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更迭与文化记忆中的北京——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中的北京书写

胡洪春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24)

京味儿小说指的是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并在城与人的叙述中注重人所感受到的城市文化意味的小说，这些作品具有“一种与独特的北京文化氛围绝顶契合的审美品味”［1］。早在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和文康的作品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种京味儿的影子，但他们的作品中只是零散地展示了北京的语言和风俗，没有形成系统的风格，京味儿小说真正形成于清末民初的一些报人小说家的作品中。他们的作品不再是零散地描写北京的人物、语言和风习，而是把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与地域特点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整体的文化精神。这一作品风格在他们的笔下形成，并延伸到老舍、沈从文、邓友梅、汪曾祺等后来京派作家的作品中。

京味儿小说的出现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是分不开的，赵园先生在她的《北京:城与人》中写道:“京味小说作者所面对的清末民初以来的北京文化，其形态有更具体的原因。较之其它地域性文化如湘西文化，上述北京文化的形成与其说赖有天造地设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如说更是社会演变的直接产物。”［2］76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辛亥革命中走向终结，中国社会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探索。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北京在历史的更迭中不可避免地处在了风头浪尖，经受着历史车轮前进时带来的切肤之痛，而社会文化则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艰难蜕变。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重重考验，这便是京味儿小说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另外，在西风东渐的社会潮流影响下，一些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效仿西方，大力发展中国的报业，希望借助新兴的报刊传媒播撒思想启蒙的种子，加上摇摇欲坠的清廷和后来混乱腐败的军阀政权对报纸的禁锢逐渐放松，于是，一批现代报刊逐渐遍布京城。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01年到1912年12年间，仅仅北京一地创办的白话报纸，就有二十几家［3］。伴随着这些报刊的出现，一种特殊身份的文人——报人小说家由此诞生，如蔡友梅(损公)(《公益报》编辑、《进化报》社长等)、穆都哩(辰公、儒丐)(《国华报》编辑)、王咏湘(冷佛)(《公益报》、《爱国白话报》等编辑)、彭翼仲(《启蒙画报》编辑、《京话日报》社长)、文实权(《燕都报》、《白话学报》、《京师公报》社长)等，他们身兼编辑、记者和撰稿人多重角色，对北京的“城与人”十分熟悉，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下更为精确地书写了京城文化的精神意味，一批成熟的京味儿小说在他们手下涌现。这其中尤以穆儒丐、蔡友梅、王冷佛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不仅数量较多，流传较广，而且具有典型的京味儿特色，他们以人与城之间的精神和文化联系为核心，书写了一个历史更迭与文化记忆中的北京。

一、政权更迭中的北京——人间地狱

你看着吧，北京完了，已过去的北京我们看不见了，它几经摧残，它的灵魂早已没有了。现在和未来的北京，不必视之为常人的世界，是魔窟、是盗薮、是淫宅，是一所惨不忍闻的地狱。［4］109

这是穆儒丐的小说《北京》中主人公宁伯雍对北京所发的感叹。昔日繁华的皇都在作者笔下为何成了一所人间地狱?

辛亥革鼎，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开始在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上探索。战乱频繁、灾难深重，这是20世纪中国最真实的写照。作为中国政治权利的中心，北京人民最为深切地体会着政治黑暗、战乱不断的社会带来的苦难，北京的旗人又是社会恶果最大的承担者。“据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民政部统计，当时京师八旗人口的数额:内城八旗男女人口22.3248万人;外城八旗男女人口1.3523万人。内外城八旗男女人口计23.6771万人，占全城人口总数70余万的三分之一左右。”［5］在满清王室逊位以后，失去了政权和尊严的皇室王族风光不再，成为供人瞻仰和笑谈的前朝遗老，不过凭借着积攒的丰厚钱财，他们依然衣食无忧;悲惨的是那些普通的旗人，看似摆脱了皇权而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新的政权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改观，反而加剧了其生存的困境。他们在世代从戎缺乏生计训练的情况下被突然断绝粮饷，在屈辱中谋生的艰难处境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极其逼仄与暗淡。一方面他们要承受国破的心理悲伤，一方面又要在社会盲目“排满”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中时刻面临家亡的危险。《北京》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位衣衫褴褛的贫困老旗人为了生存借下高利贷，因无力偿还遭到几个悍汉威逼辱骂:

你别不言语呀，你当初借钱时说什么来着，恨不得管我叫祖宗，如今真个装起孙子来了!今天有钱还则罢了，如若没钱，我碎了你这老王八蛋造的!你当是还在前清呢，大钱粮大米吃着，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还敢抬眼皮吗?你看你这赖样子，骂着都不出一口气!［4］173

于是作者感慨:

