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坤抗倭文学创作

邵金金，梁韶娜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明代嘉靖中后期，日本武士及海盗在内地奸民的导引下，大肆劫掠中国东南沿海区域，为祸近二十年，给沿海军民带了深重的灾难。为抵御外辱，保全民生，明王朝组织了系统全面的战争，史称“抗倭战争”。在抗倭战争期间，大量东南文人参与其中，并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抗倭战争的“抗倭文学”作品。明代著名文人茅坤创作了许多反映中日战争的文学作品。茅坤，字顺甫，号鹿门，浙江归安人，唐宋派代表作家。茅坤于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历任青阳丹徒广平等地。茅坤虽是文官出身，但通晓兵法。他曾在粤西佥宪任上，带五千兵马，大破瑶人乱民十七寨，返民田十余万。嘉靖三十二年，茅坤因御史陈善治举劾被罢职归乡。其年，东南地区倭寇大炽，浙江是倭寇的重灾区。茅坤自此与抗倭战争结下不解之缘。嘉靖三十二年到嘉靖三十三年，茅坤作为旁观者目睹了抗倭战争的局势。嘉靖三十三到嘉靖四十一年，茅坤受邀入胡宗宪幕府，亲自参与了抗倭战争。嘉靖四十一年之后，胡宗宪幕府解散，茅坤带着满腔的失望和悲愤，再次回到故里。在这期间，茅坤创作了大量反映抗倭战争的诗文作品。这些作品以多重视角反映了不同阶段的抗倭局势，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目前学界对茅坤的抗倭文学关注不够一些论著及论文虽有涉及，但多将之用作佐证茅坤生平行迹的材料，并未从文学角度对其情感内容做细致的研究。本文依照茅坤与抗倭战争关系，分三个阶段考察茅坤抗倭文学创作。

一

嘉靖三十二年，茅坤罢职归乡，此时恰逢倭寇大肆侵扰江浙地区。据史书记载，是年四月，倭寇进攻海盐县，“贼自太仓，上海而来，攻县城。三日始解去，城外居民悉煨尽矣。”［1］325抗倭前线频频失利，是年三月，杭州守卫战失利，指挥吴子旬殉难:“及临敌交战，指挥张麦等所部之兵先已望风而散，后贼势稍敛，邳兵齐赴贼舟取利亦还。尔提孤剑独当一面，遂与家人永福俱殁。”［2］62五月，“破乍浦所，百户陈绶，指挥陈善道，寇代总旗张儒死之。”［1］326同月，倭寇围昆山，昆山守军屡遭败绩:“张三府督梁凤合兵大举。本县义勇导引款兵直捣贼窟。血战方酣，而诸兵遥望贼来，即麾奔溃。多自溺水，甲骑铠仗半为贼有。款兵益进，杀伤贼徒二十余人。而后援不继，致有阵亡挤水之祸。”［3］181

归乡之后，茅坤目睹了倭寇侵扰的惨状。他曾携家避难，饱尝流离之苦:“一二年以来，丘壑之迹与烽燧之警相出入，日惟辇妻子窜山谷间。欲携书树下，若鸣之蝉、吟草之虫，以自足所好，且不得已。”［4］231－232由于是罢职之人，茅坤无缘参与抗倭斗争。通过对抗倭局势的观察和对抗倭传闻的分析茅坤认识到倭寇肆虐与明军抗倭措施的失宜有着密切的关联。嘉靖三十二年，李天宠巡抚浙江，茅坤作《与李汲泉中丞议海寇事宜书》，为抗倭出谋划策。这篇文章洋洋万言，对抗倭的弊端做了多方面的说明，反映了这一阶段抗倭战局的诸多方面问题。

