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外交下的对日在野党外交
——以邦交正常化前为核心的考察①

史桂芳

新中国建立后，美国敌视、封锁中国，日本政府在外交上追随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中国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通过中日民间往来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建立两国官方关系。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扩大，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野党外交”是中日“民间外交”的重要内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尤其在1972年，中日两国首脑正式谈判前，日本在野党党首频繁往访中国，对于中日双方了解彼此立场及对重要问题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中日两国学术界对“民间外交”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对日在野党的交流方面，以更全面地认识邦交正常化历程，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民间外交”起步阶段的对日“在野党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分歧和矛盾凸显，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东方则发挥日本防止共产主义扩散方面的作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日政策从改造变为扶植。1951年9月，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对日会议，日本与48个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与美国签订了《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的安全保障条约》(即《日美安全条约》)日本以美国可以干涉日本的内部事务为代价，换取了外部的安全。这使日本外交上不可避免地紧紧跟随美国，日本学者称之为“无外交”状态。1952年4月28日，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台湾当局终于达成“《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和约》”)。这个条约阻碍着中日两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

为了推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期待通过“民间外交”，也就是通过“人民外交”的方式，增加中日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为中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开辟道路。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体育、民间团体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不断扩大，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日本“在野党外交”是中日“民间外交”的重要方面，在推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方面，日本在野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战后日本制定了新宪法，实行了多党制的民主制度，日本天皇走下“神坛”，不再参与国家政治。日本进入了政党政治阶段，一时间新党林立，据统计1946年日本有各类政党300多个。但是，后来多数新成立的政党或合并或取消。1955年以后，日本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形成了所谓的“五五体制”。“五五体制”下的在野党虽然没有外交上决策权，却可以通过国会审议自民党的外交政策，在美国主导日本外交时代，由在野党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流，发挥“辅助外交”的作用。

20世纪50、60年代，中日“民间外交”刚刚起步，中国即非常重视与日本在野党的交流。与日本共产党的往来是对日在野党外交的重要内容。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日本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处于地下状态。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共产党在极度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下，开展反战运动，不少日本共产党人因此被捕入狱，有的惨死狱中。战后日本实行了民主改革，日本共产党成为合法的政党，是日本社会中比较有影响的在野党之一。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开展了与日本共产党的交流和往来。

中国与日本共产党的交流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党际交流，经常交换各自对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亚洲形势的看法，促进中日民间交流的发展。在两极对立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与日本共产党对军国主义复活保持高度警惕，日本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和合法手段，督促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加强两国民间交流，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58年7月，日本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日本共产党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决议》，决议批判岸信介政府妨碍日中友好，特别是破坏日中贸易第四次协定以及渔业协定，破坏两国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活动，提出日本共产党“率先促进恢复日中邦交、日中友好和平的诸运动，并使其成为全体国民的大运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92页。。日本共产党从动员日本民众投身中日友好活动的角度，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认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两国人民。

二是日本共产党多次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为发展中日友谊做实事。1959年2月，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日美两国正在酝酿修改“安全条约”，中日“民间交流”因岸信介政府的破坏而出现困难，中国与日本共产党都对日美修改“安全条约”表示密切关注。双方认为中日两国是近邻之邦，在历史上有密切的关系，两国建立邦交和进行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维护远东的和平。中国认为“对于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于恢复中日邦交，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人民对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的爱国的正义的斗争，表示衷心的敬意；对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在我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中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人民日报》1959年3月6日。。中国在发挥日本共产党在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作用方面，既注意两党意识形态一致的方面，更重视现阶段与日本人民要求一致方面，采取了切合实际的方针，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59年9月，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建国以来，对日本人民一贯采取了友好亲善的政策。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始终不渝地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459页。，日本共产党对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两党将和两国人民一道为维护远东和平作出贡献。

后来，由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日两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不一致，两党的党际交流被迫中断。但是，日本共产党在“民间外交”中所起的作用不容抹灭。

