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学衡》翻译的差异

曹文刚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新青年》与《学衡》都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份杂志，但是它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对立的。《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而《学衡》反对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新青年》引领时代潮流，处于主流地位，掌握了中心话语权，而《学衡》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反动、复古、保守。一般认为，《新青年》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而《学衡》阻碍了历史的前进。《新青年》固然彪炳史册，《学衡》也自有它独特的价值与贡献。《学衡》在五四时代的众声喧哗中保持冷静、理性，对《新青年》的某些激进做法起到了纠偏、制衡的作用。《新青年》与《学衡》都很注重译介西方文化，《学衡》是作为《新青年》的对立面出现的，《新青年》与《学衡》的翻译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引入的外国思想的差异

《新青年》前七卷中，对西方民主、科学的译介在翻译文章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新青年》把民主（Democracy）翻译为“德先生”，把科学（Science）翻译成“赛先生”，从此，“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为民主与科学的代名词，《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激烈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新青年》始终关注女性问题，译介了男女平等思想，以此批判中国的贞操观念、“男尊女卑”观念，在中国倡导男女平等，为女性争取权利。《新青年》率先垂范，做到了男女平等，其翻译文章中不乏女性译者的译作，薛琪瑛是中国第一位女性翻译家，她翻译的英国著名文豪王尔德的《意中人》，刊登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她”字的创造，也体现了《新青年》通过翻译提倡男女平等思想。

《新青年》第四卷6号推出“易卜生号”，刊登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履恭翻译的《人民之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系统地介绍易卜生主义。胡适给易卜生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我们看他极盛时期的著作，尽可以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1］易卜生主义属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又称写实主义，易卜生的作品猛烈批判现实社会，崇尚个人自由，主张人的解放。《新青年》对易卜生主义的译介，是为了配合新文化运动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

胡适在《新青年》上对杜威的实验主义进行了大量译介。杜威来华所作的演讲由胡适翻译，部分内容刊登在《新青年》第七卷1至4号，《新青年》其他几位同人也对实用主义推崇备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衡》同人吴宓、梅光迪对实验主义大加抨击，认为实用主义的方法并不是西方科学方法的正宗，没有必要介绍到中国来。《学衡》译介的外国思想主要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力主维护传统，复兴中西古典文化，以匡正现代性的弊病。白璧德试图通过恢复古典文化，来寻找人性复归的价值。新人文主义主张温和的改良，反对激进的革命，信奉平和中庸的处世哲学，提倡典雅、保守的价值取向，反对张扬、自我膨胀。白璧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加推崇，使得他的中国弟子相信，新人文主义可以运用于中国的文化场域。《学衡》力图把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结合起来，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同人认为，建设新文化不能以毁灭旧文化为代价，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发扬中国传统文明，他们反对《新青年》同人的宣扬进化、崇新弃旧，他们用贵族精英主义倾向的新人文主义反对《新青年》同人的平民式的普遍同情和现代人道主义。针对《新青年》同人张扬物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现代西方思潮，《学衡》同人提出了自己的新文化建设方案，“一则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一则欲昌明吾国之真文化”。［2］869他们“取消了东西方的分野，代之以‘真’‘伪’之别的新的二元对立修辞。”［3］346《学衡》同人批评新文化运动者并未吸取西方文化精髓，梅光迪说：“彼等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即浅，所取尤谬。”［4］《学衡》同人译介白璧德新人文主义除了引入“真正”的西方文化，还有就是与胡适引进的杜威的实验主义相对抗，再有就是借助新人文主义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

二、翻译选材的差异

《新青年》翻译的前期侧重西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作品，后期注重弱小民族和俄国、日本文学。在《新青年》翻译的小说中，有将近一半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翻译最多的是屠格列夫、托尔斯泰、库普林、柯罗连柯等俄国作家，一些倾向于抨击时弊，揭露现实社会黑暗，表现人们的反抗精神的作家，如莫泊桑、龚古尔兄弟、易卜生、萧伯纳，他们的作品差不多都被《新青年》翻译了。

《学衡》翻译在对西方文学的选择上与《新青年》有所不同。《学衡》同人批评《新青年》盲目引进西方文学，认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只知人性之恶，而不知人性之善，不知人能驾驭、控制自己的情欲，现实主义不能表现真正的人性，是对科学的误用。《学衡》同人积极译介西方古典文化，他们认为《新青年》惟新是尚，忽略了西方文化的本源。他们对译介作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源之一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格外重视，《学衡》登载了17篇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翻译。《学衡》同人第一次系统地翻译了西方三大古典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言论。《学衡》刊载了郭斌和与景昌极合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录，还刊载了钱堃新翻译的古罗马哲学家、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的《西塞罗说老》，这是西塞罗在中国的最早的译介。《学衡》还通过翻译西方文献介绍希腊国情，涉及希腊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等多方面，突破了《新青年》翻译的局限，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学衡》翻译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注意与中国固有传统相契合，意在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会通融合。《学衡》的翻译以西方文学的古典正宗为主，不同于取材广泛的《新青年》翻译。《学衡》连载了吴宓用章回体翻译的萨克雷的小说《钮康氏家传》，还译介了但丁、雨果、蓝姆、阿诺德、雪莱、拜伦、爱伦·坡、罗塞蒂、济慈、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

三、翻译语言的差异

《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下，大力倡导白话文，摒弃文言文，《新青年》的翻译语言也逐渐从文言改为白话。《新青年》翻译从文言过渡到白话的过程与整个社会的白话文运动是互动的，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新青年》翻译语言的白话化，除了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最终胜利，还输入了新的表现法，输入了外来的语法，改造了中国语文，使现代汉语建立在一种欧化的白话基础上。反对白话文的《学衡》同人，把欧化视为“真用西洋文法以为语文”，［5］结果是“捍格以至于艰涩”［6］吴宓认为除了翻译戏剧小说可以用白话以外，其余都要用文言。对《学衡》同人来说，文言文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只有文言消亡，才能使现代与传统保持连续性，如果放弃文言文，民族精神与凝聚力将会丧失殆尽。《学衡》用文言翻译是出于《学衡》同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学衡》同人也不是盲目排斥白话文，他们反对的是白话一统天下的做法，吴宓认为文言白话可以并存，各有其用处。

［1］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4/6）．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

［3］刘禾．跨语际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2008．

［4］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J］．学衡，1922（1）．

［5］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J］．学衡，1923（23）．

［6］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J］．学衡，193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