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朋友

张楚

我喜欢音乐，但这个工作不像作家、画家，它需要合作，于是需要很好地了解。一首歌的旋律歌词可能来自一个人的大脑，但一首音乐的风格却是相互了解并给予出来的。还有它也不像电影，可以用很长时间给不同角色不同的时间。音乐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同步展示出来的。所以好的想法的歌曲会一下击中人，但好的音乐会像一群朋友，带你忽然走出自己的世界。

在中国，大部分乐手是靠自己去学习的，当然也有演奏老师和学校。但现代音乐的知识与技术几乎都来自于国外，所以亲眼看到一种真实的表现会让人快速增进认识。我认识的第一个国外乐手是funky。1991年秋天，我们一起去看黑豹排练，funky在他们演奏了一首歌以后，希望自己可以和他们一起玩，然后他坐到鼓手的位子上，再次一起演奏了刚才他们排练的歌，我在旁边几乎听不出任何错误。赵明义老师像发现了一个活着的宝贝一样高兴。后来他在中国一待就很多年，当然东京离北京也不远。我见他最早的那个女朋友，是一个电视演员，中间他娶过一个中国女孩，最后我看见他的女朋友应该是一个喜欢金属的女人。难道是音乐最后帮他选择什么生活？

我曾碰到一个日本小孩，他走了一些国家，就是不想回去，我喜欢他那种很不容易的纯真。如果一个日本人不喜欢主流社会，他可能出走，保留那份孤独，渴望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后来我认识了大泽宽，是一个中戏的日本留学生，他会和我一起玩一些木吉他，日本音乐人都很喜欢funk blues这样的美国音乐，而且玩得都很认真很不赖。他给我很大的启发，他就是喜欢blues这个朴素的家伙。并且他是一个很节约的人，后来杭天出了blues专辑以后很久，我才知道是大泽宽教了他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后来再听过杭天的音乐，他又退回到《我也梦回唐朝》，完好地把中国音乐放到了blues里，歌词却比以前更彷徨了。如果一个日本人不喜欢主流社会，他可能出走，保留那份孤独，渴望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我回西安的有一年碰到一个日本小孩，他很高兴认识我，在他房间里聊天喝啤酒，说他的故事，他走了一些国家，就是不想回去，临走还给了我好多“邮票”，我喜欢他那种很不容易的纯真。

说到计算机音乐，给我很大帮助并且一直帮助我的是香港音乐人李劲松，1994年香港演出前，唐朝赵年带我去阿松的办公室玩，看见整个屋子里都是唱片，他先带我们去一家印度餐厅吃了晚饭，让我觉得香港是一个食为先的模范，然后送给我们每人差不多上百张唱片。等我回到酒店房间里一张一张听，几乎所有的都是独立的不同概念的种类，而且黑色的居多，我当然不是一个“地下党”，所以只是认真地分析了里面的创作技术，很多用到了采样，就是不是乐器而是真实的生活声音和电脑制作的声音，我找出一张最酷的，给唐朝吉他手五哥听，一首是一个电子节奏加一个汽车内录制的汽车行驶的采样声音，伴随一个听不出由什么发声的频率，随着时间，频率变得更高频刺耳，当我以为它要突破我耳膜承受的极限时，它突然减弱，并且慢慢消失了。这首似乎在描述恐惧。另外一首是节奏金属。但在军鼓的位置，它被换成了一个电锯的采样，我用耳机听的时候，似乎有一把电锯一直在节奏化地锯着我的脑仁。这首似乎也在描写恐惧。五哥听完，开玩笑地说，重金属还有什么可做的啊，直接上这个就完了。阿松做过王磊和左小一些国内音乐人的唱片，因为他比较熟悉欧洲，所以我经常请教他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比如他知道中国音乐人了解国外音乐是怎么回事，但很少知道为什么是那么回事，会有很多误区。所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就不知道去单纯地考量一件事了。当然我因为知道了采样剪辑艺术魅力的同时，明白音乐艺术上的想法和现实思考的冲突，当然中国很崇尚现实思考的冲突，但这种冲突主要还是关系到自己的现实目的，国外会更注重艺术的独立，同时在独立里建立出更单纯的思维，也相对容易面对挫折，轻松地走得更远。

我在录音《向日葵》的时候，贝斯手大鹏先生给我推荐了一个说英文的华裔小孩，他是伯克利学校毕业的，我喜欢他弹木吉他，太好听了，虽然是东部学校，可他弹得一点都不寒冷，只有阳光和微风喜悦。去年我又在漫咖啡碰到他，他拿着吉他唱歌跟朋友玩，他突然认出我来，我说你怎么这么高兴啊，他说：“我挣到钱了，我开了一家送餐的公司，用现在互联网的方式，所以挣到钱了，怎么不高兴。”当然他不用回忆在新东方当老师被女孩瞧不起的往事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