首先，茅坤认为在这一阶段，抗倭统帅对倭寇成分认识不清，抗倭战略有严重失误。抗倭初期，抗倭将领在抗倭战略上以正面抗击为主，对倭寇的成分不加区分，一概以消灭为务。茅坤根据自己搜集的情报，认为倭寇的成分大部分是国人:“海寇大约艘凡二百人，其诸酋长及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十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赀冒重利而入;其既也，则相与行劫，畏重罪而不能出。”［4］214他们勾结倭寇入侵沿海地区本是为了攫取利益，并未包含攻城略地的政治目的。朝廷急迫的追捕和严苛的惩处必然彻底切断他们的归路，无异于为丛驱雀，为渊驱鱼，致使其越陷越深，于是倭寇屡禁不止，越灭越多。

其次，军令不严，军法未明，致使军队脆弱不堪一击。在此文中，茅坤指出了明军战斗力不强的客观状况:“仆闻海寇之众，少者数十百人，多者不过一二千人……而二三年以来，我兵数十出而六七败，甚且一夫跃呼而众遂辟易溃乱，望风而走，自相蹂躏而死。岂兵之弱至此哉?”［4］215同时也剖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由承平日久，吏民不习兵革;而诸将之出，未尝申之以军令，故其兵未战而气不肃，将战而气易怯，往往易乱故也……患在军令不严，而东南为甚……近日东南之兵，军门虽设有旗牌矣，独鉴先年朱中丞故事，其所部署诸将，失机者未尝戮一将于辕门;而诸将领督战，所部军或临阵退缩者，未尝戮一卒于阵。方敌之未至，其伍先乱，而有若儿戏然矣;及敌之既至，则众皆不战而走，而有若鱼烂然矣。［4］215－216

第三，防守不当，致使内地饱受其害。倭寇由沿海登陆然后劫掠内地，茅坤认为正确的防守方式应该是先派遣精锐部队防守沿海倭寇登陆地区:

古人云:‘守险者，必先设险于险之外守之。’其所谓重兵，如各参将所提闽广募兵之类，当设战舰，备火攻，而谨斥堠，以迎击与海之上。贼未泊岸，则当夹水而阵，以遮击之;贼既及岸，则当随其贼艘所屯之处，而直捣之。［4］218

如倭寇突波这道防线，则内地之兵则于河道多设置铁索，障碍阻击进犯倭寇。等待沿海精兵包抄。由于精兵在外，倭寇必不敢深入内地。但是明军的防守混乱，只知闭城而守，既不能抵御倭寇于海上，也不能守之于内地，致使倭寇横行肆虐，如入无人之境:

顷闻海寇深入昆山以及苏州城，或由吴江转卯湖而出者，盖由各兵并堑诚而守，始则不能迎击于海上，此则不能邀击于刘家港所入太仓之处，故其贼入，如履无人之境，得以狼藉狂悖至此。［4］219

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茅坤在也指出了明军在兵器、练兵、将领选拨等方面的弊病。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茅坤这一时期的抗倭文学反映了抗倭前期的战争局面，指出了抗倭战争的弊端。受之于文体之局限，茅坤的抗倭散文没有太多个人情感的直接表露，但是我们从他平稳的论析中仍能体会到他个人沉痛之体验，其中包含着对抗倭局势的不满和失望，也有自己不能亲自为国效力的遗憾。由于这一阶段，茅坤并未亲历抗倭前线，所述之内容得之耳闻居多，故对抗倭战争没有太多工笔刻画和描绘。

二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胡宗宪以巡按御史身份调任东南地区协理抗倭。胡宗宪，字梅林，安徽绩溪人自调任抗倭战场之后，屡获升迁，后成为抗倭战场上最具权势的抗倭统帅。胡宗宪与茅坤是同年进士对茅坤的军事才能非常了解，于是其任职不久后便将茅坤招揽至幕府，共商抗倭事宜。茅坤藉此机缘得以亲临抗倭前线。自嘉靖三十三年到到嘉靖四十一年这段时间，茅坤一直是胡宗宪幕府的座上宾，时时出入幕府。屠隆《鹿门茅公行状》云:“世庙末年海夷内讧，东南骚动，天资超迁御史胡公宗宪，以御史大夫视师。胡公雅知公将略，虚怀咨访。公计切桑梓，稍稍陈其智略，胡公采之则效，遂荡巨寇，靖东方，公谋为多。”［4］1458

