P11-13）。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属性上可以被划归故乡小说系列。自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中首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之后，莫言就把无论是否属于故乡的故事都归到这个系列小说的创作之中。莫言对“故乡”的概念又有其独特的解释：“故乡就是一种想象，一种无边的，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6]（P1）于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超越了传统故乡回忆的文学创作局限，也不再是对故乡的纪实描写，而是赋予其作品文学的基本属性——虚构性与象征性。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的，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这些宏大叙事本身已经刻写在文本和我们关于文本的思考之中了；这些寓言的叙事所指构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变的范畴，恰恰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关于历史和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想的基本范畴”[7]（P24）。在这样的机制下，福克纳在其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中将美国南方两个世纪的变迁跃然于纸上，莫言则将中国百余年的社会演进呈现给世界读者。两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均以其虚构的“文学地理”表现了中美两个国家的近代和当代发展史，为改变民众政治无意识状态做出了重大贡献。

福克纳对莫言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寓言故事的叙事方式。打破常规的文学叙事方式是莫言从《喧哗与骚动》一书中学到的文学创作技艺。在这部作品中，“福克纳让他小说中的人物闻到了‘耀眼的冷的气味，冷不但有了气味而且还耀眼，一种对世界的奇妙感觉方式诞生了。……我正为这种打破常规的描写而忐忑不安时，仿佛听到福克纳鼓励我：小伙子，就这样干。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8]（P289-290）《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的代表作，在创作手法上，多角度叙事、时空颠倒和意识流是其主要特征，也是福克纳区别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主要文学特征。在这部小说中，福克纳让傻子班吉、大哥昆丁和二哥杰生分别出场，各讲一遍自己的故事，最后由黑人女佣迪尔西以“全能角度”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意识流是其主要手法，因为这种手法“直接向读者提供生活的片断，能更加接近真实之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这就是：服从刻划特殊人物的需要”[9]（P475）。莫言的绝大多数小说不仅采用了福克纳这种创作手法，以时空与地域跳跃、意识流等手段，而且还增加了更多的后现代主义元素，让这些新颖的叙事方式服务于作家的创作主旨。也正是由于他们在小说创作上走向了创新之路，所以读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是很难适应这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的。例如，莫言的《十三步》、《食草家族》和《四十一炮》等作品均以这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手法为基本特征，发展了福克纳小说创作的手法，虚实交映、多角度叙事、时空与地域的变换、语言实验与话语游戏、主题及人物的不确定性等特征，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与其说具体在哪一点上福克纳影响了莫言，倒不如说是福克纳对莫言形成的潜移默化的作家人格的影响，使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成为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9]（P476）。

二、莫言对福克纳人本质探索的继承与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在莫言看来，模仿西方是第一步，因为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中国作家并不清楚外国同行正在做什么、已经做出了什么。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第二步：中国作家的“自主创新”。所以，中国作家的第一步应该克服固步自封的传统习俗，勇于向西方先进思想学习，这也是文学全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学的发展除有其自身内在的因素以外，还有他国民族文学外在因素的影响”[10]（P94）。然而，向域外先进文化学习并非机械复制，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其做出新发展。事实上，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因而，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只能在本民族内在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对域外文学最新发展成果的借鉴，才能在“和而不同”的原则基础上得到发展。美国和中国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决定了两位作家在对整个人类进行关注的同时，将其关注的重点分别置于本民族现实状况基础之上。

