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年代的民族希望之光——读长篇小说《旮旯拐角》

李 星

（《小说评论》杂志社，陕西西安 710001）

阅读高云光先生的长篇小说《旮旯拐角》（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对我来说是一次惊奇而新鲜的体验之旅。诸如独特的生活，恰当的叙述角度，生动的故事情节，鲜明而丰满的人物，精致的语言，深刻的思想，这些被通常认为是好小说条件的要素，都有可称道之处。这是一位学者型作者精心创作的一部优秀之作。

文字语言是构成小说文本的基础材料，是其审美品质的重要标志，是作家文学能力的主要体现。甫一进入《旮旯拐角》的阅读，笔者就体验到了高云光先生非凡的语言能力。它是精确传神的生活细节描绘，是无一冗词赘句的高度凝练，是凝练传神之中发散出来的清正、端雅、庄重的人格信息。一般作家的文学语言只要能够传达出心中生活样态就难能可贵了，它却在日常琐碎生活样态体验之外，传达出了包括作家的目光态度，甚至人物的人格素质和文化习惯诸多神秘信息，是感性的，又是把握了相关生活意义的理性的。当代一位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说过，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高云光的语言就是有丰富意味的语言。从纯粹之中，还能感到一种高贵，人物的高贵和生活态度的高贵，也体现了一种罕见的文学的高贵。比如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一般地被理解为角色个性化、情境真实化，但从《旮旯拐角》中哪怕生活在最底层，一字不识的人物的个性化、情境化的对话，也常常传达出生活语言背后丰富的情感精神内涵，不仅有当下的所指，更有只有在更多了解人物经历和关系之后的特指内容。仅从语言方面说，高云光的小说也具有在当下汉语言失范年代的典范意义，值得那些以粗俗、粗鄙、生僻为美的写作者、小说家充分重视和尊敬。

长篇小说因为无长度的限制，常常被人理解为可以不象短篇那样有严格的选材和角度，只要围绕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什么都可以装进去，贾平凹式的生活流的叙事方式的备受好评，更加深了这个误解。高云光从他的《十字沟》和《长安城里水车巷》开始，小说选材就很严格，角度的选择，犹如卫星发射的窗口，也颇精准。这部《旮旯拐角》集中于一个叫三步平的封闭小山村的一个户姓家族，以他们的眼光、感受、体验来评判新旧社会的差异，详细从土地改革、高级农业合作社、反右派、反右倾、公社化写到“四清”、“文革”、“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等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的历次政治运动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的中心内容正是围绕三步平人所要求过的传统的家庭族群生活方式与日常秩序，同破坏他们传统与日常秩序制造人与人仇恨的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折腾者失控的疯狂，被折腾者的坚守、反抗与苦难，构成了全作的基本历史叙事张力与情节张力。三步平人坚守的价值观念，打着深深地历史烙印，尽管它也或许会与社会进步发生冲突，但作者并没有将社会政治及有关事件唯一化，让其成为单纯的历史、政治小说，而是广泛描绘了诸如结婚、生子、爱情、友情等人性欲望和人情世态，设计了特定环境中丰富多样的人际关系。所以，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情境，汪洋恣肆，丰富多彩。从县长及县长夫人到普通农民，从小道姑到沦为阶下囚的高级知识分子，各个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人物阴差阳错的人生命运，交错起伏，“横看成岭侧成峰”。不仅主人公狼咬与矿工榆疙瘩的交往很真实，牢牢兄弟与榆疙瘩两个女儿的婚姻，县长夫人与水利工程师黄澄江的分离、牵挂与不期而遇，道姑无言在“十三红”与倭瓜之间的婚嫁选择，侯先生与常家坡寡妇“百事通”的爱情故事，乡下姑娘海棠与城里娃田原清冽香醇的情感历程，县长田埂与三步平农民的官民情感，他与当年延安“抗大”同学王文治的关系，乃至造反派苟绪东与表兄张二跟逃亡地主母女的明暗关系，牢牢他大狼咬与地主分子七先生剪不断的恩恩情情，都扩大而丰富了小说的历史和人生命运内容，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长期在高等院校中文系任教的高云光先生，大概对汪曾祺关于小说就是写氛围、写故事的不同说法深信不疑，《旮旯拐角》不仅有三十年间中国农民命运的大叙事，还有数十个人物命运的小叙事，小故事成了大故事的环境与氛围，大故事成了小故事的历史背景与典型环境。由此可见作者笔下功力，也造就了这部小说诸多亮点之一。但用挑剔的眼光看来，尽管在叙事设计上，这些小故事都很真实，或许可以认为巧合太多，设计痕迹重了些，然而作者在为使小说好看方面的努力却是应该肯定的。