由于长期处在抗倭前线，近距离地触摸了抗倭战争的脉络。在这期间，他写了一系列诗歌散文，多角度、全方位地记录抗倭战争的局势。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整体战事的宏观展示。茅坤进入胡幕之后，深受胡宗宪倚重。他亲身参与了胡宗宪剿灭徐海的全过程。徐海，自号“天差平海大将军”，少时为浙江虎跑寺和尚，后入海进行商贸活动，结交日本海盗，并率之侵扰东南地区，成为倭寇渠魁之一，罪行累累，最终于嘉靖三十五年被胡宗宪消灭。茅坤的《计剿徐海本末》以细腻的笔触记述了胡宗宪剿灭徐海的全部过程。

文章先叙述了嘉靖三十五年徐海进犯之时的抗倭总体局势。徐海统倭寇万余人分三路进犯沿海地区，而胡宗宪手边可用之兵不足五千。在这种情况之下，胡宗宪定下招抚之计:“直(王直，另一海盗魁首。)与海虽顺逆不同，其势固唇齿也。直既悔悟，海独不可以大义说之乎?”［4］809之后文章便叙述了胡宗宪招抚徐海的过程。首先，胡宗宪派遣说客，告知大势，并以利动之，让徐海归降。徐海心动，于是撤桐乡之围。接着，胡宗宪唆使徐海攻击其他倭寇，并离间他和倭寇魁首叶麻及陈东的关系，瓦解其团体剪除其羽翼，让徐海陷于孤立的境地。在此基础上，胡宗宪于平湖城中会见徐海，一番安抚之后，并令其坦然居于城外，在援兵到达之后，便一举将徐海势力消灭。

全文从全局着眼，围绕“计剿徐海”，叙述了胡宗宪如何在兵微将寡的情况下，步步为营，让徐海陷入绝境的过程，再现了抗倭战争中波云诡谲的全景战事。在此文中，茅坤既写到这场战役中的军事较量，同时也写出了敌我双方在智慧方面的交锋，并且让两者交叠穿插，写出了战事的复杂性。在注重全局叙述的同时，茅坤此文对战事中的细节也予以适当的描绘。如胡宗宪在平湖城会见徐海的过程:

自帅酋长百余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计不许恐他变，遂许。海与诸酋长北向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皇爷，死罪!死罪!海欲再为款胡公，而未之识，因顾谍，谍目示之，海复面胡公，稽首呼:“天皇爷，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顶谓之曰:“若苦东南久矣，今既内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为孽。”海复稽首呼:“天皇爷，死罪!死罪!”于是，四公厚犒遗之而出。是日城中人无不洒然色变者。［4］812

这段描写绘声绘色，传神地写出了徐海之狡黠粗鲁，胡宗宪之大度从容以及城中官员的恐慌和疑惧，给人以如在目前的感觉。

此外，本文还全局展示了敌我双方内部复杂的关系。在明军内部，文章展示了阮鹗与胡宗宪矛盾阮被徐海围于桐城时，胡宗宪没能及时救援，导致阮对胡不满。朱九德《倭变事略》所收录《计剿徐海本末》一文中有阮鹗写给胡宗宪的信，信中语含责怨:“兄何忍弃弟至此，不以忧国家为念，保城池为心，反以好兵为词，恐非豪杰之心”［5］102，胡宗宪与其他官员的矛盾(胡宗宪招抚策略引起其他官员的不满)展示了抗倭内部复杂的关系。在徐海集团内部，文章通过叙述徐海和叶麻及陈东的矛盾及反目的过程写出了倭寇乌合之众的特点。总之，《计剿徐海本末》从全局战事着眼，以宏观的角度写出了剿灭徐海过程中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全面展示了抗倭战事的复杂性及曲折性。

