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国政府打开对日美外交僵局初探
——以旅日美华侨留学生回国问题谈判为例

王雪萍

序 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宣告成立。同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国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会)直属的“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回国委)正式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12月2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广播，号召在国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时周恩来总理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广播号召海外留学生回到祖国大陆。*许珑：《奔向光明的时刻——记建国前后的留学生回国潮》，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98—111页。之后，政府发表了一连串的号召留学生回国的方案，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中心展开了争取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工作。*丁儆、傅君诏：《回忆“留美科协”》，全国政协曁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3—13页；董宁川：《巴黎中国学生会情况》，全国政协曁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第335—343页；陈焜旺主编：《日本华僑、留学生運動史》，東京：日本僑報社，2004年，第108页。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海外的华侨回国开始受到限制。为此，中国政府利用中美苏英法5国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1954年4月26日—7月21日)之机与美国协商，希望美国政府许可旅美华侨及留学生回国。*《中、美关于侨民及留学生回国问题的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379—401页。同时，1949年以后，为了能够让旅日留学生、华侨集体回国，中国政府利用与日本政府交涉协助在华日侨回国的机会，向日本政府提出希望让旅日中国留学生、华侨搭乘日本政府派出的迎接在华日侨回国的船只回国的要求。*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刘杰、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第203—232页。

为什么在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如此努力争取在海外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回国呢？争取华侨和留学生回国政策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高层次人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吗？本文以近年公开的外交部、教育部、各省市地方档案馆保存的争取留学生和华侨回国相关档案资料为基础，分析中国政府努力争取留学生等高层次人才回国政策的目的。本文之所以将分析的时期限定于1949年至1955年之间，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外交交涉中致力协商留学生、华侨华人回国事宜主要集中在1955年以前。虽然1956年中国政府也进行了大规模号召在国外高级知识分子回国的活动，但那主要是针对某些国内高级人才不足之领域的人才政策*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刘杰、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第203—232页。，这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关系不大，所以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下面，首先回顾一下既往研究。关于战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回归祖国大陆的研究，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可以说是记述最详细的一部著作。该书是以当时回国留学生的回忆录形式出版的，作为史料的价值较高，然而对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尚未进行充分分析。另外许珑、沈殿成也对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回国过程进行过论述，由于他们是以一部分留学生、或者是对某一地区的留学生的个人体验为中心进行的论述，而未整体分析留学生的回国过程及中国政府的政策。*许珑：《奔向光明的时刻——记建国前后的留学生回国潮》，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第98—111页；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关于中日战争时期到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华人的回国情况，陈焜旺的著作可以说是最为详细的。但由于陈的著作主要着眼点在于当时的华侨、留学生在日本的活动情况，而对于中国政府的动向分析只做了简单的背景介绍。*陈焜旺主编：《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第108页。

为了进一步讨论，需要对于1949年当时的“留学生”进行定义。本文参考回国委档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记录)》，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9页。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所负责的回国留学生的业务范围(1950年3月)：①国内外专科大学以上学校毕业，以进一步求学为目的的出国者；②大学本科以上的教育机关毕业的回国华侨；③国内高校毕业后、在国外大学肄业者；④大学毕业后，在外国就业者。，对“留学生”作如下定义：在外国的大学(包括专科大学)毕业或肄业的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学生。关于“华侨”，是指从中国大陆及台湾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国国籍和外国国籍)。

一、以高层次人才政策为出发点的争取留学生、华侨回国政策的开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是从这一天开始的，而对全国的执政也不是从这一天开始的。从战前及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曾建立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等政权，并在根据地、解放区等部分地区积累了执政经验。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解放军占领地区逐渐扩大，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也逐渐扩大。即使蒋介石政权(以下简称：“国府”)于1949年12月迁至台湾之后，西南地区的战斗仍然继续。而西南地区、包括海南岛的解放战争结束是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战斗结束以后的1950年5月。如果把解放西藏的战争也算进来，解放战争可以说是一直进行到1951年5月。因此中国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地区的扩大过程*井口治夫、松田康博：《日本の復興と国共内戦·朝鮮戦争》，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12—243页。，一直持续到1951年5月才基本完成。

从1946年中国内战正式爆发到1951年在全国范围确立统治地位的5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从只控制国内一小部分地区的政党发展为统治国土面积为世界第三位大国的政党。随着统治地区的扩大，从各地区的基层干部到地方政府各部门的管理人员，需要大批的各领域高层次人才。但直到1949年，中共党员数量总共也不过448.8万人*家近亮子編：《中国近現代政治史年表，1800—2003年》(增補版)，京都：晃洋書房，2004年，第58页。，此时中国共产党在三大战役中获胜，开始构筑并推进对全国统治的系统，人才矛盾尤为突出。为了建国和以后的国家建设，党不得不更加重视高层次人才。

其实中国共产党与“国府”争夺人才特别是争夺高层次人才的活动，从抗战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到解放战争时期达到白热化的状态*岳庆平主编：《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科教实录(上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这种人才争夺战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包括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华侨也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对象。

根据傅琳的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为了争夺“国府”派遣的留学生，周恩来、董必武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派苏华、徐鸣、赖亚力等参加“国府”的公费留学考试赴美国留学，在美期间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经过努力，他们于1949年6月18日组织建立了在全美13个城市拥有支部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Chinese Scientific Workers’ Association in U.S.A，以下简称：留美科协)。以后至1950年9月，该组织在中国留美学生、科技工作者中积极开展亲共宣传活动*傅琳：《留美科协成立始末》，《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40—45页。。