福克纳的19部长篇小说和大部分短篇小说揭示了美国历史上那一特定时期南方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现状。这些小说虽然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在实质上又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均为作家通过寓言式的故事对人的本质所进行的探索。《喧哗与骚动》的书名采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中的名句：“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11]（P272-273）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都在对“何其为人”以及“人生又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思考并做出不同的解释。福克纳的这部长篇小说以自家兴衰为基础，虚构出杰佛生镇的名门康普生家族，其祖上曾出过名人，有州长、将军、作家，有过光荣的历史，如今破落了，只剩下破败的宅院、几个“不争气”的儿女、女黑奴迪尔西和她的小外孙勒斯特。在对人的关注方面，福克纳出于“文学是人学”的思考，对人在本质上是“趋利避害”的核心特征做出了独特的阐释，人性中“善”与“恶”的伦理思考也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核心之一。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与象征性决定了福克纳小说对伦理思想的思考。这个大家族的掌门人康普生先生病逝前因看不到前途而对生活采取了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整天酗酒，发些牢骚，把悲观情绪传给了大儿子。女主人康普生太太虽然时时不忘其大家闺秀的身份，但却也只能表现为一个自私自利、完全没有尽到妻子和母亲义务的“身份象征”。在二儿子杰生的身上，“恶”的成分要远远大于“善”的成分：为维护和恢复昔日的荣耀而充当了旧秩序的卫道士。他不仅扣押了凯蒂每月寄给女儿的抚养费，而且在“教养”小昆丁不许与别的男人乱来的同时，自己却在想方设法去吊情妇的胃口。当老康普生去世时，凯蒂偷着来看父亲下葬，向父亲致哀，并在大哥昆丁的坟上敬献花圈，杰生却以为凯蒂回来是为了分割家产，于是就恶狠狠地对凯蒂说：“你真有心眼，父亲一死马上就溜回来。不过你不会捞到什么好处的。千万不要以为你能利用这个局面悄悄地回到家里来。”[12]（P221）更有甚者，凯蒂想见女儿一面，她付给哥哥杰生一百块钱，杰生也仅让凯蒂看到女儿坐在马车上飞驰而过的影子。这样的故事情节在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中随处可见，体现了莎士比亚对人生本质所做的概括：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全然没有任何意义。

莫言在其文学创作中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时发展了福克纳的观点，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6]（P3）这就构成了人类追求向“善”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在从“恶”的人本质上的一个悖论。如果说福克纳的小说多以揭丑为其主要特征，那么莫言的自主创新则表现在他的座右铭上：“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3]（P313）因为无论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还是一无是处的“恶人”，显然均不符合人本质上的真实性。

莫言因“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及当代融合为一体”而获奖。首先，莫言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然而却又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其定语是魔幻。虽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以意识流的叙事手法、以痴人说梦的方式表现了美国南方人在新旧交替时期的心理变化，但毕竟小说中表现的还是人间现实中的故事；莫言的绝大多数作品则以魔幻的方式表现了现实社会中的历史事实。魔幻现实主义是在现代主义各个流派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小说创作形式，其作品中既有离奇的幻想意境，又有现实生活的描叙。除《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以外，在《战友重逢》这部中篇小说中，莫言把这一艺术表现手段发挥到极致——活人与死人直接对话。然而，就是这部形式上怪诞的作品却表达了作家对小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人际关系准则、大到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考量做出的深层次的思考。前者反映出中国传统中的“诚信原则”，可从对越反击战中牺牲的钱英杰执意要还出征前借了战友的20元钱和“滚雷英雄”张思国执意放弃到手的英雄称号这两个情节得到印证。张思国坚持：“我没滚雷。……我会排雷，干吗要去滚雷？材料说我一个人排了五颗雷，不对，我排了一颗，那四颗是大个子刘和郑红旗排的。他俩死了，大个子刘替我挡了弹片我才没被炸死。你们把功给他俩吧，我活着就占了大便宜，不要功。”[13]（P342-343）后者表现为作家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思考：“世界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当初我们与他们刀枪相见，为的就是今天的和平生活，人民之间是没有仇恨的，战争与和平都是政治的需要。”[13]（P332）后者的意义显然要远远大于前者，因为后者表明了莫言对文学中战争与和平的政治思考。一部看似怪诞的中篇小说却能够有如此宏大的思想内涵，这是莫言对文学发展所做贡献的鲜明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在向福克纳学艺的同时，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发展了福克纳的叙事技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福克纳的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是在欧洲思想背景的影响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喧哗与骚动》“就是受弗洛伊德关于意识自由流动产生文学创作自由联想这一理论影响下的现代主义意识流代表作品”[14]。在欧洲思想背景和美国社会背景的双重影响下，福克纳在内外因素的互动过程中打破美国文学传统，进行创新，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莫言创作的初始阶段，正是欧美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而中国也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他说：“我觉得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前面的二十年是我们中国作家当学徒的一个时期。刚开始的十年，我们要大量地阅读和借鉴西方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们中断了二十年没有跟西方文学接触，我们需要知道世界文学的同行们，在我们二十年闹革命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怎样做的，这是我们所缺的课，我们必须补上这一课，在补的过程当中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模仿。”[3]（P313）由于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与外界中断联系将近30年，刚把与西方文学接轨的大门打开时，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两大潮流同时进入中国当代作家的视野。当莫言也曾被那些走红的小说给闹得眼花缭乱时，他似乎听到福克纳在对他说：“伙计，要永远定出比你的能力更高的目标，不要只是为想超越你的同时代人或是前人而伤脑筋，要尽力超越你自己。”[8]（P290）