第二，具体战役的工笔刻画。茅坤的一些作品也从微观的角度具体描绘了局部战役的场景。嘉靖三十五年，徐海率倭寇进犯，败明军于皂林，并于三月围桐乡，达一月之久。面对倭寇疯狂的进攻，桐乡官员将士及民众与之进行了殊死斗争。茅坤的《桐乡令金公生祠碑》对这场“桐乡守卫战”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繄居无何，丑夷突至。歼彼大将，骇彼轻骑。乘胜以逼，列垒而峙。虎噉城中，破卵无异。于维我尹，多算多筹。翊彼中丞，擐甲厉矛。二人同心，散金若流。爰募死士，以伐贼谋。贼为飞车，上可栈云。我宵夺之，三百维群。贼为战楼，错若星屯。冶汁灌之，一殪而奔。或闻督府，狃贼以饵，摋鸷之攫，獖虎之噬。海且甘啖，少夺其气。犹有支党，咆哮以肆。楼而撞竿，大可十围。疾击者三，城雷欲隳。当是之时，几不可支。戍妇扬干，战士裂眦。俄有一夫，偏袒前呼。曰能为缗，挽竿而屠。贼既诈穷，维鼪与鼯。始萌悔心，释围解戈。［4］630－631

以上引文具体提及了倭寇攻城所用之器械，如飞车、战楼、撞杆，并且分别用“栈云”、“星屯”、“十围”等词汇来将之形象化。同时引文对于军民的守城过程也给予详细地说明，如军民夜袭夺倭寇之飞车，用铜汁毁倭寇之战楼，再用“挽竿而屠”破倭寇之撞杆。此外，此文还用“城雷欲隳”描绘攻城时危急之状况用“戍妇扬干，战士裂眦”描写城内军民紧张激动之神情。通过这些细节刻画，这场惊心动魄的护城守卫战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除了防守战外，茅坤的一些作品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些抗倭军队主动出击的战役。茅坤的《大司马胡公铙歌鼓吹曲十首》之《龛山高》描绘一次雪夜突袭的过程:“龛山高，枕胥涛。有贼列栅欲为窟，东望海门怒且号。中丞夜半踏冰雪，疾引战士衔枚蹑。左挥欃枪摇，右举材官蹶。窜狐穷兔斗兵稀，落日孤垒野草血。”［4］7诗歌通过一系列的细节具体描绘了“龛山突袭战”战役的过程，如通过“踏雪衔枚”这个细节写出了明军悄无声息的行军过程;通过“斗兵稀”这一细节写出了倭寇即将被剿灭的状况;通过“野草血”的细节写了战役之结束。“夜半”，“落日”这些词汇暗示这场战役共持续了半夜一天。通过这些细节描写，这场持续时间长，战斗过程艰险和惨烈突袭战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第三，将领形象的描摹。胡宗宪将茅坤招入幕府之后，礼遇非常。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胡宗宪始终将茅坤以朋友视之。他不但与茅坤共商军事方略，同时也向他倾述衷肠。因此茅坤既目睹了胡宗宪在抗倭战场上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对胡宗宪的隐衷有深入的了解。茅坤的抗倭作品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一个立体丰满的胡宗宪形象。首先，茅坤的作品写出了胡宗宪卓越的军事才能。在《计剿徐海本末》中，茅坤详细说明了胡宗宪恩威并用，剿抚结合的军事策略，展示了胡宗宪杰出的军事才能。其次茅坤作品展示了胡宗宪为国舍生忘死的忠义品格。茅坤在《再赠宫保胡公序》写了胡宗宪不顾一己之安危，誓死抗倭的情状:

予时过公垒，公左手筹军吏，右手饮醇醪，若忘敌然。予间以色危之，公独引剑画地呼谓曰:“特于国家事当不当，顾吾则唯以此报朝廷耳，君何忧!”嗟乎!然则公之许国亦巳审矣;气之至者可以开金石，贯虹霓。公之心，有所独殉而忘乎荣名死生之外。［4］428