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大力支持，因此，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了在华侨中进行宣传、争取的工作*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79—434页。。而担当此任的就是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廖承志*铁竹伟：《廖承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4—181页。。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和孙中山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并与海外华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父亲的人际关系再加上廖承志本人的努力，他成为中共对海外中国人进行宣传的中心人物，在批判“国府”政策的同时，宣传中共的政策*《廖承志文集》编辑办公室编：《廖承志文集》，安藤彦太郎监译，東京：徳間書店，1993年，第176—228页。。

1946年10月15日，廖承志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上作了题为“全世界各地侨胞团结起来，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的演讲，他在强调自己是华侨出身的同时，批判在内战中的国民党和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的行为，并呼吁海外华侨支持中国共产党*《全世界各地的华侨同胞们，团结起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卖国行为——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廖承志文集》编辑办公室编：《廖承志文集》，第176—183页。。但是这一阶段的华侨工作重点基本上还是为了争取民心、为取得内战胜利而进行的舆论宣传。

中国共产党真正从确保国家建设人才的观点出发，强化争取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华侨的工作，是从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中国内战形势已趋明显之后才开始的。1949年4月，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中共中央向中共代表团发电报，指示代表团要尽快展开争取海外留学生尽早回国的活动*国家教委外事司编：《教育外事工作历史沿革及现行政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22页。。1949年5月14日，中国科协香港分会负责人曹日昌受中国共产党委托给旅居美国的钱学森送信，邀请其回国*许珑：《奔向光明的时刻——记建国前后的留学生回国潮》，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第98—111页；刘珊珊：《建国前后国内舆论环境与留美归国潮的互动》，李喜所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2—349页。。

1949年春，解放军成功解放了北平、天津以后，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开始负责这一地区的回国留学生相关工作，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回国留学生的接待及介绍工作)委托给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3—4页。。该筹备会接受这一委托后，在于1949年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决定接待回国的自然科学专业的留学生，并委托欧美同学会为留学生办理登记手续*《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 东北参观团返平 该会开始登记归国自然科学界留学生》，《人民日报》1949年8月31日，第一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收回国留学生的工作从这时才算正式开始。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从建国前就开始行动，通过宣传呼吁在海外的华侨、留学生回国进而准备接收制度，以便安排回国留学生到可以参加国家建设的工作岗位上。建国后，中国政府将争取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进一步制度化，把海外的华侨组织、留学生组织、大使馆、领事馆以及国内的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地方基层组织、甚至留学生家属都动员起来推进工作。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教育部开始整体统筹管理与留学生回国相关的工作，并在1949年12月6日召开的文委会联席会议上决定设立统管留学生回国工作的统一部门*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12月13日，正式成立了文委会直属的“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回国委的任务是努力团结和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在自愿的基础上让他们早日学成回国为人民服务*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4页。。这里的“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指留学生，还包括华侨学生及华侨知识分子。所以，在回国委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决定邀请华侨事务委员会派代表参加会议*《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记录)》，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6—9页。。

回国委的工作分成调查组、招待组和工作分配组，具体的业务分担如下：调查组由教育部、外交部、情报总署、财政部、新闻总署、全国学联、团中央所派之委员组成统筹对国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等工作；招待组由财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财委会)人事局、文委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委会)人事局及教育部、华北大学所派之委员组成，统筹回国留学生的招待了解及教育工作；工作分配组由财委会人事局、政委会人事局、卫生部、文化部、科学院及教育部所派之委员组成，统筹解决留学生的工作*《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则及会议记录》，1950年9月26日—1951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22-00108-02。。

从以上的工作分担和人员构成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争取留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工作的重视程度。另外，从对于留学生和华侨知识分子的调查开始到回国后的工作安排所有这一切统归政府部门管理的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出中国政府为了确保获得高层次人才的政治意图。

中国政府如此急切地希望争取高层次人才回国，其背景是建国前后的人才紧缺。特别是严重缺乏具有专业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再加上国民党统治时期一部分优秀的科技工作者被“国府”强行迁至台湾，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因为厌恶内战而以种种名义出国留学，这些都加剧了国内人才紧缺的状况。

同时从中国共产党要求苏联派遣专家等情况也可以看出当时国内人才短缺的严重程度。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实际控制了东北地区，为了修复这一地区的铁路，中国共产党向苏联要求派遣专家来华。对此，斯大林亲自签名同意派遣，同年6月苏联专家抵达东北。但仅仅是铁道专家还远远不能满足控制东北及之后国家建设的需要，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请苏联增加派遣包括经济顾问在内的100名专家。但斯大林以当时尚与中华民国保持着外交关系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继续多次与苏联协商，提出希望苏联派遣专家来华的要求，最终于1949年8月9日才获得了苏联方面的同意*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

1949年夏天，内战战局已定，作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之一，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的观点。这一方针的对外意义就是，“宣布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当作普通侨民对待。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经过谈判与世界各国缔结新的外交关系”。*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3页。同时，这一原则对内也适用于建国后对外事工作人员的工作安排原则*郭伟伟：《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0—211页。。

1953年回国的日本华侨王达祥曾经回忆说本来希望回国考大学，所以接到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的邀请信之后就决定立刻回国了，但回国后马上被安排在团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与日本交流的业务。此即建国后中国的外事人员的用人原则“另起炉灶”的要求。究其原因，尽管当时中国国内会日语的人才很多，但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历史清白、家庭出身好的人才才能负责外交与外事业务，这就导致中华民国时期的外交官、与旧政府关系密切的人都不能用，在伪满州国等日本占领区的日语人才、与日本伪政权关系密切的日语人才也都不能成为新中国的外事工作人员*王达祥：《与祖国同行》，回国五十年编写组编：《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3年，第146—150页。。