向福克纳学习，却又并非仅仅是模仿福克纳，补了20年间中国作家落下的课程，莫言旋即进入了“自主创新”阶段，因而，接受福克纳的影响仅是第一步，走自己的路、超越福克纳才是莫言采取的更为重要的第二步，也是更为关键的一步。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莫言将整个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置于其创作视野之下，其成就同时也得益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面对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趋势，莫言在自己已有的文学成果基础上，最终选定了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相结合、以超现实主义为基本点的发展道路。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共同特征是力图打破旧有传统，而最大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前者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传统，后者则无意再去建立新的传统。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福克纳走的是一条现代主义的创作道路，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技巧中糅进欧洲的意识流因素，尤其是潜意识的运作机制，让意识自由“流淌”，再加上多角度叙事和时空颠倒等创作方式，使其作品全方位地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意识与现实之间，福克纳在其作品中体现的是一种否定理性作用和客观现实、表现人们头脑中无意识状态的活动，走的是一条表现人们的心灵秘密及梦幻世界的超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连贯的，但仔细推敲，还是能够找到内在的故事逻辑。所以，福克纳的小说创作摒弃了传统文学的“反映论”创作原则，在打破了旧有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主义文学以“表现论”为中心的新传统。莫言的文学创作道路则不然：打破旧有传统，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做了更多后现代主义的尝试。后现代主义文学既然无意建立新的传统，那么也就不能再以过去已经存在的任何传统模式去阐释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所以，从实质上看，莫言的创作原则既反对旧有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现代主义的创作原则，作品从主题、人物、时间、地点直到结局，均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不确定性、非整体性、非规范性和非目的性的基本特征。其作品更加倾向于创作的无限制开放性、多样性、随意性、不连贯性、比喻的无限延伸、现实与魔幻结合、荒诞性、反语言中心的话语表述以及元小说等后现代主义创作特征。尽管有些作品沿袭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写法，但因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因素影响，许多缺乏后现代主义文学基本修养的读者阅读莫言的作品必然是非常困难的。《喧哗与骚动》虽然难以看懂，但是通过痴人的梦语、昆丁维护旧秩序的荒唐表现、杰生这个“恶人”的描写以及由黑人迪尔西的总结还是可以最终找到故事的整体连贯性，因为这部作品毕竟是以具体人物的出场来表现当时美国南方不同类型的人。如果说《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物，尤其是班吉，虽然有“痴人说梦”的意境，但在莫言的笔下，《战友重逢》中活人与死人对话、《生死疲劳》中逝去的人以动物的眼光反观活人的现实世界等小说表现手法则比福克纳更高一筹；虽然莫言的小说中魔幻的因素是超过福克纳的最大亮点之一，但是在对人的关注方面，莫言小说却具有更多的批判现实主义因素；如果说福克纳的小说关注的是美国南方时代变迁给人们在心理上留下了既留恋过去而又向往未来的矛盾心理的话，那么莫言则通过小说的故事情境展示了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时代反思。

