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实践生存论看霍桑的人性观*

乐传勇

(安徽建筑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一、马克思实践生存论及人性观

从表现形态及内在特征来看,存在论可以简单地分为三种代表形式,即从古希腊时期到黑格尔时期的“超越论存在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实践生存论存在论”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此在(基础)存在论”。超越论存在论的“最大问题归根结底还在于失落了人和人的主体性这一根本点上”[1]240;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对“此在”的分析基础之上,“此在”的本性中就内在地包含着“在世之在”及“与他人共在”的成分,然而这种缺乏现实感性实践活动的“此在”仍然带有抽象性;马克思哲学则真正把传统的超越论存在论的基础拉回到“现实的个人”,并在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中使其发生了转换,由传统的超越论存在论转变为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存在论。“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世间惟一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之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存与生活”[2]123,马克思是通过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现实历史实践活动去确定及洞察人的本质,从辩证理性与现实主义立场科学地理解了人的本质和本性。

实践生存论强调的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人、社会和自然的三位一体的整体生存系统。人的本质不是一种既成性存在,而是一种生成性存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8人的善恶、理性等都是人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人的本质内容,只有在实践中去观察人性,才能真正深刻地把握人性的内涵。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去看人性,把人性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或实践。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96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个性上面,个性是以社会性为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其实质乃是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从“广义人性观”角度去看,人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而从“狭义人性观”去看,人性是强调人的自然本质属性,是一种既成性存在。

二、从“广义人性观”去看霍桑作品及思想中“人性”的冲突

在霍桑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人性”的冲突。从广义角度去看,这种冲突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冲突。在其代表作《红字》中,丁梅斯代尔是位神圣的牧师,他一直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但却要表现出一副若如无其事的样子,他的头脑已被自责折磨得阴暗和混乱了,“他要么承认是一名罪犯而逃走,要么继续充当一名伪君子而留下”。从自然属性来说,他要承认自己是“罪犯”,要担负起责任;从社会属性来看,他可以继续充当他的“伪君子”角色。这种冲突正是折磨他的根源所在。而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海斯特的痛苦是源于追求真爱还是坚守妇道之间矛盾。这种佩戴耻辱标记“A”的女人和牧师之间所犯下的通奸罪为宗教所不容,而宗教代表的却又是一种社会属性。虽然海斯特内心渴望牧师和她一同逃到欧洲,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残酷的现实又让她无法摆脱“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矛盾,这又体现着人性中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冲突。其实,人的这种社会属性不仅制约着作品中的人物,而且也体现在霍桑的思想中。由于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原因,宗教的思想在霍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他又不完全认同清教施加在人思想和心灵上的教义,认为他们偏执固执、不近人情,这体现了他在“自然人”与“社会人”方面的矛盾性。

海斯特虽遭社会的迫害与世人的唾弃,但是她始终没有屈服;而丁梅斯代尔也最终敢于放弃自己牧师的神圣社会地位,忠于自己的内心本性。这些似乎证实了人的自然属性战胜了社会属性,解决了“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冲突,因为作为个体“自然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然而主人公们却不能够按自己的所有意愿实现所有的愿望,无力改变社会。所以本质上,这种人性中的属性冲突依旧存在。

从实践生存论的角度来看,社会是人在“人化自然”基础上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在实践中,社会属性的不合理会激发人的自然属性,但是这种自主性却并不能够脱离社会性。人性的表现形态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不可分离的。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否定“抽象的人”,用“现实的人”去消解人的“个体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要去分析人的这种“个体性”,必须要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作为现实的人又是脱离不开社会性而抽象地存在,不会有社会关系以外的“人”存在的。霍桑其实也是认识到人性的这种属性间关系的,因此他在作品中刻画一些人物时往往会融入悲剧的色彩,而对于如何去融合地发展两者的关系,他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三、从“狭义人性观”中“人的本质”看霍桑思想的矛盾性

在霍桑的人性观中,挥之不去的是“人性本恶”这一主题,这是因为“原罪”思想始终影响着他。从狭义人性观去看,这种“人的本质”是一种既成性的存在,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违背了上帝意愿犯下了罪,被逐出伊甸园,子孙后代便承袭了这种罪行,这种罪行自己是无力更改的,只有通过忏悔,还必须得到上帝的宽恕才能赎罪。霍桑在《牧师的黑面纱》中就典型地表达了“人皆有罪”这样一种悲观主义道德说教,小说的末尾,借助胡珀牧师之口点出了主题: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块面纱。孤独终老的牧师在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对他敬而远之时说道:“难道这仅仅是因为我带着黑面纱吗?难道它所代表的模糊的神秘真的那么可怕吗?看看这个世界,啊!这世上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有块黑纱。”[5]78这“面纱”无疑是象征着罪恶,而人如果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罪恶,继续作恶,就会“罪上加罪”,其结果是受到上帝更为严厉的惩罚,如同在《七个尖角顶的宅第》这部小说中被侵占土地的莫尔死时所诅咒的:“上帝将令他饮血。”[6]8

