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动力

凌厚锋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福州35000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面对当前改革的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发挥精神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一、发挥文化动力作用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体现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1]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下中国的极深刻的阐发。依照唯物史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两种相互联系的伟大成果，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两个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都将是畸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十分重视社会发展中精神因素的作用。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去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漫长历程中，都始终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这是就理论和历史而言的。从现实来说，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强调发挥思想文化的推动力，则是现阶段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使然。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的历史性选择关口，中国的作用将举足轻重。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将对世界经济走出低谷所发挥的作用，而且体现在中国正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系统审视近现代以来世界和中国所走的道路，以及人类在现代化征途上沉积下来的思想和文化，创造一种经过省思的新文化和新的认识体系，从而指明未来的走向。纵观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正处在一场“三千年之未有”的全面而浩大的变局之中。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急剧转型，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矛盾凸显，在思想文化领域，信仰、价值观、道德伦理、人的精神需求等问题亟待解决和重建。

现实的情况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解决了发展中的不少问题，目前尚未解决的大都是一些深层次的难啃的“硬骨头”，而一些新的问题又在旧的问题解决过程中产生。诸如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制约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以及一些领域道德失落、诚信缺失，等等。这些问题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敏感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很显然，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妥善解决，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就难以摆脱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增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困难和曲折。

可以预见，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体制创新将越来越成为改革攻坚的主要目标。然而，中外社会变革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任何制度的建立、体制的创新、机制的完善，都始终伴随着伦理辩护问题。所谓伦理辩护，就是从伦理观、道德观上辩明当前所做的一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诚然，一个社会不应将一切都建立在德行基础上，但再严谨的制度也必须建立在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之下。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多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强调加强以诚信为重点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缘由。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30多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关键是主动顺应全球化的大潮，如今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有所作为，就要清醒地认识全球化的新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全球化是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及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过程。当前，全球化的新特点，除了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城市化的深化、工业化的深化发展等方面之外，还体现在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的出现带来的新的发展态势方面。信息化不仅加速了资本、物质等流动，也为知识价值的传播、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提供了新的平台和空间，加深了人们对于自身、他人、共同体及整个人类的认识，引发了人们的认识和观念的深刻变革。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成为现阶段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信息化的条件下，在世界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和发展模式交流日益广泛的同时，各国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人们更加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因此，讨论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动力，就是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环顾历史，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经济是它走向辉煌、实现自己梦想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它实现自己梦想的保障;而其标志则是文化复兴，因为一个民族只有真正确立起包括民族价值观、思想、道德在内的文化自觉、自强和自信，才有可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

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文化放到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加以考察并指出，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之上产生的，反过来又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巨大的能动作用。而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所谓先进文化，就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人民群众愿望，彰显时代精神，因而推动历史发展的文化。在欧洲，正因为有了被恩格斯誉为“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进步的变革”的文艺复兴运动[3]，才有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及整个欧洲的发展。20世纪中国，正是经历过“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才获得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才有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三个自信”。先进文化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推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历史上开启的又一次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大变革，也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在迫切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二、全面深化改革文化动力的当下关切

文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推动力在当下应有如下的关切。

(一)凝聚共识，增进认同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是推进改革健康发展的主力军。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和支撑点。为此，就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增进认同，这是提升改革自觉的前提条件。改革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实现中国梦的客观要求，也是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关键。改革之初为摆脱贫困，社会大多数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容易在认识上形成最大公约数，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不同利益阶层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眷顾而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产生不同的改革观。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从古至今的改革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自秦皇汉武至清末，历代统治者无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进行种种改革的设计;另外一种，是追求大众福祉的改革，我们今天坚持的改革当属后面一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从文化的视角考察改革的动力，就是要揭示这一改革的动力之源。在人类制度的进化历史中无不充斥着利益竞争，这种竞争成为制度变革的物质推动力，而只有当利益竞争同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相结合时，才能使这种变革获得良性发展，从而使公平正义的理想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使之成为自己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并加以倡导和践行，这也是为什么面临改革攻坚，我们仍然充满必胜信心的根本缘由。这个事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把文化作为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不应该是虚幻的，讲空道理，而应当把包括公平正义在内的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改革实践的全过程，从而增进改革重要性和必然性的共识。

(二)认准目标，增强信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旗帜鲜明地规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因此，如何牢牢把握正确的方向，全力推进改革，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课题。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这里所谓颠覆性错误，就是指根本性、方向性错误。《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为此，要在思想理论上力求突破和创新。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活力之源。经过20多年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诸如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尤其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依然存在。《决定》正是抓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体现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强调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有效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文化动力作用的突出表现，就是要紧紧围绕上述问题，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和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引导，澄清各种模糊认识，防止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排除万难、增强信心，扎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进程。

(三)解放思想，提高智慧

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要有新的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全面改革总目标的同时，特别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可以说，解放思想是贯穿《决定》的一条主线。当前，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认识的分歧，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这就需要有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勇气和胸怀，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而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上来，协调步伐，增强勇气和信心。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禀赋，我们应当坚持和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敢于创造，善于创造，真正落实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