我们所知道的，北京的政治，似乎一天比一天黑暗，北京的社会，一天比一天腐败，北京的民生，一天比一天困难。［4］275

蔡友梅则在他的作品《小额》的开头对北京做了这样的描述:

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千奇百怪，称得起什么德行都有。老实角儿，是甘受其苦。能抓钱的道儿，反正没有光明正大的事情。［6］1

穆儒丐、蔡友梅等报人小说家都是满洲旗人，庚子赔款、溥仪逊位、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北京城与北京人民经历的一系列伤痛，尤其是旗人经历的苦难。穆儒丐在他带有自传性质的《徐生自传》中写了这样的话:“国破家亡，是很惨的事，不想我小小的年纪，倒是亲眼所见。”［7］172这些作家大都有留学经历，曾经有着满腔的报国梦，然而黑暗的社会政治让他们强国的梦想破灭，无奈之下只能开办一家小报馆，在没钱聘请更多人的情况下一人充当编辑、记者等多重角色，靠卖文来养家糊口。也正是这种生活经历，让他们更近距离地接触了社会的各层人士，看到了当权者的腐败和底层人民的悲惨，当时报刊上刊登的小说成为了那一历史时期北京众生相的最好记录。

蔡友梅的《小额》记述了即将崩溃的满清王朝给旗人生活带来的苦难，朝廷发不起军饷，一些有钱人则勾结昏庸的官员向老百姓放高利贷，人们的生活就像清政府一样日渐走入了绝境，他们无可奈何地感叹说:“旗人到了这步天地，他们真忍心哪!”［6］7无奈中饱含末世旗人内心的无限酸楚。王冷佛的《春阿氏》是根据北京内城镶黄旗驻防区域内一桩真实的命案创编而成，通过描写一个婚姻不幸的市井女子的悲惨遭遇揭露一些政府官员草菅人命。而当时的社会则是物价飞涨、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充斥着欺诈。徐剑胆的《贾斯文》中恩大奶奶在丈夫去世后，另嫁学部司员贾斯文为妻，被贾斯文将钱财珠宝房契等尽数偷走，还将恩大奶奶骗到奉天，卖给人贩子，世道人心冷漠到何种地步可见一斑。于是，穆儒丐在小说《北京》中则称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是一座“魔窟、是盗薮、是淫宅，是一所惨不忍闻的地狱”。

在这些报人小说家创作的时代，满清王朝已经倒塌，但那个巨大的逐渐远去的封建皇朝的背影似乎还没有随之消失，背影笼罩下的北京城变成了一个黑暗之城。政治黑暗，交替上台的各种政权昏庸腐败，这些作家不禁质疑“北京的社会究竟要成个什么东西呢”。他们无奈地把这座城市称之为一座“地狱”。“我们处在现在的国家，现在的社会，又遇上这样的朋友，我们如何不死!”［7］181然而，正是这些疑问和慨叹，流露出了这些知识分子心中所承受的时代痛苦和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忧虑，还有那强烈的对国家和城市社会新秩序构建的参与意识。这些作者经常会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表达对国家和城市建设的各种建议，这是对这座城市种种乱象的批评中所隐含的一种爱，对北京的恨与爱都在人与城之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着，这正是这些京味儿小说的内质。

二、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八大胡同

在一个世纪以前，胡同是北京这座城市重要的标签，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是北京城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最重要的生活空间。根据相关统计，1949年以前，北京城区街巷胡同大大小小约有3000条。［8］曲折相连的胡同把远近不同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由老北京这种基本的地缘关系连结在一起的人们便成了街坊，“标准如不严格，街坊间的组合也可算作一种‘群’，准‘文化共同体’”［2］170，于是，胡同成了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清末民初的这些京味儿小说，“‘京味’之来源大致有三:一是作为历代国都的京城，皇室权贵及其后裔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所构成的帝都遗风;二是前清遗老、八旗子弟和众多小生产者等组成的成分极为复杂的市民阶层的‘崇官重礼’习气;三是由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等下层市民体现的行业行为特征”［9］。而前两者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命运的转折逐渐具有了第三个群体的文化特征，或者说是皇室贵族的京味儿随着封建制度的终结和西方民主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得不走向民间，由紫禁城走向胡同，“近代史的特殊条件——清末世家子弟的飘零、平民化、以自娱性的艺术、技艺为谋生手段;民国以来愈益发达的民主思想与文化的平民化——是旗人文化走出皇宫王府大宅门儿，终于成为北京市井文化中不可剥落抽取的构成部分”［2］181。因此，“对于北京，最稳定的文化形态，这是由胡同、四合院体现的”［2］21。而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包括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等的八大胡同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片妓院红楼在这座城市中具有了特殊而复杂的文化意义。

