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文化观的哲学解读*

叶冬娜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3)

海洋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在开发、利用与保护海洋及海岸带资源的实践过程中,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寻求海洋生态平衡所产生的所有海洋文化成果。海洋生态文化其实质就是关注人与海协同发展的海洋文化,它是海洋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产物,是海洋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海洋生产方式不断革新的产物,是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文化具有开放性、地域性、时代性、依赖性、全球性以及历史传承性等特征。

从广义上理解,海洋生态文化是海洋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海洋和谐发展的一种生存方式,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理解,海洋生态文化包括海洋生态文明的价值观,以及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物质、精神、制度上的成果。在狭义上,现代海洋生态文化主要表现形式为人类针对海洋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破环和生态破坏等问题,通过思考、研究与实践所形成的成果。这些成果具体表现为社会的海洋生态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海洋生态文化制度和海洋生态文化组织机构;它既包括海洋生态哲学文化,也包括海洋生态物态文化、海洋生态价态文化,既有认知层面上的海洋生态文化,也有行为、制度层面上的海洋生态文化。

海洋生态文化是特指与“海洋世纪”相适应的一种崭新的和谐海洋文化。从自然观的角度来看,海洋生态文化体现着一种协调的海洋生态观;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这种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体现着一种平等的海洋生态文明观;从实践观的角度来看,这种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体现着一种科学的海洋生态发展观。

一、海洋生态文化观是一种协调的海洋生态观

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是一种协调的海洋生态观,从自然观角度来看,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体现出在处理人类与海洋关系上的一种协调的海洋生态观。这种协调的海洋生态观,是一种海洋生态理性,它在努力纠正和反思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扭曲现象。现代科学海洋观揭示: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人类自觉地把自己的目标、计划、蓝图变为现实存在。由于人类对海洋、对人自身认识的有限性,使人的对象化于海洋客体的实践活动过程通常会产生误差,这种误差导致在工业文明后期出现了严重的后果。在人与海的关系问题上,人的对象化活动的这一误差使海洋生态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人类开发海洋的热潮中,由于在人与海关系问题上的扭曲,亟需治世良方来审视人与海洋的关系,也即需要一种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观。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观在审视人与海的关系中,其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就自然观角度而言,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观的主要内容表现为。

第一,以自然物质的系统性为基点,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观认为人是包括海洋在内的地球生态系统各个子系统中的一员。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观承接了现代海洋生态观的一般观点,即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海洋是由相互作用的海洋生物群落和它们生产的海洋环境构成的海洋生态系统;人类、海洋、其他有机物及无机物各子系统通过生产——消费——分解组成营养和食物链循环,它们在互动、交换、结合过程中交织在一起;人类是其中的子系统,并且作为其中一个组成环节,人难以置身这一生态系统之外,也难以挣脱与生态系统的普遍联系及其协同一体的依赖;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确定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质量。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观认为人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人类不在自然界之外,也不在自然界之上,而在自然界之中。就人与海的关系而言,人类必须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至上主义”的海洋价值观念,人、海生态系统有着相同的命运,海洋生态系统的全局利益涵盖了人类的利益并且高于人类的利益。所以,人类不能够损害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应该将涵盖海洋在内的地球生态系统或生物圈的健康生存,当做人类自身生存的前提条件。

第二,基于自然系统的层次性而言,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观重视人类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发挥的能动性作用,同时,也强化海洋在生态系统中基于人类的基础性作用。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就人与海的关系而言,人类身心有机体的进化是在不断地适应生态环境和自然,在生态系统中人类生存与其他子系统及其要素都是密切相联的;就人与海的关系而言,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是海洋。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的71%,就像是个天然的大“水球”。完全有理由相信海洋生态系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基础,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和海洋进行能量与物质交换,不管人类是在沿海或内陆,海洋无所不在地影响着其它环境和资源,从而间接地和人类开展质能交换,同时,海洋还直接提供环境和资源给人类。由此可见,人类生存条件的根本基础是海洋。自然界以海洋为最终基础承载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发展物质资料,为人类提供陶冶情操的生活、审美和娱乐场所。

