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挑战与提升策略

刘燕++李文珍

摘 要：政府主导性渐进式改革依据中国国情，致力于建设发达的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特点与制度保证。已经取得的改革业绩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信号，但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在积累，“中国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仍将经历长期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完善的过程。继续提升改革绩效有赖于制度协调变革的持续推进、恰当定位市场与政府作用，本文主要探讨了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市场化推进以及公民社会培育等几方面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中国模式”； 制度改革；市场与政府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2001106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了市场经济改革，这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叙事，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协同演进的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主导变革的政府坚持对自身职能、角色、政府责任与治理能力进行适应性调整，中国逐渐走出严格排斥市场、深入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奠定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的现代国家治理框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发展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至今余波未停，这提供了一个检验中国改革成效的机会，“中国模式”有必要在后危机时代重新审视自我，实现提升。

一、“中国模式”的简单描述

自美国《时代》周刊前主编雷默2004年5月发表《北京共识》报告以来，“中国模式”备受关注。雷默认为“求变、求新和创新”是中国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在全球竞争背景下，“中国模式”的概念体现出中国为实现现代国家采用的自主发展战略与发展方式，体现出中国寻求高质量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协调发展思路。

与遵循“华盛顿共识”指导的俄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依据国情、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对中国发展充满信心，他在《历史研究》中指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 1 ] 。尽管有如汤因比一般对中国发展充满信心的人士存在，但在西文主流媒体中更多的则是对中国发展方式与效果的严重置疑，“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论调不绝于耳。前者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伯恩斯坦与芒罗合作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后者始于1984年美国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之说。2001年以来置疑论调再次盛行，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怀疑，作为亚洲奇迹的中国是否将是下一个崩塌的神话？美华裔章家敦在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提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

然而，中国创造了西方主流无法解释的奇迹。尽管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中国却成为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实体。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仍持续保持着稳定快速的发展。据2010年8月数据，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经济学教授Weitzman1993年就置疑这一“怪事”：为何依据西方主流理论设计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改革带来的是经济与社会大萧条，而形迹可疑、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经济高速增长同行[ 2 ] ？中国的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正在显现。

“中国模式”的特色：一是不盲目照搬任何模式，依据国情循序渐进，根据实践进行调整。二是强调改革的次序性，经济优先，为私有经济快速成长提供优惠政策，实现经济体制转换的“软着陆”。三是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创造竞争性市场的制度基础，注意将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相结合，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四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重，且在开放中注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五是保证执政党和政府对国家整体的宏观控制力、对社会变革的支配作用，这意味着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是持续改革稳定的政治基础。

二、“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中国模式”的渐进式特点保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的稳步推进。如果说改革之初，中国的发展是现代化与市场化的“二元同步”，体验着历时性与共时性痛苦；现在则在此基础上，叠加了内部的深化调整与外部环境变动的风险。要清醒地看到，国内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在积累，是制约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国家有效治理的瓶颈，因而，“中国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更加复杂，充满风险，“中国模式”仍将经历长期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完善的过程。

1政治体制改革有待深入推进

政府主导下的中国渐进式改革，采用“市场经济+公有制主体+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式，需要不断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治理系统之间的关系。转型绩效显示出“政府主导”在应对危机、发挥混合型经济的制度优势以及国家综合实力增长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 ] 。这种发展范式将依然在体制与功能的调整中得到延续。市场化转型的实践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中得到推进的，“非经济”的政治、社会、价值观念以及利益群体关系等都必须在分析之中。因此，制度体系的协调演进对巩固现有成就并最终实现中国崛起异常重要，制度供给的过分滞后将成为持续改革的障碍。

然而，“中国模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4 ] 。时至今日，行政机构处理公民事务方面的“文明化”能力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权力经济、政府公信力弱化等现象广泛存在，治理社会共同生活、为国富民强奠定信心的政治制度尚处于演进状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必要将改革重点转移到解决企业、市场和政府互动关系方面来，这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的深入。如何在实践环节落实依法治国提升治理效率，社会对作为“变革推手”的政府有更高的期待。

