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养济院、普济堂到精神病院
——中国精神医学千年发展史

陈一鸣

·精神医学史·

从养济院、普济堂到精神病院
——中国精神医学千年发展史

陈一鸣

有人类即有精神疾病，在人类早期奴隶买卖中就规定凡有智力精神障碍者可退换，智力精神障碍者犯罪可从轻处罚。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曾记载看护疯子的小册子，我国《内经》、《素问》也有对精神异常的描述，提出“大怒伤肝、大喜伤心、思虑伤脾、悲忧伤肺、惊恐伤肾”的七情内伤论。西方国家中世纪用祷告、符咒、驱鬼等方法“治疗”疯子，而中国《素问·病能论篇》首次提出用“生铁落饮”治疗“阳瘚”狂怒者，《灵枢》则以针灸治疗，宋代《活人书》提出用凉血解毒和犀牛角地黄汤治疗“伤寒发狂”患者［1，2］。

英国伦敦贝特莱姆收容所1403年首次收治了6名精神病人为精神病收容机构之最早［3］，而我国南宋在一千多年前就建有养济院开始收容智力、精神残疾流浪者。显示我国精神医学发展的历史并不晚于西方国家［5］。

1 养济院是我国精神病患者最早收容机构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对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虽然专门记载和研究精神医学的著书不多，但从现有资料中显示养济院在一千多年前的南宋就已出现，元代则把养济院作为一项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明代延续了元代的做法，在洪武初年就下令天下置养济院，收养孤贫残疾无依之人，其中包括智能、精神残疾流浪者［4］。

清军入关后即开始恢复和整顿原有养济院，清朝沿袭明制在明代养济院的基础上进行了修缮改置和扩建，养济院成为清代官方救济孤贫残疾无依者的最主要机构。顺治五年(1648年)11月清廷发布上谕，命各地发挥养济院的作用，“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靠之人，有司留心之行，月粮依时发给，无致失所”。乾隆六年(1737年)朝廷又命“整顿各地养济院，对奉行不力者给予惩处，降三级调用”。清代养济院是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的官办慈善机构，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皇朝政典类纂》明确规定“孤贫或患疾病，官为拨医调治，其院内房间，分别男妇，勿使混杂。道府于每岁盘查，赴院点验，出具印结转报”。体现了全国州县设置、原籍收养、完全官办的三项原则。乾隆三年山东已建有养济院30余所，共收容各类贫病流浪者5356人，次于同期直隶的7362人［4］。

2 普济堂和育婴堂补充养济院之不足，得到迅速发展

养济院因为贪污腐败严重加之自然灾害、民变冲击大多经营困难难以维持日见衰败。清代雍正年间逐渐出现由官民士绅捐建的普济堂和育婴堂填补了养济院的不足。

北京广宁门外的普济堂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得到康熙皇帝赏识，赐御书“膏泽回春”匾额嘉奖，影响到全国，很多地方陆续建起了普济堂，雍正三年(1724年)雍正帝上谕命令各地一律设立普育二堂，并要求各地遴选好善绅士担任普济育婴二堂董事［4］。

养济院基本沿袭明代系官办，而普济堂和育婴堂属民办，后官方介入变成官督民办或官民共办，并可收外地孤贫残疾，“经费开支四柱清册，以利查验”。效果较好，受到朝廷及民众认可，很快得以在全国迅速发展［4］。

3 清末普济堂附设疯人院

清朝末年，西方医学开始进入我国，形成中西医学共存局面，虽然广州(1897年)、苏州(1905年)已建有由西方传教士投资专门收治精神病的医院，但这些医院规模小，治疗手段贫乏，实际只能起收容管理作用。随着智力精神残疾患者的日益增多，一些地区在原普济堂的基础上附设或独立设置“疯人院”［1，2，4］。

光绪34年(1908年)清政府陆军部拨银元6000元在北京石碑胡同建贫民教养院(属普济堂一类)，附设疯人院“专收疯疾之人”。“人各一室，勿令杂居”，住室“户牖牢固”、“墙壁尤宜坚厚”、“出室时宜有人护随”。1911年该疯人院疯癫人数为男110人，女41人。1917年疯人院脱离贫民教养院独立，“置管理员一人，办事员二人，医士二人”。1918年1月疯人院迁入北京北城宝钞胡同玉皇痷，更名为“北京疯人收养所”，不仅规模扩大，收养条件亦有所改善。1928年6月北平市政府成立，疯人收养所改由社会局管理，委任赵吉元任所长，明确以“收容市内男女疯人养护疗治痊愈”为宗旨，制定了章程和规定，但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只能维持病人最低生存条件，1929年至1930年间病人不断增加(达176人)，但治疗措施落后，主要为“清肺化痰的煎药”或“降火祛邪的丹剂”和“针刺”，住院环境和疗效很差。1932年捷克文学家基希参观该院，写出文章《疯人院》显示病人的“悲惨境遇”［6］。

4 现代精神医学的建立和发展

清朝末年，尤其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现代精神医学同时得到发展。

广州是与西洋接触最主要的港口，影响很大，嘉约翰(约翰·克尔，Dr.J.G.Kerr，1824～1901)，1847年毕业于美国费城杰斐逊医学院，1854年来到中国，1855年起任广州博济医院院长达44年，同时主编和翻译了内外各科34部当时很有影响的西医书籍，于1897年在广州芳村(即现广州脑科医院)创建广州惠爱疯癫院(床位200张)，系我国第一所现代精神病院［7］。苏州是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城市，清末门户开放后，西方文化进入，詹姆斯·惠更生(J.R.Wilkinson，1862～1935)1885年毕业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医学院，1895年受美国南部长老派教会委派来到中国苏州，购地在苏州洋经塘建福音医院(内外科综合医院)，1905年该院开始收治精神病人(病床30张)，因病人太多，1906年惠更生发“募捐书”筹款扩建精神病床位100张。1916年惠更生又在苏州四摆渡(现苏州广济医院)筹建更生医院，1923年收治精神病人床位150张，1938年抗战爆发福音医院、更生医院相继被日军占领，医院被迫关闭，病人通过教会转入上海“北桥”治疗［8］。