穆儒丐的小说《北京》通过主人公宁伯雍在《大华日报》当编辑的五年中的所见所闻，以北京的八大胡同为背景，讲述了桂花、白牡丹、秀卿等各式妓女的命运遭遇，以及一些与这些女性相关的人物的生存状态。八大胡同是此时北京城的主角儿，无论上层贵族还是下层民众，这里都是他们生活离不开的地方。“现在当议员的，哪个不逛窑子!八大胡同，简直指着他们活着。”［4］50对于这些政客来说，八大胡同是“议员俱乐部”，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这些“胸前都悬着金光灿灿的议员徽章”的政客生活中有两种流行品，一是马车，第二就是姬妾。所以，他们必须来八大胡同捧出一个相知或者买回个小妾，成为相互炫耀的玩物，否则他们在官场会很没有面子，于是他们在这里纵情酒色，一掷千金。而对于那些底层人民来说，八大胡同是他们不愿来又不得不来的地方，小说中桂花的父亲是一个旗下当差的，在战乱中不幸身亡，丢下桂花和母亲两个孤儿寡母，天天在穷愁里活着。她们就像老舍笔下《月牙儿》中的母女，没有劳动能力，生存陷入了绝境。“北京的社会也不许贫民清清白白地活着，非逼得你一点廉耻也没有。”于是，桂花这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正还在“剪纸人玩”的天真烂漫的年纪，就这样进了八大胡同当了雏妓。“贫民是自己没有能力呢?还是国家社会不教他们有能力呢?怎么北京的普通人民，男的除了拉车，女的除了下窑子，就会没饭吃呢?”［4］266作者在文中不时地会对这个社会发问，但现实就是答案，八大胡同就是答案。“可怜的妇女，寻不出别的生路，只得飞蛾投火地，往这里硬跳。但是，长此以往，北京的社会究竟要成个什么东西呢?实在是不堪设想的事了。”［4］270

“旧北京也有它的阴暗面:公开和不公开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赌博，以及算卦相面、坑蒙拐骗……充斥着这座古城的底层，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民。纸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恶的渊数，使古城失色。”［10］284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妓女三千五百人;民国七年(1918)，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10］181这些让人吃惊的数字背后有着多少悲哀可怜的凄惨故事，就像《北京》中的秀卿，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一死才是最好的解脱。不过，这些数字也是八大胡同在北京兴盛的最好说明，这遍地的烟花柳巷成为了北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究其原因，八大胡同中弥漫的不仅仅是情色，它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意义。能够经常出入八大胡同，尤其是其中的一等妓馆，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其意义已不单单是喝酒寻乐，更是社交会友的一个代名词。其底色虽为色情，但其意义却超越色情。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是重要的政治议事场所。民国初始，袁世凯梦想复辟当皇帝，贿赂国会议员，没有选择六国饭店，也不选京城的著名饭店八大楼中的任何一家，地点就选在了八大胡同。在高阳的历史小说《八大胡同》中，军阀曹锟贿选，也是在八大胡同。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独挡一面的赛金花，帮助被袁世凯软禁的蔡锷逃离北京的小凤仙等，来自八大胡同的这些女性竟然在政治历史的重大事件中留下了她们的名字。强大的政治变革力量与柔弱寒微的妓女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八大胡同独特的文化与历史。在这一意义上，八大胡同已不仅仅是一个只有肉体交易的低俗场所。在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革中，八大胡同成了一个抹不掉的存在。它不仅仅是“魔窟”、是“淫宅”，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的一面凹凸镜，它通过七彩的胭脂粉折射着这座城市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各种面貌。要想翻阅北京的历史，八大胡同是避不开的一页。

历史就是历史，不论这历史是黑还是白，它总是时间的长河中留下的一串符号，而符号所记录的亦是一种文化。无论是普通旗人居住胡同里的凄惨人生，还是八大胡同里的欢歌笑语、血泪伤痛，清末民初的这些京味儿小说让我们在这座城与人的故事中，看到了这些知识分子对北京的认知、想象、眷恋和文化批判，北京及其建筑在这些作家笔下的种种表征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对其生存家园的一种精神联系和情感共振。

［1］ 吕智敏.艺术对象的地域化——谈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J］.北京社会科学，1991(1):3+5－17.

［2］ 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于润琦.清末民初北京的报馆与早期京味小说的版本［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4):253－258.

［4］ 穆儒丐.北京［M］.台北:酿出版，2013.

［5］ 曹子西.北京通史(第八卷)［M］.北京:中国书店，1994:419.

［6］ 蔡友梅.小额(注释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

［7］ 转引自张菊玲.香山健锐营与京城八大胡同——穆儒丐笔下民国初年北京旗人的悲情［A］.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家与文化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 张清常.胡同及其他［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2.

［9］ 许自强.再谈“京味小说派”［J］.北京社会科学，1995(2):52－53

［10］ 叶祖孚.燕都旧事［M］.北京:中国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