2权力腐败阻碍持续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2004年针对中国金融腐败问题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体制、引进了市场交易，但也造就了中国的“中间过程利益集团”。“中间过程”指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的过渡；“中间过程利益集团”指握有实权尤其是握有公共权力的主体，以权钱交易为目的从事谋利活动。报告如此描述其特征：“他们不喜欢传统计划体制，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同时他们还不喜欢透明度，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腐败很难进行。因此，他们喜欢中间状态，喜欢长时间的转轨，喜欢所谓‘中国特色……掩盖其私人利益。”谢平和陆磊认为，“中间过程利益集团是不可能有积极性改革自己的权力的，必须通过外部强力推动，坚定不移地下放权力，坚定不移地推行透明度建设才是金融反腐败的根本举措”[ 5 ] 。

如果说精英联手损害公共利益的问题原被视为“劣治”的结果，现在则日益被视为导致“劣治”的一个关键原因，因其阻碍了以增进整体福利为目标的有效改革，弱化了政府治理效能。在当代中国深度转型期，优化治理与惩治腐败所面临的阻力已经开始左右改革进程。反腐败已经成为推进改革进程的首要条件，必须防范个体腐败演变为组织化腐败的可能性。因而，夯实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推进持续的体制变革、强化权力的监督制衡及推动较为广泛公开的民主协商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赫尔曼的研究表明，持续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前期改革的失利者而是获利者，包括掌握大量公共支出决策权的权力人物与官僚阶层、从过渡体制中获取巨大利润的商业银行家和为保护垄断租金而阻止竞争的地方官员、破坏创建市场经济法律基础的黑帮[ 6 ] 。高额的资源租金与权力租金给掌控资源的社会精英阶层提供寻租而非进行制度改革的动机，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所凝聚的“权力资本”将可能“俘获”政府，“中国模式”若要持续发挥出改革效能，这一点必须要特别予以重视。

3利益结构失衡放大社会风险

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与社会结构，并非所有阶层与群体都能够同时获得改革“利润”。支持者与抵制者的不同态度取向，对政府改革决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随着不同利益集团逐渐固化，分配调整的难度在加大，将使改革遭遇严峻的挑战。

目前，中国各地、城乡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城乡居民收入从1990年的260倍扩大到2008年333倍。王小鲁发现在考虑了隐性收入后，城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9倍扩大到了31倍；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21倍扩大到了55倍[ 7 ] 。而在2010年发布的同一主题的研究报告中，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这意味着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失衡比过去所普遍了解的情况更加严重。 2013年1月1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8年曾达到049的峰值，2012年为047。尽管这一数字近两年有所回落，但仍居于高位，这说明中国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同时劳动报酬要素占GDP的比重也持续下降，1990年占53%，到2006年已下降至40%[ 8 ] ，劳动份额偏低意味着无资本的低收入者群体利益的下降。

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不和谐发展的重要现象，这既与中国发展阶段与水平有关，也与收入分配体制、投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有关。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与冲突倾向于显性化，增加了中国发展模式中的不确定因素，未来的深度攻坚改革将涉及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难度无疑更大。龚刚和杨光认为中国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相当程度上表现为不平等的功能性收入分配[ 9 ] ；邢祖礼和刘传初指出，寻租产权“侵蚀”弱势产权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10 ] ，影响收入差距的很多因素都与寻租产权密切相关，有效遏制寻租行为必须在政策层面得到体现，以减少收入差距，降低社会风险。

4不对等社会权力引发社会焦虑

成伯清认为，收入的马太效应与权力差距的极化效应，将导致社会愤懑与“怨恨”情绪日益弥漫[ 11 ]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普及，城乡之间有待统一；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下岗工人这样一些特殊群体，住房、养老、医疗、子女入学、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安全问题也逐渐突出。边缘化人群形成了一个贫困阶层或底层社会[ 12 ] ，报告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十大阶层中，广大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分别处于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三位。甚至出现了“新无产阶级”之说[ 13 ] 。古台指出，集体犯罪、行业犯罪正在蔓延，各种寻租性、税收流失性、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及黑色经济等各种畸形经济无不与权力扩张相联系[ 14 ] 。