“思之深，则行之远”，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准确把握全面改革的特点和规律，提升驾驭改革的综合能力。当前，必须提高处理好以下关系的能力: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做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处理好解放思想与扎实稳妥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处理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加强改革措施的配套和衔接，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处理好深化认识和提高行动自觉的关系，把功夫下在抓落实上;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紧紧依靠群众不动摇;处理好深化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做到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相统一，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

以上3个方面都离不开理论思维。文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努力提高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水准，首先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当前，在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不但要深刻理解讲话的精神实质，更要着力把握贯穿其中的科学方法，从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和运用规律，做好现实工作，更好地走向未来。

三、文化推动作用持久、充分发挥的动力之源

持续、充分地发挥文化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作用，有赖于在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两方面因素，即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人的能力和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不断获取优秀文化资源并加以创新。

(一)源自实践主体的能力和素质的不断提高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标志和准绳。马克思指出，造就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5]在这里，马克思对文化的实质、意义和目的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即文化的实质、意义、目的就在于人的发展，在于培养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全面发展的人[6]。换言之，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其能力和素质的提高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多领域。《决定》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置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部分加以强调，这并非意味着这种创造力只是在特定的精神关系中获得发展。事实上，围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这一中心环节，改革要从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等4个方面重点任务展开，旨在回应文化改革在如何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上的新期待。这种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协同推进的改革，必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必将进一步丰富发展作为改革主体的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从而激发包括文化在内的创造活力。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民族素质提高的问题。当下社会就精神层面而言，在总体呈健康向上的同时，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和意愿正在被腐蚀，文化的传承存续也似乎已经无法依照原有的节奏和方式进行下去。这就给文化建设提出一个紧迫的任务，即如何做到去粗取精，辨明真伪，择善而从，利人利己，实现文化认同，共建精神家园。这里的关键是坚守科学的价值体系，坚守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当前，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抓实抓好。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在于“内化”。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内化”何以可能;“内化”如何实现。对于后一方面，现有研究成果中已多有论述。这里着重探讨前一个方面。其一，核心价值观是在实践中产生并经过实践检验具有客观真理性，因而能在指导实践、变革现实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也因为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本性要求它超越思想理论的主观范畴，化为广大干部群众变革现实、开拓创新的生动实践，因而也才可能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和丰富发展。这就是说，核心价值观不但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实践品格，因而为主体的“内化”提供了可能。其二，作为构建核心价值观重要源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这一“内化”的因子。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体现了个人追求和国家精神的统一。坚持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就要求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一定要避免简单空洞的说教，要同学习、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借助于文化的力量增强“内化”工作的实效性。

(二)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

依照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人类是创造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本身又具有超越主体的客观形式，具有自己特定的结构和功能，形成人类社会特有的遗传机制。文化这种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使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民族性和多样性。由于主体所处的自然条件、民族特点等存在差异，因而各民族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展，首先要随着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中国梦的实现进程为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广阔和丰富的实践基础。与此同时，要传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1]这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些“根”和“魂”，我们就没有根基了。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1]，即“三个自信”都来源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靠的是中国精神，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精神追求的中华文化正是中国精神的文化根基。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作出了各种归纳和提炼。然而，不论何种归纳和提炼，都应当挖掘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汲取其合理的思想内核，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其中，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价值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革固鼎新、因势而变的革新精神，恪守正义、诚实守信的社会美德等，无疑当予特别关注。总之，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天的任务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从而使之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文化动力之源。

(三)源自对人类一切优秀成果的大胆吸收借鉴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文化产品、活动方式和文化观念等3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这种内在结构形成文化的共性。它表明，所有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从各自的侧面和形式表征着人类的本质，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包含了某些全人类的因素。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总是相比较而存在，在相互借鉴和吸收中向前发展的。中华文化之所以丰富多彩、生生不息，除了植根于本民族文化沃土外，还同能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敢于和善于吸收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分不开。

在如何处理好民族性和多样性问题上，人们常常困扰于两种片面性。以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为例，一种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优良成分时，一些人又重蹈当年“全盘西化”的覆辙，主张彻底的反传统，使中华文化发生彻底的断裂和消解;另一种，是从对传统文化全盘肯定的角度出发，主张所谓“儒学复兴论”，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能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有效解决当今中国发展中的各种难题。这两种主张为何时伏时起，除了其价值取向外，恐怕跟思想方法偏颇有很大关系。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在充分吸收“五四”前后一些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古今中外法”。他指出:“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7]主张把古代的和现代的联系起来，把外国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加以辩证地综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许多论著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观点。如他在著名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制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毛泽东批评了近代以来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命题的偏颇，指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8]这就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学习这些思想，不单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也为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

总之，要坚持正确的方针和科学的方法，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汲取更多的思想资源，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只有在包括改革大业在内的每一个实际步骤中都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并以此不断认识客观事物或现象之间固有的本质(规律)，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历史主动性沿着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一级的程度。

[1]戚文明.文化自信壮行复兴路[J].瞭望新闻周刊，2014(23):10－11.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1.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2.

[6]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694－69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0.

[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0－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