遵循“另起炉灶”的用人原则，在现在公开的中国政府的外交档案中尚未查到记载。但是，在1949年12月21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送达华南(分)局组织部的关于外交人员选拔条件的规定可以作为此规定的旁证。根据该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的外交人员有以下4个条件：①政治上忠实可靠；②相当丰富知识，能用外国语更好；③谨慎周详，能坚决执行政策，服从上级；④师团级以上干部*《中组部关于外交人员选派条件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10页。。

从以上条件可以看出，与“相当丰富知识和能用外语”这样的业务上不可或缺的条件相比，“政治上忠实可靠”这样的政治要求才是绝对标准。所以，在建国后的中国，由于不能任命与“国府”、日本傀儡政权有关系的外交干部，因此考虑使用在战争期间居住在海外、与国内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可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留学生、华侨的必要性就相应提高了。

在这种条件下，为争取留学生回国，中国政府于1949年12月正式设立了回国委并开始展开工作。1949年12月2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广播，呼吁还滞留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国家建设*许珑：《奔向光明的时刻——记建国前后的留学生回国潮》，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第98—111页。，同时还公布了对接受回国邀请的技术人员给予回国旅费的政策。听到来自周恩来总理的回国邀请之后，留学生、华侨之中希望回国的人数激增。从回国委设立前的1949年8月末到1949年12月初从海外*《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工作概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10—17页。回国者的原居住国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菲律宾、北欧、加拿大、瑞士、比利时、印度、意大利。回国的留学生为132人，而从回国委设立后的1949年12月初到1950年6月末之间回国留学生的人数就增为251人*《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的工作概况报告》，1950年7月29日—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22-00108-06。。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在这一时期回国的*李学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99事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43页。。1950年6月，留美科协在芝加哥召开年度大会，其中心议题就是号召高级科技人员回国。在该会议召开之后的同年下半年，出现了旅美留学生的回国潮*丁儆、傅君诏：《回忆“留美科协”》，全国政协曁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第3—13页。。

二、朝鲜战争与在外中国留学生、华侨回国问题

建国之后顺利推行的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的政策，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遇到了预想不到的难题。

建国之初，美国认为国民党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政权的无能和腐败，所以美国也开始探索承认中共政权的办法，并对新中国政府表现出怀柔姿态。由于美国的这种姿态，国内外也有很多期待中国政府的呼声。但是，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却在中国发生了对美国外交官施暴的事件。1950年2月，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井口治夫、松田康博：《日本の復興と国共内戦·朝鮮戦争》，载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第212—243页。。

1950年5月15日，美国议会以保护在美中国人的安全为名，决定为在美国有永住身份的中国人提供生活费补助。同时美国政府还为了鼓励中国留学生继续留在美国学习而为他们发放补助金*“Red China Rulers Bid Students Here Return,” World-Telegram, June 10, 1950.。中国外交部认为，美国的这些政策意图在于阻止中国留学生、华侨回到中国大陆*《美国政府扣留我国留学生问题材料(摘要、有关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法令)》，1918年5月22日—195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114-01。。

朝鲜战争爆发两天之后的1950年6月27日，美国宣布介入朝鲜战争。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参战，也促使苏联和中国发表了支持北朝鲜的声明*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1949—1956)》，第184—190页。。从这些立场迥异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的反共姿态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地的亲中共学生团体、中国留学生、知识分子被警察监视、窃听等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开始限制他们出国的自由*《美国政府扣留我国留学生问题材料(摘要、有关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法令)》，1918年5月22日—195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114-01；丁儆、傅君诏：《回忆“留美科协”》，全国政协曁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第3—13页。。留美科协被认定为非法组织，并于1950年9月19日被解散*丁儆、傅君诏：《回忆“留美科协”》，全国政协曁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第3—13页。。1950年8月23日，美国政府将正准备回国的航空学专家钱学森拘捕，于9月7日以“向中国泄漏机密科学情报”的罪名将其逮捕，这一事件对留美华人学者的冲击巨大。之后，9月12日又发生了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留学生罗时钧、沈善烱从美国经日本回国途中在横滨被美军扣留的事件*《国际新闻(1950年9月26日)》，李学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99事典》，第42—43页。。

随着朝鲜战争的形势发展越来越对联合国军有利，联合国军也于1950年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半岛北部发起进攻。这迫使中国于10月13日作出了参战的决定*井口治夫、松田康博：《日本の復興と国共内戦·朝鮮戦争》，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第212—243页。。

在战场上中美直接交战在美国国内引起对中国的科技人员回国问题的广泛争论，使其回国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New York Times, March 9, 1951.。1951年9月以后，申请出国的理科、工科、医科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全员都接到了美国移民局下发的“根据1918年5月22日的法令和1941年11月14日第2523号总统公告及联邦法第175部第8项规定，命令你们不许出国。如有违反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课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两者同时并罚”的命令状*《美国政府扣留我国留学生问题材料(摘要、有关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法令)》，1918年5月22日—195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114-01。。根据中国高等教育部的调查，1951年11月有160名中国留学生的回国申请未获批准，不得不继续留在美国*《美国政府扣留我国留学生问题材料(摘要、有关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法令)》，1918年5月22日—195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114-01。。

