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 更上层楼
——第二届国际关系史青年论坛综述

杨 东

2013年3月23日、2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关系史青年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港台地区、美国、爱尔兰等海内外几十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论坛由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主持开幕，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主题发言。

一

本届论坛为青年学者们提供了交流平台，积极展示各自在新视角、新史料、新方法等方面取得的进步，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参会代表以青年教师和优秀博硕研究生为主，研究领域集中于国际关系史，代表当前该领域新生代研究人员的整体水平。本次论坛得到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支持，并收到众多投稿论文。会议分为三个会场，在会议日程内进行了十五场讨论，共计有60多篇经过筛选的论文在会上宣读点评。以下对这次学术盛会做一简要总结：

第一，研究客体的时间跨度长、地域范围广。首先，参会论文的研究对象从17世纪初延续至20世纪中后期，跨越400余年，展现了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巨大张力。论文主题以冷战史研究居多，也不乏研究一战、二战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的文章，比如：杨芳芳的《偏离中立：论美国参战之前对比利时的援助(1914.8—1917.4)》，论述了一战前美国对比利时援助，说明美国在参战之前对比利时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中立；张华的《评二战时期的加美安全关系1940—1945》，专注于二战时期加拿大和美国的互动；滕帅的《英国与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政局的变动——以朱尔典为中心的研究》，则通过一战前一位在中国的英国外交官活动，揭示英国对中国的政局的影响；而王存胜的《18世纪欧洲国际权势结构的变更》，运用独到的历史长视角分析18世纪欧洲国家间的权势结构，该文章证明青年学者不仅仅集中于个案研究，也在宏观上考察历史事实并审视国际关系的变幻，得出规律性认识。其次，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很广，遍布五大洲，以大国与亚非小国之间的关系为主，尤以对亚洲国家的研究居多。除美、苏、英、中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外，比如：樊百玉的《1958年赫鲁晓夫重提柏林问题引发的猜测》、曹广金的《试析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对中国和解政策的制定》，学者同仁的研究还涉及乌干达、摩洛哥、加纳、柬埔寨、越南、老挝、朝鲜、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大国与亚非小国之间的多边互动较之大国间的直接争斗更为复杂，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其中，东南亚地区的冷战得到普遍的关注，比如：张明亮的《秘(蜜)月中的苦涩：1950—1954年中越关系》、邵笑《中美会谈与越美和谈——论越南战争时期的中美越三角关系(1971—1972)》、温荣刚的《美国、苏联与老挝危机》等。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反映出青年学者的广泛兴趣和现实关怀，也说明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广度在拓宽。

第二，史料丰富，重视原始档案。参会论文使用的档案资料种类繁多且十分丰富，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原始资料，尤其是一手档案。论文的史料来源国家涉及美、英、日、德、苏、中、加拿大等国，除常用的纸本已刊档案和数据库网络资源，比如：FRUS、DDRS、DNSA等之外，青年学者还积极挖掘新的档案资源，比如：邓峰的《福特政府对1976年板门店事件的反应与对策》使用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NKIDP)的成果，姚百慧的《评杜勒斯1958年7月巴黎之行》使用美国国务院机要中心(CUSSDCF)档案、艾森豪威尔的机密文件等材料、赵继珂的《匈牙利事件与1957年的美国之音改革》大量运用美国新闻署的档案。另外，部分学者还使用了国外档案馆的馆藏品、中外的过刊报纸等。档案来源的机构则在传统的美国政府、军方等部门组织外，也不乏英国国防部、中国国内地方档案馆等前人较少涉猎的部门。大量使用档案不仅说明研究国际关系史的青年学者注重史学基本功和研究的立论基础，同时表明他们在努力加强对该领域的深层次研究。