日本社会党是最大的在野党，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在野党中只有社会党1947—1948年有过短暂的执政时期，被人们戏称为“万年野党”。日本社会党虽然在政治纲领、政策诉求方面与自民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这并不妨碍社会党领袖与自民党官员的私交，有的还与自民党官僚成为至交好友，对自民党的内政、外交有一定影响。

日本社会党一直重视中日关系，中日“民间外交”的起步阶段，日本社会党多次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每次都亲自接见代表团成员，表明中国政府对日本社会党的重视。1957年2月27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辻政信时就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从事政治的人，应该增加来往，增进了解。尤其是中日两国，我们要求和平友好，共存共荣，需要多来往”，“我们很愿与日本友好，尊重日本人自己选择的制度”*《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301页。，周恩来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首先是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总有一天，水到渠成，中日实现恢复邦交。这表达了中国政府尊重日本人民的政治选择、制度选择，中日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1957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时指出：“我特别高兴地看到，日本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在一天天增长，而贵党是反映了日本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中国人民愿意和日本人民友好，从中国人民对来访的所有日本代表团、来访人士以及对社会党朋友们的欢迎情况，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还会一天天发展。所以，我相信中日亲善友好、共存共荣，是有确实可靠的基础的。我对贵团的来访再一次表示谢意，它标志着在两国关系上增加了新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26页。周恩来肯定了日本社会党积极的对华方针，希望日本社会党承担起责任，促进中日两国打破隔阂，促进世界人民的了解。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回国后，立即向日本首相岸信介表达了他们发展中日关系的意见，希望政府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改为政府间协定，也可以先与中国缔结气象、邮政等政府间协定，实际是在呼应中国的“贸易三原则”。社会党从对政府监督的角度提出了恢复中日邦交的方针，积极发挥日本在野党“补充外交”的作用，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

1962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时指出：“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就是同自由民主党的政府，同垄断资本的关系还不成，还要等候。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毛泽东认为日本政府内部各个派别对中国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中日民间交流、来往，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中国政府一直关注日本社会党为改善中日关系所做的努力，借助社会党领导人与执政党自民党官员之间的私人友谊，向自民党领导人转达中国政府对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态度。

日本公明党、民社党等也是日本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在野党，它们在国会众参两院占有一定席位，在审议日本政府决议中发挥着作用。中国通过各种渠道与之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希望日本各个在野党在国会审议与中国相关决议时，发挥积极作用。在“民间外交”的起步阶段，中国与日本各主要在野党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与在野党之间的了解，也通过日本在野党督促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二、发挥日本“在野党”的“桥梁”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提案，美国封锁中国的政策破产。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尼克松的“越顶外交”给一直追随美国的日本以强烈冲击。日本社会党、公明党等在野党认为，中美会谈的结果“将会进一步加深日本成为亚洲孤儿的危险”*[日]岛田政雄：《战后日中关系50年》，田家农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6—237页。。 为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早日实现，中国加强了与各在野政党的交流，深化与日本在野党的“辅助外交”。

1972年7月，新当选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持积极态度，他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恢复日中邦交三原则，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86页。中国对没有台湾背景的田中角荣在邦交正常化方面迈出决定性步伐充满期待，从各个方面对田中内阁施加影响，特别是注重发挥日本在野党在“以民促官”中的作用，促使日本政府早下决心。中国频繁邀请在日本社会中有较大影响、与自民党关系密切的在野党党首来华访问，通过他们向田中内阁传达中国对于中日复交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这样，既可以通过在野党了解日本政府的态度，又可以避免过早地直接面对执政的自民党政府而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僵局，在野党的穿针引线可以为两国政府的正式谈判提供较大的回旋余地。田中角荣访华前，日本各在野党频繁访问中国，转达自民党对于邦交正常化的意见，为田中角荣首相来中国正式谈判做准备，与日本“在野党外交”构成了邦交正常化前中日间一道亮丽的风景。