然而,霍桑又是不完全认同清教的“人性本恶”思想的,霍桑认为人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善恶并存”。其实对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一问题,传统的人性观往往把“善”与“恶”对立起来,而很多宗教思想强调的都是人性之“恶”。在《红字》中,海斯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与家庭而与牧师私通,这在清教徒眼中无疑是“人性本恶”的体现,她自己也为此深受内心的折磨;然而她同时又乐善好施,救济穷人,而这又是“善”的体现。而齐灵沃斯在娶年轻貌美的海斯特时就是自私的,是人的恶性使然,犯了“原罪”;他肆意刺探丁梅斯代尔的内心,折磨着他,这充分暴露出他的“恶”。但是在这“恶人”身上,“善”念也存在着,齐灵沃斯其实是个内心慈悲的人,他在临终时,把遗产赠给了自己深爱着的珠儿。

这些“善恶并存”是由于霍桑受到清教“人性本恶”和超验主义“人性本善”双重观念的影响,这也使得他在“人的本质”的理解上出现了矛盾,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把“人的本质”看成是既成性存在还是生存性存在。从马克思实践生存论来看,“人的本质”只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展开,是一种生成性存在,如果脱离了实践,就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就不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因而“善恶”并不是人的本质内容。

四、霍桑人性观的变化与发展

霍桑出生在新英格兰一个具有清教传统的世家中,祖上就有人参与过迫害清教异端的“驱巫运动”。受到清教主义“原罪论”的影响,霍桑总是倾向性地认为“人性本恶”。成人以后,霍桑渐渐对清教的苛刻戒律与严厉的惩罚感到不满,同时人文主义思潮也在深刻影响着他对宗教、社会道德及人性等方面的认识与理解。人文主义是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主张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解放人的个性。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说过,“人文主义是对人和自然界的一次再发现,是对自然地回归”。作为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小说家,霍桑在小说中经常深入探索人性这一主题,不过由于受清教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他经常在人的“神性”和“人性”之间徘徊,因而在其作品中体现出人性的“善恶并存”。

1842年,霍桑迁居康考德镇,后来又买下了一座古宅,并和爱默生、梭罗做了邻居,受到超验主义思想影响很大,甚至本人也参加了超验主义的一些活动。而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理论家主张的是“人性本善”,强调人至高无上的价值。但是,后来霍桑却并没有完全认同超验主义这一思想。超验主义无限提升人的“自然属性”,其实是把人性作为一种既成性存在而又过于乐观地判定人性本善,这对于一直探索人性以解救堕落社会的霍桑来说,就显得不切实际了。霍桑并不受既成性存在的“人性”也即狭义人性观中人的“自然本质属性”的困扰,他关注的重点是人如何能逐步消除人性之恶,期望着人性回归“善”。

要消除人性之恶,并不是简单地借助神学或是道德、法律的约束就能奏效的,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体系。从狭义人性观来看,人性即人的“自然本质属性”。人性既然是既成性存在,就要从辩证的角度去看,而不能同一而论;就要视为“现实的人”而并非“抽象的人”。而从广义人性观的角度来看,人性又是人在实践中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霍桑对人性的探索之路本身就是一种个体实践活动。霍桑否定超验主义,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人性并非是狭义的“自然本质属性”,而去开始探索人的社会属性,这在霍桑的人性观发展中是一种进步。然而,霍桑在很大程度上把宗教看成是人的全部社会属性,这种看法也是“个体性”不能脱离“社会性”的体现。从马克思实践生存论角度来看,霍桑缺乏的是在实践中对人性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领悟。

五、结语

霍桑倾向于从狭义的“人的本质”去探索人性,在“人本善”和“人本恶”的问题上陷入纠结,但是由于宗教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他更倾向于后者。在个体的实践中,霍桑逐渐认识到,要抛开“抽象的人”而去探索“现实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其作品及本人思想中的人性之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冲突与矛盾。霍桑也开始从广义人性观去看待人性问题,认识到人性之社会性,这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对于霍桑这个“现实的人”来说,他的“现实的”个体实践活动仍然脱离不了“社会性”,在思想认识上同马克思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不管怎样,霍桑探索人性的目的在于解救堕落的社会,至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人的本质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对这一探索之目的并不很重要。人如何逐步去除心中的“恶”念、宗教如何解除对人的思想的桎梏从而发挥人的个体性和能动性,进而在实践中达到人、社会和自然的整体统一,是霍桑努力的方向和期待的结果,而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强调的正是这种整体的生存系统。

参考文献:

[1] 高清海.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2] 邹诗鹏.人学的生存论基础[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霍桑.霍桑经典小说[M]//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全集:第17卷.魏明,译.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

[6] 霍桑.霍桑小说全集:第3册[M].胡永恒,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