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才刚刚破题，在公众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养老、医疗、教育、就业和城市化等各方面仍处于较低水平。这种低水平是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反映，但失衡的社会权利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愠怒将会打击民众对持续改革的信心和支持。社会敌意、阶层敌意和政府敌意无疑损害国家稳定基础，阶层、城乡和区域的利益分化与相应的权力失衡直接增大了改革风险，因而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俄东欧国家的教训证明，一个“腐败了的特权阶层”将是国家内部最致命的伤害，社会凝聚力与政府公信力将大打折扣。魏杰提出，如何在不协调发展中激发经济活力中有效解决贪婪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15 ] ，却是现有“中国模式”要面对的问题，改革重点的“转向”必须通过将社会声音、透明改革、政治责任和经济竞争相结合。

三、“中国模式”的提升策略

改革的收益与风险总是并行的，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前文提出的问题也非盛世危言，而是为了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不过，中国发展模式并不是在被动地承受挑战和风险，而是存在着巨大的优化空间。

1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恰当定位

中国“转型之谜”证明了一个具有强大制度供给与秩序维护能力的政府，对于稳健推进经济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意义。俄东欧的实践表明，忽略政府作用与缺少制度约束的市场经济不能自动产生持续的高绩效，“弱政府—弱市场”的治理结构是转型国家的制度陷阱[ 16 ] 。无视政府的关键作用，既无益于创立规范的交易规则，更无益于确保经济、金融安全与秩序稳定，这正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风险之源头。美籍波兰学者波兹南斯基主张私有化改革，但针对中东欧资本殖民化现象却指出：“一个经济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究竟是多收获一些积极的效果，还是多收获一些消极的效果，其关键在于当该国进入世界经济时它是否拥有一个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国家机器作后盾。所谓的有效发挥作用的国家机器，应当是指有能力控制本国经济，使其足以承受因开放国内市场而不可避免带来的更多风险的国家机器”[ 17 ] 。与转轨相伴的秩序混乱、监管缺失和权力腐败是转型的致命伤，全球竞争与新增的国际风险更加需要加强而非抽走确保转型成功的必要基础，通过政府作用改善法律、制度和规则等宏观环境，以解决微观经济的长期性问题正是政府职责所在，转型国家恰当定位政府与市场作用意义深远。

最小政府是否是转型成功的必须？斯蒂格利茨认为，竞争、市场和分权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核心，在政府起重要作用的经济社会中仍然可能具备这些要素[ 18 ] 。“为了保证成功的增长，真正的难题在于寻找这样一种政府：其作用既不能过分强大到掠夺私人经济的地步，又要足够强大，从而能够执行法制”[ 19 ]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并非要单纯削弱政府，而是变革大而无当、硬而无效的全能型政府为规模适度、治理能力充分的有效政府，重要的不是政府职能的大小，而是发挥作用的方向与领域，这并非要求范围更广、数量更多但却是更好质量的政府治理。在内部面临不完善市场机制、社会信任和信心弱化，外部暴露于国际风险的背景下，一个具备构建市场经济制度、稳定社会秩序和推进持续改革能力政府的存在是改革成功的前提。

发展是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繁荣，不仅是经济增长。雷默以“中国模式”肯定中国道路所蕴含的蓬勃生机，但“求变、求新和创新”的特点也是“中国模式”依然处于演进状态的同义语。改革引发的深层矛盾需要在发展和创新中得以化解，必须持续性构建制度基础去解决积累的问题与存在的缺陷，中国崛起的势头证明了中国道路制度改进的巨大空间与机遇。