人类是自然界最高智慧的生命形式,人类能够调节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这就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类可以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这主要是基于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独特作用,人类能够代表所有物种的利益,承载着管控和保护以海洋为根本基础的生态系统或生物圈的职责,人类通过调整自身与海洋的关系,尊重海洋、爱护海洋、合理开发海洋,达成海洋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相匹配、人与海和谐相处的状态。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将是漫长而艰巨的,人类历史上有许多重大工程是以保护自然为目的,但结果却造成了巨大的自然灾难,这样的教训雄辩地证明,人类为了代表生态系统的全局利益,同时又要超越人类自身的局限性,这是极其困难的。

二、海洋生态文化观是一种平等的海洋文明观

海洋生态文化观是一种平等的文明观,就历史观视角而言,海洋生态文化观着重表现在社会结构论及历史发展论两个方面。

第一,就社会结构视角而言,海洋生态文化观表明了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全面性发展的综合进步。历史观主张: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生态结构互相联系共同作用于社会这一复杂系统;在整个社会的复杂系统中,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人和海洋的平衡、政治行动过程、人和人的平等、精神行为过程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互统一,组成了当代社会的根本要求;作为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之一的海洋生态文化,注重社会均衡发展与全方位进步,注重人类进行的海洋经济活动、海洋政治活动、海洋文化活动之间的相互统一,否定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的行为和理念,如片面追求海洋GDP的理念可能导致的是海洋生态失衡。因此,海洋生态文化观必须充分展示以下三个方面的均衡或平等。

一是海洋生态文化观注重人和海洋的均衡发展,认可人类的发展权,也认可海洋自然的发展权;人类既非海洋的奴隶,也非海洋的主人,而应该是海洋的朋友。发展海洋经济既要注重与海洋生态系统承载力的相互协调,注重提高海洋资源生产力及海洋环境自净力,也要反对以海洋环保为名而停止发展海洋经济,要抵制全部都以人为中心、全部都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全部都用人自身的基本尺度来评估和规划海洋或自然系统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取向,真正实现人与海的和谐。

二是海洋生态文化观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具体内涵包括,海洋法律法规制度必须注重代内与代际平等;既反对以损害它国(或地区)利益为代价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也反对以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发展海洋经济的模式;既反对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海洋政治经济秩序导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能平等公正地享受海洋高新技术及海洋新经济带来的便利,也反对当代人的急功近利导致的后代人不能公平地继承海洋资源和财富,从而实现海洋资源分配与海洋环境代价分配的公平。具体措施包括,海洋国土争端应该用和平方法,通过协商加以解决;假如当代国与国之间因海洋利益纠纷而发生战争,就不可能有赢家。一言以蔽之,只有真正落实海洋生态文化观中的平等权力观,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海洋权益才能真正维护。

三是海洋生态文化观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海洋生态文化观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反对片面性、极端化倾向。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抛弃了人的价值理性而过分夸大人的工具理性,从而造成人的物欲膨胀,最终导致人与人的利益矛盾逐渐加深,在此社会历史背景下,海洋生态文化观认识到人是处于一定的自然关系及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又能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及与海洋相处的和谐性,因此,能够舍弃人类高估自我的主体地位与摆脱沉迷于追求物质的异化状态。

第二,就历史发展视角而言,渔猎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生态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而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是生态文化的典型基础。和谐的海洋生态文化没有简单否定过去的全部海洋文化,却是选择性地继承了海洋创新文化。古代海洋图腾文化彰显了原始人与大海相处的朴素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同时又体现了先民们面对海洋奇观而形成的心生恐俱、顶礼膜拜,从而成为海洋的奴隶。工业文明把科技当作向海洋索取利益的工具,使人类似乎成为海洋的主人。而海洋生态文化观既否定了人类对待海洋的奴役态度或主人姿态,同时,又充分吸收并传承了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与工业文明创造的科技成就和物质财富,并在新时期、新阶段不断创新超越,形成了人与海和谐相处的新的海洋生态文化思想。

三、海洋生态文化观是一种科学的海洋发展观

海洋生态文化观是一种科学的海洋发展观。就实践观视角而言,海洋生态文化观体现在处理开发海洋与保护海洋关系上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发展海洋经济是实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手段,然而,在如何发展海洋经济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观念问题,那就是人类在开发海洋的实践中,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海洋发展观,也就是:开发海洋资源,是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也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海洋生态文化发展观是一种内在地蕴含着人与海洋协同共进的新型生态观和新型文化观的有机统一体;人类在开发海洋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走人与海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的和谐发展。然而,我们要实践这种可持续的海洋发展观,却是一个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政府调控、企业自制、公众参与”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系统工程。

