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女性环境意识研究

张斐男

目前，人们对环境意识的概念界定并没有达成共识，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环境意识包括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四个环节。环境行为作为环境意识的一个方面，其研究也比较广泛。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对环境友好行为与性别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确实存在着性别差异，这与国外一些已有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洪大用、肖晨阳，2007）还有学者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中，男性所作出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低于女性，而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更倾向于一些私人领域内的日常生活环境行为。”（龚文娟，2008）

一项关于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如果剔除环境知识的作用，所有自变量对环境关心的解释力度（R平方）将不到10%。”（洪大用、肖晨阳，2007）这10%的内容中环境意识占多大的比例呢？根据已有的研究，认为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多于男性，那么中国城市女性的环境意识处于什么层次呢？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理论假设与数据变量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女性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显著相关；女性的环境意识与受教育、年龄、婚姻、收入、单位性质等情况有关。

基于社会化和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这两种理论假设，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期待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较之男性承担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环境友好行为。那么女性的环境意识就通过她们的环境友好行为有了展示的机会。同时，人们的环境意识大多是通过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建立起来的。女性的关注点与男性是不同的，男性更注重经济、政治等宏观问题，女性则倾向于消费、生活等微观问题；婚姻对于女性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教育水平、收入状况等也与男性有普遍差异。这些情况都对女性的环境意识产生影响。基于这种分析，本文的具体操作化假设为：

假设1a：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环境意识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环境意识就越强；

假设1b：已婚女性较之未婚女性环境意识要更强；

假设1c：女性的年龄与环境意识成正相关；年纪越大的女性其环境意识越强；

假设1d：女性的收入与环境意识成正相关。

本文的数据采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城市部分关于环境问题的数据。在全国实施问卷调查的抽样城市中，最后完成样本5078人，其中有效样本5073人，有效回收率约为99%。本文着重对于城市女性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研究，所以选取了总样本中性别为女性的样本，共3059人。

女性的“环境意识得分”为本文的研究变量。另外，环境意识能够对环境友好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也将对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做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的预测变量包括教育程度，这是一个定类变量，分为文盲、小学及私塾、初中、高中（包括中专及技校）、大专以上。婚姻情况分为已婚和未婚，离婚后未婚、离婚后已婚、丧偶未再婚、丧偶后再婚，本研究把这几种情况综合为已婚和未婚两种。年龄和收入是连续变量。

二、分析和发现

对问卷中10项环境友好行为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垃圾分类投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主动关注媒体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这三项环境友好行为，女性居民回答“偶尔”、“经常”的比例明显高出平均水平。“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袋”、“对塑料袋反复利用”这两项环境友好行为也较之平均水平略高。而“为环保捐款”、“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这三项环境友好行为中女性回答“偶尔”、“经常”的比例与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自费养护树林和绿地”、“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和上诉”这两项环境友好行为中回答“偶尔”、“经常”的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

这说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环境友好行为要高于在公共领域做出的环境友好行为。这主要与女性的生活经历相关，因为女性采购、投放垃圾等活动要明显多余男性，这使得女性有比男性多的机会做出此类环境友好行为；而在公共领域內，男性处于主导地位，在公共领域內的环保行为多与单位、收入相挂钩，因而“为环保捐款”、“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这三项环境友好行为中女性回答“偶尔”、“经常”的比例与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女性的收入水平平均低于男性，因此，在涉及到金钱花费的环境友好行为上，女性的参与比例则要低于平均水平。

可见，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并非完全高于平均水平。通过对环境意识与环境友好行为的简单交互分类分析，二者具有显著性关系，并且其解释力均高于0.5。下面，笔者尝试以三个模型来解释教育、年龄、婚姻、收入、单位类型对于女性环境意识的影响。

把环境意识得分与教育、年龄、月收入、单位性质、婚姻状况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获得了五个模型：