再次，茅坤的作品写出了胡宗宪作为普通人温情的一面。在《胡夫人墓表》中，茅坤记述了胡宗宪在夫人病逝前后的情状。胡宗宪的夫人病逝于嘉靖三十七年，病危之际正逢抗倭前线军情紧急。胡宗宪为了见夫人最后一面，拨冗回乡:“阳以他兵逼贼垒，而再日夜，间道走钱塘，夫人犹及张目数语而逝。”［4］706夫人入殓之后，胡宗宪虽再次奔赴前线，但心中悲痛难以自持“予入吊，公哭之哀，并携二子匍匐而拜，涕下沾襟也。”［4］706接着茅坤记述了胡宗宪对夫人的深情追忆，言语中充满着自责与痛悔，读之令人动容。体现出一个英雄豪杰温情的一面。

整体而言，在叙事方面，与第一阶段概况勾勒的抗倭作品相比，茅坤这一阶段的抗倭作品对整体战事，具体战役及统帅的面貌做了详细的描摹，全面展示了抗倭战场的局势。在情感方面，这一阶段抗倭文学体现出鲜明的感情特色，整体格调明朗高昂，传达出对抗倭战争的胜利的热情和信心。

三

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因受严嵩牵连，被弹劾罢职，旋被逮系，后瘐死狱中。胡宗宪被罢职是因首辅徐阶的陷害。关于胡宗宪被谗至死的过程，卞利《胡宗宪传》录之甚详，兹不详述。［6］205－225胡宗宪罢职之后，幕府宣告解散，茅坤结束了自己数年的幕府往来，离开抗倭前线，回到家乡。胡宗宪作为一个抗倭统帅，没有抗倭的征途中倒下，却倒在了朝廷内部的权力的斗争中，死在了同僚的诋毁和攻击之下。他舍生卫国，为抗倭殚精竭虑，九死一生，最终却身死名灭，既没有享受到功业带来的尊荣，也没有留令名于史册，播功绩于士林。对于这样一位挚友如此辉煌的一生和黯淡的结局，茅坤深感不平和愤慨。在胡宗宪罢职之后漫长的岁月中，茅坤创作了一系列散文及诗歌描绘着胡宗宪罢居之后的状况，追述胡宗宪功绩，并述说着胡宗宪的冤屈，同时也寄予了自己的悲伤、愤慨及失望之情。

首先，茅坤描绘了胡宗宪罢居之后的复杂感受。嘉靖四十二年，胡宗宪罢职一年之后。茅坤访胡宗宪于绩溪，作《南山行》五首，写出了胡宗宪罢居之后的落魄和失落。兹引如下:

行行如南山，蘼芜日以深。不见津亭吏，但闻鼪鼯音。夕阳犹在树，谷风起中林。下有种豆歌，欷歔伤我心。

我心空自摧，太息今与古。上山多饥鸢，下山多猛虎。道路寂无人，日暮楚三户。停车一以悲，深林有樵父。

樵父无名子，相对语瓜田。夜闻李都尉，醉猎南山前。射杀白额虎，飞鸟落青天。归来感往事，叱咤黄金鞭。

金鞭勿复挥，古来事如此。仲连破聊城，辞爵归田里。子房定大汉，言从赤松子。何如酌金罍，醉酣犹耳热。

耳热勿复道，清歌还与同。一歌歌《南山》，再歌歌《彤弓》。黄金费无算，万舞罗春风。愿享明主赐，令闻垂无穷。［1］11－12

曾经叱咤风云的抗倭统帅现在只能闲居乡里，种瓜理豆，混迹于樵夫渔夫之间。胸中的韬略无处发挥只能借酒浇愁，将人生的信仰寄托于对旧日功绩的怀念。即便如此，退隐的环境依旧十分险恶，上有“饥鸢”，下有“猛虎”，凶恶的政敌们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伺机而动，要置他于死地。处在这种境况之中，胡宗宪一方面用张良，鲁仲连功成身退的事迹，来宽慰自己失落和担忧的内心，但同时也将希望寄托于“明主”，希望世宗能再次重用他，自己可以像李广和楚人一样，走出人生低谷，完成事业之转折。茅坤这组诗生动地写出了胡宗宪刚罢职之后复杂的人生境况和纠结的内心情绪。