(一) 科技和法律是践行海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

首先,必须实施科技兴海。“海洋世纪”是高科技的世纪,由于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的海洋活动才变得越来越频繁,愈来愈主动。海洋经济发展具有高难度、高风险、高投入等相关特点,因而,必须依靠高新技术予以支撑。海洋高新技术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也是一种海洋经济活动)的关键手段。海洋经济发展有赖于许多海洋高新技术的发展,如海洋检测和探测技术、海洋深潜技术、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海洋深海采矿技术、海洋生物技术、海水淡化技术、海洋化学资源提取技术、海洋能源技术、海洋空间利用技术等。然而,技术和设备的落后,将可能产生低效益的海洋经济,同时还将可能污染海洋环境,最终贻误人类的发展。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海洋生态高新技术,才能实现海洋的科学开发与科学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有可能。在全球化海洋开发利用的滚滚潮流中,生态化的海洋高科技将愈来愈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

其次,必须依法管控海洋。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象征,依法治海是当今社会的根本要求。依法管控海洋,在国际上就是要用国际法规则来维护海洋国家权益;在国内就是要依靠法律手段来管控海洋活动。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海洋国家权益的争端出现了许多崭新的特征,即以争夺岛屿制海权与海洋资源开发权为目的,以全球广泛参与为特点。因而,维护海洋权益,不仅事关国家领土完整和尊严,也事关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依法管控海洋,还包括依法管控国内的海洋经济开发与保护活动,不断完善海洋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海洋执法,形成“有度、有序、有偿”的依法管控海洋的新格局。在强化海洋环境道德、海洋生态伦理的海洋生态保护意识教育与普及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有关海洋生态文化制度,从而实现人与海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新局面

(二) 政府、企业、公众的三位一体是践行海洋科学发展观的主体

一是要“政府调控”。政府是践行海洋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主体,政府的管控水平是主导构建和谐“海洋生态文化”的关键。政府管控的重要方面是要有海洋规划、海洋立法、海洋管理等。在海洋规划方面,可以编制海洋综合发展规划、海洋开发利用规划、海洋生态保护规划、海洋会议专项规划等,形成海洋生态文化规划体系;在海洋立法方面,要以海洋基本法为主,注重海洋权益法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法规、海洋环境保护法规等的编制,形成海洋生态文化法规体系;在海洋管理方面,必须基于在海域使用、海洋开发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执法监察、海洋公益服务、大洋与极地考察等方面加强管控,形成科学合理的海洋管理体系。

二是要“企业自制”。企业是海洋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海洋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源头。海洋经济活动主体产业运行的自制行为,是海洋生态文化实践活动的主要构成。传统的海洋发展模式只关注大规模开发海洋资源并索取海洋财富,但不注重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所利用的技术与装备也大多是单向式的,很少关注海洋经济循环再利用。而在海洋生态文化时代,新的海洋发展观就是要逐步转变传统的海洋发展模式,剔除只以经济指标来评估决策好坏的做法,转而注重以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生态的综合效益来衡量海洋科学发展的效果,转而更加关注第4资本——由海洋资源、生命系统和海洋生态构成的海洋自然资本,应用“低投入、低消耗、无污染”的海洋发展模式,在海洋生产过程中确立海洋循环经济理念,努力实行海洋开发与海洋保护和谐共赢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海洋经济效益、海洋社会效益、海洋生态环境效益的高度统一。

三是要“公众参与”。建设“海洋生态文化”的群众基础是公众,唯有人人关注海洋科学发展,树立海洋生态理念,海洋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人具备海洋生态忧患意识,减少“海洋生态足印”(人均海洋资源的耗用量),抛弃“无休无止、无序无度地开发海洋资源,无休无止、无序无度地消费与挥霍海洋资源”的做法,着力倡导“小即好,俭即美”的生态文化风尚,逐步形成人与海洋共生共荣、和谐相处的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 刘赐贵.守护蓝色家园 共建美丽中国[J].求是,2013(11):39-40.

[2] 陈建华.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4):40-42.

[3] 袁路,林年冬,叶春海.涉海高校加强海洋生态文明教育的策略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09(11):29-31.

[4] 卢风.论生态文化与生态价值观[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89-98.

[5] 俞树彪.舟山群岛新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考[J].未来与发展,2012(1):104-108.

[6] 李家寿.生态文化: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前进方向[J].生态经济,2007(9):154-157.

[7] 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