对这五个模型进行F检验发现，教育、年龄、月收入对于环境意识的影响均具有显著性，但单位类型及婚姻状况对于环境意识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剔除这两个变量。在剔除单位类型和婚姻状况这两个变量后，剩余三个变量影响力由高到低排列为：教育、年龄、月收入。通过R2检验，发现纳入教育程度这一变量能够解释3.9%的差异；纳入年龄这一变量能够多解释4.7%的差异；纳入月收入这一变量则能够多解释4.8%的差异；婚姻状况本身对于环境意识不具有显著性，但在与其他变量一起参与回归时，婚姻状况这一变量使其解释力达到4.9%。所以，婚姻状况可能与年龄等变量有相关性。通过F检验和t检验，在“剔除环境知识的作用，对环境关心影响不到10%的所有自变量”中有4.9%来自于环境意识。对于环境意识这4.9%的解释力贡献最大的是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婚姻状况、教育、年龄和收入这四个变量间也具有相关性。

根据模型分析，假设1a得到部分验证。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环境意识成正相关；但是否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环境意识就越强”还需进一步检验。但总的来说，教育对于环境意识的影响是尤为重要的。美国著名环境社会学家汉尼根指出，成功地建构某种环境问题必须注意：（1）某种环境问题必须有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2）拥有科学普及者是重要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普及，某些问题只能是深奥难懂的研究专题；（3）某一潜在的环境必须以非常醒目的符号和形象词汇加以修饰，以引起注意。（Hannigan 1995）在这里，教育担当起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起到了把科学知识普及化的作用，使得深奥的问题能够为大众所接受。所以，接受过教育的人获取环境知识、了解环境问题的机会就较之未接受教育的人要多，其环境意识也就在这样的教育中慢慢培养起来。在教育中，环境知识和环境问题多以简单的名称或者图画出现，更容易深入人心，容易被人们接受。人们一旦接触过这些“符号”或“形象词汇”，在以后的生活经历中，再次使用它们的机会就会增加。另外，对于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即使他的环境意识并不强，但仍然具备一定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知识和信息，虽然并不是十分丰富、甚至不完全正确，但这类人潜在的环境意识更容易唤起。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某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词汇或者事件时，他们会给予较之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更高关注，也就更容易建立起环境意识，从而做出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

假设1b被否定。假设1b为：已婚女性较之未婚女性环境意识要更强；但模型显示：未婚女性要比已婚女性的环境意识强。这可能受到了年龄和教育等变量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已婚女性较之未婚女性在生活领域具有更多机会做出环境行为，但在公共领域內，已婚女性与未婚女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否工作、收入如何等方面。因此，按照模型未婚女性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才具有较强的环境意识。

假设1c：女性的年龄与环境意识成正相关；年纪越大的女性其环境意识越强。这一假设看似与假设b矛盾，而实际上这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有关。一般情况下，女性年龄越大生活经验越丰富，对于环境意识的培养时间就越长；另一方面，有工作的女性中年龄与收入是成正比的，收入又与教育相关，因此，当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环境意识越强时，年龄与环境意识也是成正比的。

假设1d得到验证，即收入越高的女性其环保意识越强。结合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分析，收入高低对于环境意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的环境意识主要体现在金钱的支出上，比如“为环保事业捐款”、“自费养护树林和绿地”等，在这些方面，收入高的女性必然会比收入低的女性有更高的环境意识。

三、结 论

第一，教育程度是环境意识最重要的影响变量，同时，年龄、月收入、婚姻三个变量对环境意识也有显著作用。四个变量间还具有相互作用。所以，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是提高环境意识的主要途径。

第二，女性在生活领域的环境行为要多于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这不仅仅是由于女性的生活经历，还说明女性的环境意识是不完备的。在生活领域中，诸如“垃圾分类投放”、“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袋”、“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等环境行为往往与节约家庭开支联系起来，女性的环境意识首先起于对节约家庭开支的重视；而在公共领域中的环境行为并不高于总体平均水平说明，女性对公共领域的环境意识较弱，这部分环境意识是应该给予重视的。所以，环境意识虽然与教育有较大相关性，但在女性居民中，能够促进环境意识形成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经济利益。因此，提高女性的环境意识除了在提高教育程度这一途径外，还应该有其它如经济利益等刺激因素，促使女性环境意识的提高。

由此，笔者推断，不仅仅在女性居民中存在生活领域与公共领域环境意识水平有差异的想象，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和不同收入的人群，其环境意识在不同领域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因此在培养环境意识的引导上要根据不同群体的环境意识侧重点给予相应引导。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049）。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责任编辑：杨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