其次，对胡宗宪的功绩做了全面的总结。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因罗文龙事发，再次被押解京城，后瘐死狱中。胡宗宪死后，抗倭功绩被抹杀殆尽。茅坤在胡宗宪被逮系及死后，为让胡宗宪受到公正的对待而四处奔走，撰写了大量文章为胡宗宪辩白，这些文章对胡宗宪一生的功绩做了细致全面的总结。如《上袁元峰相公书》对胡宗宪的功绩有这样的评述:

而胡公自御史来，即荷天子简任，被之玺书，授戈而战。它所俘斩，不暇悉数，一败之于王江泾，再败之于龛山，三败之于沈庄，所效首虏不下万计。至于叶麻，陈东，徐海，王直辈，并海上之枭雄宿滑，朝廷故所题覆，不靳通侯之爵，万金之赏而购之者。胡公独能内不顾身家之祸，外不顾流口之谗，远遣谍于波涛，近用间于肘腋，遂及以次擒缚，数十州郡始晏然，不闻烽燧。嗟乎，亦雄矣!当其督战之勤，往往闻其夜半糒冰，草履而走，矢石四集，奋不顾身……胡公盖誓死殉国，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横百啄之口，出万死之后，成一朝之功。［4］246－247

文章历数胡宗宪在抗倭战场上诛灭倭寇、擒斩魁首等方面作为，较为公允全面地说明了胡宗宪的功绩。

第三，对造成胡宗宪厄运的原因做了细致的揭示。茅坤认为朝廷重臣的党争倾轧是胡宗宪之死的直接原因。在《与吴凤麓绩溪书》中，茅坤表达了对佞臣误国的痛恨:

岂谓当时华亭适田窦互相攻击之隙，且以公特分宜私人也，故公之功名日起。而华亭之忌日深。当是时，先帝盖倚之为万里长城。及分宜去而华亭秉国，遂阴南北台谏，论列其事……先帝且怜放之来归矣，然华亭且以不杀公，公或当复从沟壑起家，异日槛虎而逸之，祸不测也，于是又述其事。公逮系者再，遂死狱中。次一段公议，百世下史官书之，而仁人志士无不为之发奋而唏嘘留涕者。［4］1029

在茅坤看来，胡宗宪的厄运是徐阶(华亭)一手策划。徐阶将胡宗宪看做严嵩(分宜)的私党，欲除之而后快，故唆使御史弹劾胡宗宪，最终致使胡宗宪死于狱中。同时茅坤也尖锐地指出明世宗的寡恩是造成胡宗宪结局的根本原因。他在《上袁元峰相公书》中云:

庙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毁此栋梁之材也乎!圣天子为之独照于上，贤公卿为之调护于下，当必不令马援堕于薏苡之疑，曹彬覆于篋书之谤，狄青惑于军情之危。所可痛者，世情嶮巇，公论不明。始则悬通侯之爵、万金之赏，以贾其捐身赴难之气;终则引其杯酒之过，文法之绳，以诛其戡乱定难之功。恐他日国家有急事，属危疑，无复敢挺身而前者耳!［4］247此文言辞激切，近乎控诉，可见茅坤对朝廷薄情寡恩的愤恨。

茅坤的抗倭文学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了明嘉靖三十三年到四十五年抗倭战争的状况，对我们深入认识明代嘉靖抗倭战争有重要的意义。这些作品内容充实，情感深挚，不但是明代抗倭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同时也是中国战争文学史中的精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