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媒体岂可“内外有别”

2014年3月18日开始的台湾“太阳花”学运正逐渐落幕，留下很多事供岛内各界反刍、省思。其中之一，是笔者于役新闻界向来注意的事，就是政治人物对媒体“内外有别”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现代政体、文明社会应有的现象。

学生进入“立法院”，民进党“立委”为之援引、为之守卫、为之吶喊助阵，而领头的学生中，多人自承是民进党党员，也有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小英基金会”的工作者。台湾媒体据此指陈学生背后有民进党，言外之意，民进党应约束学生在合法的范围内活动，不可对社会造成过大的冲击。

对台湾媒体的“建言”，民进党似乎完全没听见。2014年3月30日，美国《尼尔森报道》刊出“美国在台协会”理事卜道维的文章，批民进党挺反服贸学运是为了在2014年底七合一选举获利。在卜道维之后，布鲁金斯研究所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也在这个刊物对反服贸发言，质疑民进党挺学运的背后思维。《尼尔森报道》虽只刊出两篇文章，与台湾媒体大量报道和评述不可同日而语，但民进党立即有了反应，马上写信给《尼尔森报道》解释澄清。其一倨一恭，判若两党。

且慢讪笑民进党对外国媒体的“另眼看待”，在台湾，从前的国民党亦复如是。甚至直到现在，有些党政机构和政治人物仍“积习难改”。

国民政府1949年退守台湾后，有戒严法，有党禁和报禁，媒体受到钳制自不在话下。前几位领导人蒋中正、严家淦和蒋经国，从来不见台湾记者，但是经常接见外国记者，宣布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些谈话，经外国媒体公布后，才由“行政院新闻局”和“中央社”翻译，送国内新闻界转述。

这样的事有一个最著名的案例：台湾自1949年戒严，1986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葛兰姆率记者团来台访问，蒋经国接见她，告诉她台湾将于1987年解严。邮报独家报道了这条世界性大新闻。台湾媒体自然都于次日在第一版头条“转载”。从1949到1987，台湾戒严长达38年，举世少见，受约束、受压抑的是台湾人民，要解严了，怎么说都应该先跟台湾人打个招呼，而不是先告诉外国人。蒋经国后来在民主改革和两岸开放上有不少建树，迄今仍在民调上最得百姓好感。但他把解严的大事先透露给美国记者，春秋责备贤者，这不能不说是他从政上的一项疏失。

当然现在情形已有改进，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都不再排拒台湾记者，但外国记者仍受到较多重视，得到较多方便。

开发中地方的领导人“偏爱”先进地方的新闻界，是否会受他们尊敬，使他们感激呢？有时恐怕未必。

1985年下半年，菲律宾政局酝酿巨变。马科斯于11月3日在美国广播公司（ABC）“大卫·布林克莱的一周”节目中，宣布提前举行大选。他又在ABC“夜线”节目中和他的竞选对手阿基诺夫人进行辩论，以后在“早安美国”等节目中发表竞选演说。由于菲律宾和美国的历史渊源，加以美国有军事基地在菲，美国社会对菲国的政情颇为关注，当此时际，ABC在收视上颇出了一番风头。按理说，他们应十分感谢马科斯才对，但是布林克莱事后提起来却说：“马可仕宣布举行大选时，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这无异里根总统在法国电视台宣布竞选连任。我们没想到他有这招。”话中的意味，是不难体会的。

回顾台湾和菲律宾某些时段的历史，我们也许可认识到，对内开放包容，能得人民支持；对外自强自重，可受国际尊敬。内外兼修，乃有大成。

（作者为台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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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锦

对内开放包容，能得人民支持；对外自强自重，可受国际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