阻止中国留学生、华侨、工程技术人员回国的这些措施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内，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也推行了同样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留日中国学生的全国性组织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以下简称：同学总会)发表了支持新中国的声明*陈焜旺主编：《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第83页。。同学总会在1947年以后逐渐转变为亲中共的学生团体，建国之后即明确打出了亲中共的旗号。其变迁过程从1947年以后同学总会的机关报《中国留日学生报》*笔者确认得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报1947年3月10日—1947年4月30日的名称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旬报》，1947年5月1日—1948年1月30日为《中华留日学生报》，1948年5月4日以后的名称为《中国留日学生报》。刊登的大量文章中都可读到*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刘杰、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第203—232页。。他们除了在媒体上表明支持新中国的意向以外，同学总会主席李桂山于1950年3月25日还代表同学总会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还介绍了同学总会对于共产革命的支持活动，并表明了留日学生希望参加祖国的革命活动的意愿*《中国留学日本同学总会致毛泽东主席函》，1950年3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105-00012-01。。受同学总会态度的影响，当时旅日中国留学生中的多数学生都参加了亲中共的活动，希望回到中国大陆参加国家建设*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刘杰、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第203—232页。。因为当时没有从日本到中国大陆的直达客船，所以为了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回国，利用外国货船绕行香港或经由他国等方法从日本回国的中国学生、华侨逐渐增多*郭平坦、陈富春：《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留日华侨归国状况》，回国五十年编写组编：《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498—510页。。

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在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支持下，开始清除赤色分子。华侨、留学生团体、甚至连华侨学校都成了清除赤色分子的对象。这一时期曾发生同学总会事务所被“国府”驻日代表团和日本政府搜查的事件。另外，清华寮、后乐寮、悦来荘等中国留学生、华侨的居住地、宿舍以及中华青年会馆等亲中国团体、学生经常集合的场所，也遭到日本警察搜查，甚至发生了一部分留学生、华侨被捕的事件*陈焜旺主编：《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第83—100页。另外，关于战后初期的来自台湾及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日本的情况、左倾化过程，在川岛真的论文中已有详细论述，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刘杰、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第31—51页。。

在这种情况下，旅日中国留学生、华侨为了回国，不得不办理各种复杂的手续，还要经由繁杂的路线才能回国*郭平坦、陈富春：《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留日华侨归国状况》，回国五十年编写组编：《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498—510页，出国手续是通过东京华侨总会进行的。东京华侨总会将留学生本人填好的出国申请书提交“国府”驻日代表团侨务处，之后侨务处向GHQ提交审查资料，获得批准。如果填写回中国大陆，就不能获得批准，所以出国目的地就不得不填写赴香港、台湾或其他的国家。即使出国申请获得批准，也没有直接去中国的定期客船，所以只能搭载赴中国的货船、或者是采用经由香港及其他国家的定期客船的路线。因此，不仅费用高，而且时间也长。另外，出国时的审查也非常严格。。这时的留日学生多是秘密地通过特殊渠道个别回国的。从1949年至1952年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人数为102人到300人左右，其中还包含了为数不少的台湾省籍留学生和华侨*根据《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留学生情况》(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59—69页)，从1949年8月至1952年12月在中国教育部登记的回国留日学生为102人；根据《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498—510页和陈焜旺主编的《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第111页资料，至1953年以前回国的留学生、华侨人数达300人之多。。

包括台湾省籍留学生、华侨在内的旅日中国留学生、华侨选择回归中国大陆的主要原因为以下三点：①战后日本的生活困苦；②“国府”对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甄审政策、净化政策让留学生、华侨不能信赖“国府”；③中国政府及亲华媒体、团体的宣传取得的效果*《美国政府扣留我国留学生问题材料(美国扣留留学生的办法及主要事实)》，1950年11月2日—1954年3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14-01；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刘杰、川島真编：《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第31—51页；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刘杰、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第203—232页。。

虽然通过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等让许多中国留学生、知识分子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但他们的回国之旅却并不容易。要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回归中国大陆，多数人选择经由香港的路线，但美国、英国政府也想尽办法阻止这一路线。它们劝说英联邦政府、殖民地国家实行拒绝给中国人发放赴香港的签证和没有赴中国大陆的许可书为由拒绝给预定到香港的中国人入境许可等措施*《关于英国和美国阻难中国留学生回国案的报告及处理事(中文、英文)》，1950年2月24日—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8-00356-05。。

中国政府分析，以上这些情况足以证明，美国、日本等国家限制中国人出国，而对科技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特别严格，其原因主要是美国政府惧怕通过这些人将先进技术和信息带入共产主义中国*《美国阻止留学生回国的有关文件》，1918年5月22日—1954年5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108-09。。

如此多海外留学生、华侨回归中国大陆，使台湾方面产生了危机感，于是开始推进“争取在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台湾)之业务”*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刘杰、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第31—51页。。

尽管是在预料之中，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忽视“国府”的行动。其具体的政策对应大致做出了如下三项调整：①调查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华侨的情况，查明有无使其回国的可能；②加强呼吁回国的宣传工作力度，使希望回国的留学生在受到居住国政府阻挠之下不动摇回国的决心，进而争取更多留学生回国；③与外国政府加强协商，解决留学生们回国签证的发放方法。

首先关于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的调查，从回国委设立之后由调查组负责实施，这一工作持续到1956年11月30日回国委与国家专家局合并*《争取我国在我外留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5—70页。。调查方法主要是通过留学生在国内的家属、朋友，回国留学生、华侨介绍，以及国外的亲中国团体、学生组织等进行调查。进行调查的国家主要侧重于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先进各国，调查内容也分成留学生组织和个人两种来进行。调查结果中记载着各国学生组织的构成、主要机关报、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留学生人数、其中哪些学生可能回国等事项*《关于留学生问题第二次总结报告》，1950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22-00108-03；《国外留学生国别与学科统计表》，1950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22-00108-07；《关于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归国的工作报告》，1953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125-06。。