1972年7月14日，田中角荣的朋友、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应邀来中国访问。佐佐木更三启程前特地去拜会田中角荣，了解田中角荣对华政策的思路和底线。佐佐木到北京后，转达了田中首相承认中国的“复交三原则”态度。周恩来委托佐佐木更三向田中角荣转达中国政府欢迎日本首相正式访问中国的口信，并表示田中的专机可以直飞北京。周恩来赞赏社会党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高度评价了日本各个在野党对推动邦交正常化的作用，他说：“支持日本政府恢复日中邦交这一点，你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都是表了态的，我认为你们的话是对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37页。“因为社会党没有外交权，当然我们要同有外交权的田中首相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是，这一形势的出现，是日本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对于日本人民创造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样的形势，表示感谢和敬意。回去后，请向日本人民转达，我周恩来感谢他们。”*刘德有：《时光之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34—435页。这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为中日关系付出努力的日本朋友的敬意，特别强调，即使中日官方关系建立了，中日民间往来也不会消失，而将会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继续保持与日本各个在野党的友好关系。

公明党是日本政坛中一支重要力量。1971年6月，中日友协邀请日本公明党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了关于推动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周恩来总理高度赞赏公明党坚持“一个中国”、反对《日台条约》、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一系列原则立场，认为按照公明党的主张，“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中日友好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条约，可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594页。对于公明党代表团此次访华的意义，日本著名学者古川万太郎指出，中国方面和日本公明党发表的这一“共同声明”“具有划时期的意义”，“经过备忘录贸易公报、中国与社会党的共同声明，直到这一次中国与公明党发表共同声明，完全明确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条件”。*刘德有：《时光之旅》，第431页。

1972年7月18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以答复在野党形式拟定了“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态度”：“(1)关于战前和战时一个时期内我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麻烦，认为应该虔诚地进行反省；(2)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有关关系正常化的‘复交三原则’，作为基本认识，政府能够充分理解；(3)打算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这一前提下进行政府间谈判。”*李德安等编译：《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78页。

日本在野党是“民间外交”中一支重要力量，可以说，对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日两国政府间的“桥梁”和“纽带”。

1972年7月25—29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应邀到中国访问，这是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一次“摸底”访问。中国方面邀请竹入义胜访华，是因为竹入作为在野党的领袖，与日本各派政治人物都有交往，在政界有较高的声誉和较大的影响，可以通过他向田中内阁传达中国的立场，促使田中早下决心访问中国。尽管竹入义胜带来的日本政府对于复交的基本观点，既不是田中口授，也非日本政府正式讨论的草案，但是，它是竹入义胜以及公明党根据日本政府关于复交的资料整理而成的，应该说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立场。而周恩来与竹入的会谈，对于田中下决心访问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会见了竹入义胜一行，并于7月27—29日与竹入义胜进行了3次会谈，*关于竹入义胜与周恩来的三次会谈记录，日本外务省设定为“极密”文件，2001年6月，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解密，笔者有全部三次会谈的复印件。为日本首相正式访问打下了基础。三次会谈内容涉及“《日台条约》”、日美关系、战争赔偿等重要问题，中日双方基本了解了对方在邦交正常化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周恩来坦率地表示在恢复邦交正常化问题上，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大同、存小异，期待中日关系迈出关键的一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八点立场：第一，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周恩来提出“自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结束”。竹入义胜表示：“这项可以写进联合声明”。第二，关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表述方式，联合声明写上“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是邦交正常化的原则问题，周恩来关切地询问，田中首相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困难。竹入表示，这是田中首相历来的说法，应该不会有困难。第三，“双方声明，中日两国建交，既符合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第四，“双方同意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日两国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威胁”。第五，“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第六，“双方同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第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第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扩大人员往来，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根据需要和已有的协定，分别签定通商、航海、航空、气象、邮政、渔业、科学技术等协定”。*以上内容皆见于：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解密档案，1972年7月29日，竹入周恩来第三次会谈。竹入义胜感谢周恩来的八点意见，表示回国后，会尽快转达给田中首相。