2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策略选择

持续走好中国道路需要关注体制间的配套问题，这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化改革相互配合，适时深入推进民主治理。既要继续深化以法治、稳定、透明和参与为目标的社会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权力监督、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各级政府的民主治理，从而协调经济与社会变迁过程。在改革深化期，除加强保障产权、提供法律秩序等公共服务、实施宏观调控等政府治理效能外，有必要考虑进行以下方面的调整：

（1）持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保持全面改革的连续性。消解政府组织制度、行为惯性中与市场经济相冲突的计划经济后遗症，强化中国道路的改革信心。

（2）建立“法治化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与公共财富保障管理等综合措施，加强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改善行政效率，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

（3）改进政府监管职能，协调利益冲突。将“去垄断化”与促进积极竞争的准入政策相结合，善用社会力量监控经济运行过程，抑制权力资本的滋生。

（4）扩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范围。不断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个人权利。

（5）提高政府防控风险的意识与能力，积极融入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

（6）加强中国核心价值构建，促进制度政策与传统文化、价值规范的和谐相融。

3市场化推进的策略选择

局部性改革使新旧体制并存而长期处于过渡状态，发达的市场经济需要通过社会参与和监督，从而能够充分利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治理机制的优势并增进各自功能。持续推进市场化可以考虑这样几个方面：

（1）持续构建“市场增进型治理结构”[ 20 ] ，继续建设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加强支持公平竞争和信息公开的立法和执法工作，进一步完善产权、契约等关键性制度，为市场的规范运作提供恰当的监管与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2）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精简过度或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打破部门、行业的行政垄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3）培育、巩固和增进社会信任的商业网络和社会规范。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健全且规范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形成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4）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进。并重财富生产与利益分配，一方面，通过市场手段与政策引导推进技术创新，改造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现行经济增长模式中的高代价、投资驱动、出口依赖和低成本竞争的特征；另一方面，加大居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4公民社会培育的策略选择

公民社会是介于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自治性社会生活领域，是政府与社会之间一种有效的互动机制和协调方式，被视为缓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第三种治理机制[ 21 ] 。现代公民社会通过公众监督维护公共利益，不仅具有意识形态整合功能，而且能够为政府政策与巩固民主制度提供合法性支持。理性、开放和成熟的公民社会可以孕育出丰厚的“良性社会资本”，扩展市场交易的效率空间，实现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福利。中国公民社会先天发育不良，承袭于传统社会的一些非正式制度、潜规则体系以及地方性人际关系网络所显现出的“恶性社会资本”的端倪值得警惕，也是滋生影子经济、权力资本和集团犯罪活动的温床。中国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1）政府需在现代公民社会构建中继续采取更加积极、开放的行动，逐渐化解变革积累的阶层矛盾，为跨越转型鸿沟蓄积动能与更为深厚的民意支持。

（2）促进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缩减权力寻租空间，促进阶层间的互惠交流与沟通对话，拓宽各阶层生存渠道。

（3）适当将非政府组织整合到决策参与过程，增强阶层群体间的协调，减少政府过度的规制负担，强化中国道路的信心与规则预期。

（4）创建均衡化机制，协调利益分化。在建立公平的市场博弈规则的同时，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性扶持力度，从提供均等机会、培育公民素质与能力等层面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条件，逐步扩大中间阶层的社会占比。

（5）引入社会力量，监督执行积极的公共政策与实施效率。综合运用市场、法律与政策手段，消除利益权力分化可能导致的阶层矛盾，建立以信任与合作为特点的“良性社会资本”无疑将增进各类群体、各个区域的整体团结。

四、结 语制度改革与发展模式必须立足于一国传统与现实，因而须警惕所谓“最优制度实践”，脱离国情的理想化改革将使社会走向混乱、使国家走向衰退。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不仅成功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范式，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超越，昭示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中国文明现代的国家治理追求社会的和谐公正，这需要循序渐进、根基稳固的制度构建。已经取得的改革业绩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信号，在这个思想激荡、制度创新、民族走向强盛的变革时代和辉煌岁月，持续地讲好中国故事躬逢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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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