其次是具体争取海外留学生、知识分子回国所进行的工作。对于留学生的调查与争取回国的工作密切相连，所以此项业务也由调查组负责。具体的争取方法在不同的时期采用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7种：

①通过已经回国的留学生还在国外的朋友、亲戚给仍在国外的留学生写信，劝他们回国；②通过留学生家属劝他们回国；③通过科学家、学者、教授给他们的朋友、熟人写信劝留学生回国*《高等教育部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通知》，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4—25页。；④在留学生家属比较多的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设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留学生情况调查、号召他们回国*《关于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布置通知》，1956年9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235-04。；⑤广泛发行国际新闻局刊物《人民中国》作为宣传资料，另外，利用海外的亲华媒体进行宣传活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记录)》，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6—9页；《关于留学生问题第二次总结报告》，1950年2月2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22-00108-03；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刘杰、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第203—232页。；⑥组织留学生定期回国观光；⑦让留学生在香港、澳门与他们的家属见面*《1957年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工作计划》，1957年2月14日—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251-02。。

在朝鲜战争前后的时期，中美关系逐渐恶化，中国政府尝试与香港和印度政府等进行协商，努力确保希望回国的留学生经由香港或印度回国的渠道*《关于英国和美国阻难中国留学生回国案的报告及处理事(中文、英文)》，1950年2月24日—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8-00356-05；《关于将取道印度返国的欧美留学生人数、走法等事》，1951年6月8日—6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0-00083-02；《关于欧美留学生拟经印度返国交涉事》，1951年7月19日—9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0-00083-03。。但是，最终解决问题不可避免地还必须与留学生、华侨的居住国政府进行直接交涉。

如上所述，为了实现更多的海外留学生、华侨回国，中国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也从多方面进行了努力。

但是，随着国内人才培养取得初步成果以后，一部分回国华侨、留学生寻找工作时出现了困难。1957年中国政府决定除高级人才之外，停止争取一般华侨、留学生回国以后*《1957年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工作计划》，1957年2月14日—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251-02。，争取台湾省籍和少数民族留学生、华侨的回国工作仍然继续进行，其目的可以说是为了树立“共产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外交部、中侨委关于少数民族华侨工作问题给我驻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使馆的电报》，1956年7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8-00664-01；《台湾在西德留学生留学生要求回国事》，1959年10月8日—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0-00845-03。。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朝鲜战争以后，在资本主义各国进行的争取留学生、华侨的回国工作超越了单纯的争夺人才的范畴，而是发展成为了与台湾的“国府”争夺谁是代表“正义”、谁是代表中国的“正当政府”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了。

三、在华日侨的回国交涉与旅日华侨、留学生的集体回国

如上所述，在朝鲜战争前后的时期，由于旅日中国留学生、华侨回国受到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的严格限制，所以1949年8月至1950年6月从日本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仅为14人，与同时期从美国回国留学生的310人相比规模要小得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的工作概况报告》，1950年7月29日—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22-00108-06。。为了争取更多的旅日留学生回国，1950年6月18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将发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回国邀请信寄给了同学总会*陈焜旺主编：《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第108页。。其内容是代表中国政府呼吁旅日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之后不久，教育部回国留学生招待处的回国邀请书也直接寄给了一部分留学生。邀请书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您及其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到中国政府的召唤后，在日本的一些留学生开始了个人性质的秘密回国*郭平坦、陈富春：《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留日华侨归国状况》，回国五十年编写组编：《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498—510页；陈焜旺主编：《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第108页。。

在同一时期，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在台湾的“国府”为代表中国的“正当政府”，朝鲜战争爆发后更加坚定了其封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明确将中国政府排除在对日和谈以外。其结果是导致中日两国的战后处理问题被排除在《旧金山条约》交涉之外，只能单独进行。而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选择了与“国府”讲和，1952年4月28日两国政府在台北签署了《日台条约》*陈肇斌、增田雅之、池田慎太郎：《中国分断後の国際情勢と日米安保改定》，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第224—267页。。对于这一条约的签订，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抗议*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1949—1956)》，第157—158页。。

《旧金山条约》生效以后，日本政府继续与“国府”保持“外交”关系，也就是说与中国政府之间不存在外交关系的状态仍然持续。因此如何扩展与日本的关系，从而达到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政府建国后的重要外交课题之一。*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7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1949—1956)》，第6—7页。其推进办法就是“以民间交流促进政府间关系(以民促官)”的政策。*王仲全、孙焕林、赵自瑞、纪朝钦：《当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新中国成立后，与日本之间的民间交流也非常困难。为了打开这种困局，中国政府决定从日本国民最关心的两方面入手来开展工作，一是中日贸易问题，二是在华日侨的回国问题。特别是在华日侨回国问题上，在中方的努力下，成为改善日本对华舆论的重要要素*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1949—1956)》，第6—7页、第158—165页。。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交涉时，中国政府将留日学生、华侨的回国问题也提了出来。

战后，如何解决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的回国问题，对于日本政府来讲是战后处理的重要一环。虽然到1950年4月底为止已经有624万多在外日本人回国，但由于中国内战，很多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推算，其数量大概在3万至4万人*王仲全、孙焕林、赵自瑞、纪朝钦：《当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第24页；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2003年7月，第54—70页。。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掀起了协助这些在华日侨撤回的促进运动，这一运动发展成为通过日本政府、日本红十字会，直至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等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2003年7月，第54—70页。