在角度意识明显和情节的生活性之外，《旮旯拐角》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不仅牢牢、狼咬、福九爷、栓柱等两代男性农民形象生动而饱满，顶针、蒲篮儿、无言师父，砸不烂等女性形象也十分鲜明。与李自成后人的三步平户氏一族的代表人物牢牢的刚烈、侠义，宁折不弯、以及牺牲精神相比，一度成为生产队长、公社主任的顶针，却是一个在苦难中不断成长，厚重而传统的乡村女性代表，就连理所当然的族长继承人福九爷的儿子栓柱也称她是“女儿国里的男人”，将隐藏着家族秘密的木箱子破例交给她，族人公举她主持在三步平人心目中最神圣庄严的祭祖仪式，世世代代都是男人家掌控的权利，破天荒地转到了一个外姓女人的手上。顶针以她的智慧和果敢，周详和实际，彻底地改变了女性在三步平的历史地位。犹如用钢锨翻土，她深刻地改变着三步平，历史的必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她的思想、行为。因之，她就成为了这本小说最为耀眼的伟大形象。

作家并没有将自己的笔墨局限于灾难和动乱年代可谓特殊环境下的三步平，同时还塑造了因社会大环境而或被贬黜，或被迫逃亡的县长及其妻子原娴、儿子田原，以及右派分子侯先生，大个子黄澄江等带着沟外世界累累伤痕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大个子沉默寡言的警觉与敏锐的历史眼光，却使他不仅成为了全书的一条主要情节线索，而且成为黑暗年代民族希望之光。

在同类题材作品中，田埂是一个应该被特别关注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他最早认识到了所谓“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化”路线的严重错误。他无私无畏，多次向老百姓道歉，甚至下跪。他支持三步平人的“分田到户”，他为党分忧，为国担责，试图以一己之力，承受权利的千钧重压，给与他休戚与共的老百姓开启一扇求生的门。但他失败了，在一次又一次严厉的处分中，在无情的批判斗争中，以致身陷囹圄，他都义无反顾，直至为信念献身。正因为有了田埂们，以及其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给党争得了信任和民心，让人民共和国倾而未到，并焕发出勃勃生机，连牢牢这样忠厚老实且备受错误路线之苦的农民也坚持了对党的信念。正是由田埂身上生发并延伸出来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和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信念，使《旮旯拐角》中三步平人的苦难和希望，更符合中国道路的历史真实，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八十年前，一直以尖锐词语批判“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吗》一文中曾经说道，要论国民性，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凭的，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舍身求法，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田埂、黄澄江、狼咬、牢牢、顶针和福九爷诸人，就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的脊梁，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牢牢们，在以往文艺作品中往往被丑化、被贬损，称之为“愚夫”“愚妇”，但在《旮旯拐角》所营造的环境中，他们不仅为家族，为亲人的生存而奋斗不息，扩而大之，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是正气和正义的底气，是历朝历代仁人志士（包括当代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守信念的知识分子）的底层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比起同类小说作品，《旮旯拐角》通篇都表现出作者鲜明的思想立场，那就是冷峻的反思。它的认识价值远远超出了农村、农民、农业的范畴，作者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未来命运充满了热切的关注。这种理性的光芒，让它与当前某些作品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划清了界线，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刻。比如，小说通过水利工程师黄澄江之口，说出了对权力与科学的思考，就颇具思想的深度。“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是作家反思的结论，因而也是小说的总主题。

《旮旯拐角》是一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体现了相当高度的长篇小说，值得引起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