当时中国确定了在美苏两霸中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主的方针，竹入义胜对周恩来提出的第五条关于反霸的意见表示，“这一点要告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接受”。竹入义胜担心联合声明关于“霸权”的表述，会引来苏联的压力。周恩来强调，如果“霸权”一词对日本来说过于敏感，可以换个说法，或者不写进联合声明，而将来写进和平友好条约。

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三点默契事项，“第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第二、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从台湾撤走其大使馆、领事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领事馆撤出日本；第三、战后日本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及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解密档案，1972年7月29日，竹入周恩来第三次会谈。此三项内容不写进联合声明，希望竹入义胜转达给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周恩来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大事业，不是一个人、一个党的事，是人民的大事业。竹入义胜记录下周恩来谈的“八条方案”和“三项默契”，回国后加以整理，形成了著名的“竹入笔记”。

1972年9月9日，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田川诚一、松本俊一等访问中国，带来了日本政府《关于共同声明纲要日本基本方针要点》。9月14日，自民党组成以小坂善太郎为团长的自民党访华代表团，周恩来强调在涉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待与田中首相正式会谈中解决。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抵达北京。从9月25日至28日，中日两国首脑进行了4次会谈。尽管田中访华前，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在野党代表团访华、通过“竹入笔记”等多种渠道了解了中国对于邦交正常化的基本立场，日本对于中国阐明的“复交三原则”没有异议，但是，在具体谈判中，双方的分歧依然很大，谈判过程一波三折。由于双方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愿望，在“《日台和约》”与日台关系、中日两国之间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赔款、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认识等重大问题上，终于达成一致，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三、与日本“在野党外交”的基本评价

首先，从与日本“在野党外交”的作用来看，与“在野党外交”是中日“民间外交”的重要内容，在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中国制定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对日方针，日本在野党与一般民众团体相比，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作用非同一般。虽然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最终由日本政府首脑来做，但是，这是在长期民间外交基础上进行的。在中日没有正常官方关系的条件下，日本自民党不愿也不敢与中国进行往来与接触，日本在野党在沟通两国政府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田中角荣首相，曾经高度赞扬田中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上的果断，认为“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0页。毛泽东所讲的“解决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政府”，并不是忽视多年来日本在野党、民间友好人士为邦交正常化所做的努力，而是因为自民党是执政党，有最终的外交权决策权，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及正式文件签署肯定要由自民党领袖出面。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建立在“民间外交”基础上的，所谓“水到渠成”，“民间交流”之花终于结出邦交正常化之果。正如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所言：“日中邦交正常化并不只是依靠政府的力量而实现的。在此谨向过去长期以来不惜为日中交流和邦交正常化而尽力的执政党、在野党有关人士为首的各界前辈们，致以深切的敬意和感谢。”*《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126页。作为日本外交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大平正芳的谈判表明了自民党对在野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作用的肯定，也符合历史实际。

其次，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准备过程来看，与日本“在野党外交”，特别是70年代初，在野党党首频繁访问中国，使中日双方具体了解了彼此的态度，使正式会谈能够迅速进入主要问题，提高了效率。田中首相访华，在几天时间里，就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中日20多年的“不正常状态”。此前，日本社会党、公明党等党首接连访问中国，他们带来了日本政府对于邦交正常化的立场，也将中国政府的基本原则立场告知日本自民党。两国政府首脑对于分歧问题和彼此态度有基本了解，在谈判中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中国通过这些减少了阻力，为正式谈判打下了基础。

最后，从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看，中国与日本在野党的交流，为两国政府首脑的正式谈判提供了回旋余地，为“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正常官方关系奠定了基础。1955年以后，日本自民党长期在内阁中占稳定多数，单独执掌政权，外交决策由自民党来制定。田中首相访华前，日本社会党、公明党党首带来日本政府对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态度，使中日双方了解了分歧所在，为两国政府首脑谈判中灵活、妥善地处理分歧提供了回旋的余地，提供了条件。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期间两国关系经历了令人怀念的“蜜月时代”，也遭遇过严重的“冰冻时期”。在中日关系遭遇新困难的今天，发挥包括“在野党外交”的“民间外交”的作用，促进两国间的了解，增进互信，对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