三、福克纳和莫言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比较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获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艺术表现形式创新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而莫言除继承了福克纳的小说艺术表现形式以外，更为重要的方面则体现在其现实主义批判的意境方面。综观福克纳的全部小说，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是其创作中对人关注的核心点，因而其创作的主要特征是向内的，而莫言的小说除人物的心理刻画以外，其视野呈更加向外的特征。也就是说，福克纳所致力于描写的是人物的意识部分，而莫言则更加看重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莫言的颁奖辞中得到印证——魔幻现实主义。在颁奖辞的这个表述中，魔幻仅为表现手段，而现实主义的批判作用才是其小说创作的核心。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使其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与福克纳相比，莫言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巨变——社会的后现代性决定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大环境下，受现代传媒手段、市场经济对文艺的制约和去中心化思潮的影响，传统的“精英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新时代的“大众文学”逐渐走向市场化。“文学已死”成为当今整个文学界热议的核心话题之一。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当世界文学界处于低谷的困境状态下，莫言的小说创作及其获奖的事实从正面回答了当代文学的取向问题。莫言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尤其是向福克纳学习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在其作品中注入了中国元素，即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把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提到了首位，使西方文学发展的成果与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因素相结合，既为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也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世界文学找到了出路。福克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小说艺术表现手法的更新；莫言继承了福克纳的小说艺术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

如果说福克纳小说对人的关注仅停留在个人意识层面的话，那么莫言的小说创作则对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给予了更多的思考。仍以他们的文学地理为例，福克纳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全部系列小说中，没有一部是与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直接相关的作品，而莫言高密东北乡的系列小说几乎全部都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相关。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注也体现在几部非高密东北乡的系列小说中，如《酒国》和《红树林》。就人的本质思考而言，两位作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文学对人的关注，在更大层面上是人与家庭、人与阶级、人与社会，甚至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是体现文学对人给予关注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因为人本质上“趋利避害”的弱点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关系之中。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注，旨在改善“人”的政治无意识状态，理顺人际关系，处理好人与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人的社会群体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无论是从家庭到社会，无一例外。在社会体制中，有些人处于公共权力的主体位置，有些人则处于客体位置。虽然公共权力具有其超然性，但又必然存在其特殊性。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经济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当社会处于动荡的状态下，无论是掌权的公共权力主体还是处于平民百姓位置上的客体，均难以成为利益的受益者。公共权力主客体双方之间的矛盾却又是必然存在的，那么，就需要处于公共空间内的文学以其意识形态作用来缓解这种矛盾，使全体民众从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受益，进而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通常说来，作家属于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和社会批判作用具有文化软权力的性质，因为在解决公共权力的内部矛盾时，此类矛盾不是敌对的关系，所以公共权力主体所采取的措施就只能是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文化手段，而非以国家机器为代表的硬权力手段。在这一点上，莫言为世界文学所做出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了其“师父”福克纳。

在文学全球化发展的轨道上，福克纳受益于欧洲思想家的贡献，莫言则受益于整个欧美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贡献。然而，既要参与“全球化”（或西化），又要坚持“民族性”，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文学全球化发展中的悖论。福克纳的小说借鉴欧洲思想，在其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中反映了几个南方大家庭的兴衰，而莫言则通过其寻根文学的高密东北乡折射出中国百余年来的社会变迁。寻根小说并非是作家在“向后看”，而是通过寻根的方式，回顾历史，引以为鉴，目的是展望未来。从这一点来看，莫言的小说创作又胜过福克纳一筹。莫言的小说中除增加了西方的艺术表现手段以外，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其全部作品中体现了中国的民族因素。在莫言笔下，《生死疲劳》中的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和猴结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部看似魔幻的作品，却以超现实主义的途径，将新中国50多年来农村的社会变迁和人民当时的生存困境跃然于纸上，表现了中国农民对生命的颂歌与悲歌。与《喧哗与骚动》相比，莫言的另一部超现实主义作品《酒国》则增加了更多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元素，进而增加了作品的故事性、戏文性和思想性。