1950年夏天，在国际会议上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举行会谈。日方提出了希望中国政府协助解决在华日侨回国问题的要求，但当时没有得到中方的肯定回答*日本赤十字社编：《日本赤十字社社史稿(第6卷)》，東京：日本赤十字社，1972年，第256页。。在1952年廖承志开始负责中国政府的对日工作以后，对日外交呈现出新的动向*王雪萍：《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第31—40页。。同年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了协助在华日侨回国的计划，该计划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外交部、公安部及卫生部共同成立的中央级单位日侨事务委员会负责*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2003年7月，第54—70页。。

1952年12月1日，以中国政府发言人回答新华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布了在华日侨的人数及生活状况，并表示可以由日本适当的机关或人民团体的代表与中国红十字会联系，就在华日侨的回国问题进行协商。之后，还通过北京广播电台将这一方针传达给日方*王仲全、孙焕林、赵自瑞、纪朝钦：《当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第24页。。这一姿态明确表明了中方希望解决这一问题的积极态度。

之后，吉田茂政府随即以“采取积极措施协助在华日本人回国”来回应中国政府。随后日本政府也同意了中国政府要求的由“三团体(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连络会)的方式”进行交涉*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2003年7月，第54—70页。。1952年12月，两国开始就在华日侨的回国问题进行预备协商。由日本政府向中国派遣撤侨船的消息在日本国内报道之后，旅日中国留学生、华侨提出希望乘坐日本的撤侨船回国，并把战争期间在日本牺牲的中国人遗骨送回国的要求。在此情况下，东京华侨总会等亲中国团体于1952年12月向日本政府和三团体、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一要求。接到这一要求后，中国政府在日侨回国交涉过程中向日方强烈要求同意旅日中国留学生、华侨乘坐日方撤侨船回国并向中方交还遗骨*吴日焕：《1950年代日中·日台関係の構造——在日華僑·遺骨送還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に》，《筑波法政》2006年3月，第153—176页；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第405—416页；《旅日华侨、留学生归国问题有关材料》，1953年4月28日—7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05-00250-02；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2003年7月，第54—70页。。通过交涉双方侨民回国的过程，两国实现了对等协商。

1953年1月24日，日本政府和三团体的代表经由香港到达北京，*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编：《日中友好运动五十年》，東京：株式会社東方書店，2000年，第405页；王仲全、孙焕林、赵自瑞、纪朝钦：《当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25页。25日以后，与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经过4轮谈判于3月5日签订了关于在华日侨回国问题的《北京协定》*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2003年7月，第54—70页。。3月7日，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与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联合发布《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编：《日中友好运动五十年》，第405页。其内容为，日本政府派撤侨船到天津、秦皇岛、上海，中国政府负责将居住在全国各地的日本人集中到港口协助他们回国*王仲全、孙焕林、赵自瑞、纪朝钦：《当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25页。。

在与日方的交涉过程中，中方提出了希望撤侨船从日本出港时搭载意在回国的华侨和在日本牺牲的中国人的遗骨乘船回国的要求*《旅日华侨、留学生归国问题有关材料》，1953年4月28日—7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05-00250-02。。当时日本红十字会同意了这一要求，双方达成了“秘密口头谅解”。而日本政府(外务省)对于这一“谅解”也给予承认。*吴日焕：《1950年代日中·日台関係の構造——在日華僑·遺骨送還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に》，《筑波法政》2006年3月，第153—176页；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第405—416页；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2003年7月，第54—70页；“‘国府’側と微妙な関係 日本政府も送還は希望”，《朝日新聞》1953年5月21日。基于中日双方达成的协议，1953年3月23日第一艘撤侨船兴安丸进入舞鹤港*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编：《日中友好运动五十年》，第405页。。但是，由于“国府”反对等理由，在日中国人搭乘撤侨船回国却未能实现，于是旅日留学生、华侨举行了抗议活动*“帰れぬ中国人”，《朝日新聞》1953年5月9日；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第405—416页。。日本的华侨、留学生回国委员会、留日学生回国会议也将旅日华侨和留学生的情况向中国的华侨事务委员会作了说明，要求对利用撤侨船回国给予协助。对此，中国政府表示一定帮助实现这一要求*《旅日华侨、留学生归国问题有关材料》，1953年4月28日—7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05-00250-02；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第405—416页；《国家の協力求む 帰国希望者大会》，《朝日新聞》，1953年5月23日。《中国人代表押掛く 帰国問題で外務省へ》，《朝日新聞》，1953年6月6日。。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尽量说服“国府”，使得“国府”也不得不容忍中国留学生、华侨搭乘于1953年6月出港的第4批撤侨船回国*“国府、了解の模様 在日中国人の送還 すべて日赤の手で”，《朝日新聞》1953年6月2日；“中国人送還決る 政府、日赤に一切を委す”，《朝日新聞》1953年6月7日。。

1953年6月27日，551名旅日留学生、华侨乘上出港的日本撤侨船回国*王仲全、孙焕林、赵自瑞、纪朝钦：《当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第25页。。此后，到1958年6月29日在华日侨回国工作结束之前，利用日本的撤侨船回国的共有3794名中国留学生、华侨*《归国船出港年月日、人数》，回国五十年编写组：《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511—512页。。