第三，选题新颖，突出文化影响，具有海洋意识。首先，参会论文的选题十分广泛，在传统的政治、外交、军事等事件外，还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比如：刘晓晨的《朝鲜战争期间日本的经济复兴》，探讨朝鲜战争对日本的经济影响；徐振伟的《剩余品时代美国对韩国的粮食援助及影响》，以韩国为典型案例，分析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战略。其次，选题也很有创新之处，难民问题、台湾的智库、新中国内部发行制度、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残部、美国的民防战略等都成为青年学者的研究对象。比如：闫金红的《二战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政策——以苏联、古巴和越南为例》，从美国的难民政策入手，分析美国战略的系统性。此外，宗教也进入青年学者的研究视野，比如：江艺鹏的《对1903年“乌干达计划”的考察》，通过梳理锡安主义者与英国首相张伯伦之间的联络，展示锡安主义思想和锡安主义运动的发展；肖瑜的《试论二战期间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关系》，讨论了二战期间，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系。本次会议最突出的特色是关注文化冷战、公共舆论等意识形态的内容。孙志伟的《战争动员：朝鲜战争初期杜鲁门政府与公众舆论》，阐述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引导公众舆论的方式和影响；蔺晓林的《“好莱坞十人”与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讨论的是美国社会是如何接受“冷战”概念，而冷战又如何反过来影响美国社会的内部发展。还有部分文章从心理战、宣传机构改革等角度讨论冷战的意识形态争斗，比如：胡腾蛟的《1952—1960年的美国原子和平宣传》，以文化冷战视野分析美国原子和平的宣传；刘恒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菲律宾的心理战略计划项目初探》、翟韬的《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分析了美国在冷战期间对东南亚的宣传战略。学会上众多探讨文化宣传影响国际关系的文章表明国际关系当中的文化背景、文化因素得到了青年研究人员的重视，而冷战的意识形态方面成为冷战史研究的热点。另外，青年学者们的研究也显示出海洋意识，会上不乏讨论美国“航行自由计划”、日本南海政策、国际捕鲸机制、中菲南沙群岛争端等问题的文章，比如：郭永虎的《美国对中菲南沙群岛争端的历史考察》、臧扬勤的《日本反核潜艇靠港运动探析》等。

二

国内外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作为点评人参加本届论坛。参会的点评专家有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崔丕教授，吉林大学的刘德斌教授，北京大学的王立新教授，南开大学的赵学功教授，香港大学的徐国琦教授，美国奥本大学的翟强教授等。各位专家对每位参会者的论文都给予了细致的点评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值得我辈青年学者借鉴。以下概括专家指出的问题：

第一，研究视野仍需扩大，理论水平仍需提升。本次会议论文研究多是个案，就事论事，缺乏宏观的视野，过于纠缠冷战框架。若弥补上述短板，首先，需扩大研究视野，实现多国档案互证；其次，注意文化背景、非政府机构、多国多边机制、个人视角等，打破民族国家的预设；此外，不能仅局限于关注政府和决策，还应自下而上，从小人物着手，丰富历史的阐释，防止出现偏颇；最后，重视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学等，实现社会科学化等。

第二，多方收集材料，同时也注意档案的甄别。史料收集对于史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档案收集的对象不应仅停留在政府的外交机构，还需扩展至比如重要的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档案等。甄别档案是史学的基本功，使用原始档案作为研究的基础已成为共识，因而更彰显档案甄别的重要。青年学者们需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档案都反映国家的决策，从档案中摘出的史料在历史认识上并非都具有重要价值。利用档案时，需对档案进行对比和分析，注意档案的版本，明晰版本的解密程度和重要程度。

第三，重视学术史的梳理。参会论文或是欠缺学术史的梳理，或是没有充分交待学术史，仅简单罗列前人学术成果，而没有把文章或专著的观点进行有效的提炼，并对前人观点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学术史的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方面工作的缺失，就不能确定论文的学术意义，遑论把握学术动态，不仅如此，论文的价值判断也要放在相关的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中，才能有准确的定位。

第四，把握写作的细节。点评专家指出，写作技巧也值得注意。对文章题目的构思，在简洁明了、准确自然的基础上，亦可匠心独运、引人注目，切忌概念上、时段上的模糊不清。文章内容写作应简练，惜墨如金。

三

两天的会议过程中，青年学者们在各组讨论中积极发言、热烈交流。参会的各位代表在融洽的氛围中交流学术心得，切磋学术技艺。此外，论坛还于23日晚安排了圆桌会议，为参会代表与国内历史学领域知名期刊，如《世界历史》、《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历史教学》等的编辑们进行面对面交流提供机会，圆桌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就小组讨论中未尽的话题与各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交流。

3月24日下午，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世界历史》编辑部主任张丽研究员主持闭幕式，徐蓝教授作了闭幕发言，她根据自己作为国家级教学名师的经历，针对青年学者中存在的“教与学相脱离”的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并鼓励青年学者在教学中成长，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至此，国际关系史青年论坛已成功举办两届，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无论在规模、程序上，还是交流的深度、影响的广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青年学者构筑一个学术盛会和交流园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