莫言对世界文学的最大贡献还体现在他对人本质上“善”与“恶”的独特思考方式方面。在福克纳的小说中，人物基本是沿袭“善恶分明”的旧路。但在莫言的笔下，“善”与“恶”是并存的，甚至持相反方向来对其进行描写。例如，在小说《四十一炮》中，莫言以地主出身的老兰也有“善”的一面，贫农出身的“父亲”也有“恶”的一面，批判了时下流行的“血统论”思想，表现了作家的“人性论”观点。莫言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把自己融入到作品中，把自己当成罪人，毫不留情地揭露自己内心中最痛苦与最黑暗的地方。由于坚持了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创作原则，所以莫言的小说才能形成独特的意识形态宣传效应。这一点在《丰乳肥臀》中亦可找到佐证，主人公母亲上官鲁氏一生中与8个（伙）男人生了9个孩子（其中七姐上官求弟系被4个败兵强暴所生）。用传统文学中将好人写得完美无缺、坏人则一无是处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评价上官鲁氏，毫无疑问，她应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但是，莫言却认为：“尽管这样一个母亲与以往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差别甚大，但我认为，这样的母亲依然是伟大的，甚至，是更具代表性、超越了某些畛域的伟大母亲。”“她的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阔的大地。”[15]（新版自序）对此，莫言的结论是：“人永远是宇宙中最宝贵的，生命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是第一本位的，‘种的繁衍生殖自然就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小说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揭示了：人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美的主体，生命的承传、沿袭是当最受到礼赞的。没有生命的宇宙和世界，无论美与丑、纯洁与肮脏、卑鄙与高尚，都不再具有意义。”[16]（前言）因而莫言“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就具备了其创作原则的合理性。

莫言的文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文学的改革开放。莫言在很多场合下公开申明他是在福克纳的影响下从事文学创作的。相比之下，福克纳的小说创作集中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打破旧有传统、建立新的传统这一特征，莫言的小说创作则将各种文学流派融为一体，而以后现代主义为其主要特征。两位作家所代表的文学流派正体现了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文学潮流之间相互对应关系的观点。[17]（P6-7）时代不同，作家创作的主旨和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因而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而莫言对福克纳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是学术界的共识。莫言成功的事实表明，相互借鉴是文学全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外在因素；而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才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内在因素。

参 考 文 献

[1] 兰守亭：《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概观》，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2] 梅进：《我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0/270342.shtm.

[3] 莫言：《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载《莫言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4]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5] 莫言：《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代前言）》，载《初恋 神嫖：莫言小说精短系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6] 陈桥生，莫言：《在路上寻找故乡（代序）》，载《藏宝图：莫言作品精选（珍藏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7]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 莫言：《说说福克纳老头》，载《莫言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9] 李文俊：《关于〈喧哗与骚动〉》，载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福克纳作品集》，李文俊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10] 胡铁生：《论文学发展与全球化因素的互动关系——中美文学发展史中全球化因素的对比研究》， 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

[11]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五），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12] 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13] 莫言：《战友重逢》，载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4] 胡铁生：《二十世纪美国文学背景评析》，载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5] 莫言：《丰乳肥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6] 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17]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Faulkners Influence and MO Yans

Innovation in Literary Creation

HU Tie-sheng， XIA Wen-j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chool of FL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Both as winners of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merican novelist Faulkner has shed a great deal of influence on Chinese novelist MO Yan， and their similarities mainly lie in the aspects of literary geography， literary creation methods and so on. But， owing to the different social and literary background， the two great literary masters indeed have thei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What Faulkner reveals is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with the social change while MO Yan demonstrate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writers with the main clue of Chinas changing countryside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s for literary trends， Faulkner represents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of modernism while MO Yan shows developing direction for post-modernism. There i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eat literary figures. MO Yans achievement in literature lies in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dvanced culture but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our own literary innovation， especially focusing on excavating the human nature in unique ways.

Key words： MO Yan； Faulkner； literary globalization；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