四、在日内瓦会议前后就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进行的交涉

如上所述，旅日留学生、华侨的回国问题在1953年基本解决。但是，中国政府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政策中的最难解决的旅美留学生、华侨的回国问题受朝鲜战争影响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根据中国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的调查，在1953年5月，已经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表明回国意愿、但是受美国政府阻挠不能回国的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160人*《部分被扣留学生名单》，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46页。。在中国政府的调查中，除了这160人以外，还有5000人以上的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他们是中国政府希望号召回国的对象*《日内瓦会议期间我发言人黄华向新华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等通讯社的记者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我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1954年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6-00100-12。。

中国政府也开始尝试用解决旅日留学生、华侨的回国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旅美留学生、华侨的回国问题。

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之间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宣布停战。从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等国的代表齐聚日内瓦，就关于如何解决印度支那等问题进行协商*王仲全、孙焕林、赵自瑞、纪朝钦：《当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第213—219页。。中国派了以周恩来为团长共36人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名单，案卷编号：206-Y000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15页。。

会议期间，中美代表就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回国问题进行了两国间的单独会谈*《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同美国政府代表团的斗争》，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53—5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用23页的篇幅记载了这次会谈的相关内容。在此资料中，描述了英国代表杜维廉(Trevelyan)受美国委托作为中美两国的中间人协助调停双方的问题，中方代表也认可他作为中间人的身份。中国国内的报道也曾有过“会谈以英国为中介、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的描述*《中、美关于侨民及留学生回国问题的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379—401页。。但是，2004年公开的外交档案中却写着“1953年10月，外交部开始调查有关在美中国人的事宜”的语句*《关于美国政府扣留我留学生问题材料》1953年10月1日—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125-03；《关于美国政府扣留我留学生问题材料(已归国留学生反映美国留学生状况)》，1953年11月1日—1954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114-05。。外交部档案馆所公开的档案中，有与旅美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相关的档案(1953年10月—1954年4月25日)28卷，特别在日期记载为1954年4月18日、盖有“绝密”印章的档案中，明确写着在开会前中国代表团综合组就准备好在日内瓦会议上谴责美国政府扣留、虐待中国留学生的声明书*《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综合组在会前拟写的关于美国政府扣留虐待我国留学生发言》，1954年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6-00053-05。。这一档案中所记载的声明书与1954年5月26日中国代表团顾问黄华关于美国扣留中国华侨、留学生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书的某些部分非常相似*《黄华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留中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380—381页。。这说明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中国政府已准备在会议期间为解决旅美中国华侨、留学生的回国问题与美国进行协商。

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的1954年6月5日至6月21日，中美双方就两国国民的回国问题共进行了4次会谈。美方所关心的是在中国的83个美国人的回国问题，特别是其中的32人，因为曾有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或侵犯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被收监，所以强烈要求中方即时释放。而中方关心的问题是1950年以后离境申请被美国政府拒绝的希望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华侨的出境问题*《中、美关于侨民及留学生回国问题的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379—401页。。

对于美方的要求，在6月15日的第3次会谈中，中方同意对服刑中的美国人的个别量刑进行重新审查。对于中方的要求，美方同意对被美国拒绝离境的中国留学生、华侨的出国申请进行重新审查*《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美国关于留学生和侨民问题的谈话记录(第三次)》，1954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6-00099-04。。在接下来的6月21日的第4次会谈中，双方深入探讨了在华美国人的个别案件和向中国留学生通知的方法等具体问题的实施方法，确认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美国关于留学生和侨民问题的谈话记录(第四次)》，1954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6-00099-05。。

虽然会谈进行顺利，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所进行的4次中美会谈未能就该问题的最终解决达成协议，协议在1955年9月10日举行的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才达成*《中、美关于侨民及留学生回国问题的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379—401页。。

日内瓦会议期间未能得出结论的原因之一，是第3次会谈时围绕中方提出的要求产生了不同意见。在美国代表约翰逊(Ural Alexis Johnson)正要就中国人的回国问题阐述美国政府的意见时，中国代表王炳南作了以下发言，提出就关于双方国民的回国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你方交来了一份你方说在中国的美国侨民的名单，并要求及早给予回美国的机会。而我方要求住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给予回到中国的完全自由。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在我们此间讨论的过程中，由双方起草一项联合声明，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侨民将具有回到他们自己国家的完全自由。我们充分准备与你方作这样一项声明，以便双方住在对方的侨民可以充分确定他们具有此等在他们要求回到自己国家即得回去的自由和权利。”

对于这一提议，约翰逊回答，“我怀疑是否可能同意联合声明的稿子，我想这将是不必要的”，立即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对此，王炳南继续强调发表联合声明的必要性*《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美国关于留学生和侨民问题的谈话记录(第三次)》，1954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6-00099-04。。

尽管在第3次会谈时没能得到美方的回应，但在第4次会谈时王炳南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再次提及这一问题，并将中方起草的以下联合声明文稿交给美方。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关于侨民和留学生问题的接触，双方都表明各自的政府对于住在各该国内的对方的守法的侨民和留学生的离境回国权力，将予尊重。这些侨民和留学生应有随时返回祖国的自由。”

对于中方再次提出联合声明的要求，约翰逊回答：“我正在表示，王先生，并且我已说过，鉴于印度支那问题上协议一个联合公报的困难，我不认为我们是能在公报的全文上达成协议的。我们将公布我所作的声明。我认为该声明把你们想到的东西的主要方面已经包含了。如果你们愿望发表一个类似的声明，你们完全有自由这么做。”美方代表再次拒绝发表联合声明，主张由双方各自分别发表声明。