上海精神医学的历史更早，虽然上海建市才200多年，但在19世纪60年代上海大南门陆家浜南岸即建有普济堂，收容包括智力精神残疾的贫困流浪人员，1912年慈善家陆伯鸿(江苏丹徒人，1875～1937)集资筹款将原普济堂重新翻建，分设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精神病)七部分，每部约有50张床位，但病人(尤其精神病人)太多，不敷使用。1931年美国雷曼(R·S·Lyman)医师应邀到上海医学院讲授神经精神病学，次年去北京。1932年奥地利医生韩菲(F·Halpern)接任教席并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上海华山医院)组建神经精神科，其后粟宗华、夏镇夷、张沅昌等医生相继参与教学及临床工作影响很大。此时陆伯鸿经过不断努力于1934年经当时上海市政府同意在上海县北桥(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分部)购地三万平米，按西方模式建立高标准精神病院，设床位300张，该院先后得到韩菲、栗宗华教授的支持与参与，成为我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精神专科医院，也为以后该院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9，10］。

北京现代精神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精神医学影响极大，1919年美国神经精神科医师伍兹(AH· Woodz)应邀到北京协和医院担任神经精神病副教授，1922年开设神经精神病学课程，1928年协和医院正式建立了神经精神科，当时教师中除伍兹外还有魏毓麟、程玉麟等医生，1932年美国医生雷曼由上海到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接替伍兹担任主任、教授。期间雷曼在协和医学院培养了栗宗华(上海)、凌敏猷(湖南)、许英魁(北京)、黄友岐(湖南)、张沅昌(上海)等医师，并先后将他们推荐到美、英、德等国深造，他们回国后均成为我国著名的神经精神科专家和开拓者，影响及其深远［11］。

魏毓麟(1899～1968)教授1931年从美国宾州大学费城总医院留学返回北京协和医院担任神经精神科副教授，1933年10月年魏毓麟兼任北京疯人院院长，该院与协和医学院达成协议，协和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可随时到北京疯人院研究和实习，修建改善住院条件。并将该院从甚为破落的高公痷民房中搬迁到地坛。1935年该院更名为北京市精神病院(即现北京安定医院)［6，11］。

许英魁(1905～1966)教授，1934年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1938年经雷曼推荐先后到德国和美国深造，1939年10月许英魁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林学院学习回到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华北已沦为日本殖民地，1941年协和医学院停办，1942年8月许英魁教授被聘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科主任、教授，1943年末在万福麟旧宅设神经精神科门诊、病房，床位20～60张(即现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11］。

程玉麟(1905～1993)，1927年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协助伍兹建立神经精神科，1931年先后在德国神经精神病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神经精神科和心理学，1934年返回北京协和医学院，1936年程玉麟任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科主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转迁四川成都担任华西联大神经精神科教授、科主任，并培养了伍正谊、王慰增、刘昌永、陶国泰、陈学诗等神经精神科专业人才。1942年在成都四圣寺支持刘昌永建立成都市精神病疗养院，床位50张，1946年抗战结束后程率学生返回南京，向伪民国政府反复要求建立我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南京神经精神病院任院长，解放前夕程离南京去台湾，由王慰增教授接任院长［12］。

凌敏猷(1902～1991)，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被湘雅医学院聘为助教并派去北京协和医院脑系科师从雷曼教授，1936年返回湘雅医学院，同时得到黄友岐教授支持开展神经精神科教学及临床工作，1944年去美国深造，1945年回校，二年后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13］。

解放前另有香港、佛山、成都及东北哈尔滨、大连、四平等地也建有精神病院，但此时全国精神病院总数尚不足十所，床位共约1000余张，精神科医师不足50人，形成我国现代精神医学的早期局面［1，2，14］。

1949年全国解放，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医疗卫生事业，精神卫生工作得到重视，取得较大发展，尤其粉碎“四人帮”、深化改革后加强中外交流，中国精神卫生不论在医疗、教学、科研及防治工作成绩卓著，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 沈渔邨.精神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1－4，937

［2］ 徐韬园.中国现代神经精神病学发展概况［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6

［3］ 爱德华·肖特.精神医学史［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259

［4］ 王林.山东近代救济史［M］.济南:齐鲁书社，2012:12

［5］ 陈一鸣.精神医学早期的故事［J］.精神医学杂志，2011，24(1):64－66

［6］ 范庭卫.从收容到治疗［J］.中华医史杂志，2013，43 (6):345－347

［7］ 陈一鸣.不能忘记的开拓者［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9，19(5):359－360

［8］ 陈一鸣.再续情缘—惠更生医生与苏州精神病院［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1，21(6):431－432

［9］ 陈一鸣.上海精神卫生早期的探究［J］.上海精神医学，2010，22(5):319－320

［10］ 王祖承.粟宗华—百年诞辰纪念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

［11］ 陈一鸣.北京现代精神医学早期的追索［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0，20(2):142－143

［12］ 陈一鸣.缅怀精神医学的先行者程玉麟先生［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0，20(1):70

［13］ 陈一鸣.凌敏猷与湖南精神医学的早期发展［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0，20(3):215－216

［14］ 陈一鸣.东北地区精神卫生的早期发展［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0，20(6):42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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