尽管遭到美方的再次拒绝，王炳南说，“你方拒绝发表这样的联合公报，我们深感遗憾。我方建议把它作为共同的记录，以成为双方在侨民与留学生问题上的一个共同谅解。请你方考虑这一建议”，并提出如果不同意发表联合公报，可以发表一个共同记录或者共同谅解之类的提议。对于王炳南的再三要求，约翰逊坚持两国分别各自发表声明和会议记录的主张不变。在会议的后半段，由于王炳南始终坚持讨论发表共同声明或共同记录，约翰逊说：“王先生，这是一些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的东西了。不过，我确实想提一下，我想，就我们会晤谈话的题目而言，也许你会同意我们已经到了尽头了。 ”会谈就这样结束了*《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美国关于留学生和侨民问题的谈话记录(第四次)》，1954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6-00099-05。。

如此，就联合声明的问题，在双方立场处于平行线上的情况下结束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中美会谈。关于两国侨民的回国问题，虽然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的7月15日和21日双方继续进行协商，但仍然没能得出结论。然而，在日内瓦会议的全体会议以外，实现中美两国代表会谈本身也被评价为是 “打开中美接触之门”的壮举*傅琳：《建国初留美学生回国潮》，《炎黄春秋》1997年8月，第59—62页。。

其后，虽然从同年9月2日双方开始进行领事级会谈，但在这里也最终未能解决侨民回国的问题。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会谈开始后，中方表明释放11名美国间谍，美方表示谢意。接着，根据中方提议将双方侨民的回国问题作为大使级会谈的议题提了出来。经过激烈争论，美国政府最终于8月4日允许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在美中国知识分子离境。两国于9月10日发表关于两国侨民回国问题的《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的声明》，宣布在两国居住的对方侨民具有自由回国的权利*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1949—1956)》，第341—343页；傅琳：《建国初留美学生回国潮》，《炎黄春秋》1997年8月，第59—62页。。这一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到1955年11月20日为止，出国申请被拒的120名旅美中国留学生、华侨中的103人获得了离境许可*《美国通知我国准许一批留学生回国及给艾森豪威尔和哈马舍尔德写信要求回国的留学生回国情况表》，1955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124-02。。

结 语

由于建国初期的中国政府决定向苏联一边倒，因此与许多西方国家迟迟不能建立外交关系。与更多的国家缔结外交关系、摆脱国际孤立状态成为建国初期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在此国际环境下，在外国、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各国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华侨的回国问题也因而成了外交交涉的重要议题之一。为了展开争取在外留学生回国工作而成立的回国委中，不仅有管理培养和任用人才的教育部和财委会人事局、政委会人事局，就连外交部、情报总署、新闻总署、文化部这些外交、情报、宣传部门也都参与进来*《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呈请批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则》，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5—6页。。从这一点来看，争取留学生回国政策已经不单单是人才政策，而且已经将其置于中国的外交、对外政策之中。中国政府的政策终于达成了目的，使得很多在资本主义各国学习、生活并希望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实现了他们的愿望。而争取旅美、日留学生、华侨的工作也是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华侨回国工作中的重要一环。那么也可以说旅日中国留学生、华侨的集体回国是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谈判在华日侨回国问题中向日方施压、提出要求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中国政府利用外交交涉的机会，促成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回国，并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建国之后高层次人才紧缺的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据“另起炉灶”这一外交干部的用人原则，建国之后的新中国，很难选拔精通外语、掌握专业知识、而且历史出身上又没有问题的外交人才。

在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的战争结束以后，有很多的日美国民和俘虏留在中国。同时，也有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生活在美国和日本。为了实现各自国民从对方的国家回国，与日美两国政府的直接交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这一连串的交涉就成为突破外交孤立状态的契机。

另外，中国政府努力争取在西方阵营国家中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回国的政策，也是针对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而实施的，从档案资料上也可以确认这一点。为了提高建国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号召居住在西方各国的留学生、华侨回到祖国大陆是非常有必要的。留学生、华侨不回到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台湾，而是回到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台湾省籍的留学生、华侨回归中国大陆，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其中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让美国政府同意在美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回国要求，中国政府借日内瓦会议之机，与美国协商*《中、美关于侨民及留学生回国问题的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379—401页。，并取得一系列成果，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部分在美中国学者、留学生于1955年实现回国*于富增、江波、朱小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第25页。。另外，1949年以后仍然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华侨的集体回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也是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谈判旅华日侨回国问题时，要求日本政府同意留学生、华侨乘坐日本的撤侨船回国才达成的成果*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刘杰、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第203—232页。。因此，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从1949年至1954年之间仅在教育部登记的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留学生就有1424人*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59页。。

另外从日内瓦会议上关于中美两国交涉联合声明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中方一直将在美中国人的回国问题作为最优先课题。但与美国不同，并不在具体的回国方法、联系方法等的议论上多花时间，而是站在与美国对等的立场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制作联合声明上。这是因为，在日内瓦会议这样的场合发表中美两国单独的联合声明，它还具有显示中国外交成果的意图。通过发表联合声明向国内外表示，中国可以站在对等的立场上与美国进行谈判。这也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的外交方针相吻合。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有在与美国、日本谈判侨民回国问题的交涉中才能做到与它们对等谈判。这也是中国政府一定要将旅美日中国留学生、华侨的回国问题与在华的美国、日本侨民的回国问题放在一起进行交涉的原因。

从坚持发表中美两国联合声明的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可以看出其希望通过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的方式来展示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关于两国侨民及留学生的回国问题的交涉实现了中美两国代表的单独会谈，进而推进到中美两国的大使级会谈的进行，并最终于1955年9月达成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声明。综上所述，关于“中国留学生、华侨的回国问题”的会谈可被视作新中国对美外交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打开了中美两国双边谈判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