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生活垃圾清运量的EKC实证研究

林 屾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贵州省生活垃圾清运量的EKC实证研究

林 屾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根据贵州省1979～2012年34年的人均GDP与生活垃圾清运量的统计数据，借助stata系统软件，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生活垃圾清运量的EKC特征及其成因。研究发现:贵州省生活垃圾清运量EKC近似“倒N型”曲线的左半段。也就是说，生活垃圾清运量仍处于上升期。对此，应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控制垃圾清运量的增长，使EKC曲线尽快到达转折点。

贵州省;生活垃圾清运量;EKC;实证

一、引言

2013年7月21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闭幕，绿色经济、公平包容性社会、生态安全和环境治理、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价值体系是本届论坛建设生态文明的四大支柱。大会达成了《2013贵阳共识》，重点商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举措:第一，加快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第二，推进社会和谐和包容性发展;第三，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修复自然生态和治理环境;第四，普及以生态为导向的价值取向。贵州省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环境保护支出也有大幅提升，近五年经济发展和垃圾处理概况见表1。

表1 贵州近五年经济发展和垃圾处理概况

由表1可看出，贵州省近五年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经济总量翻番，政府财政收入大幅提升，一般预算支出相应的也有了大幅提升，具体到省政府环境保护支出也有了很大增长，相应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也在不断提高，在2012年达到了一半。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加速，生活垃圾也相应地急剧增加。生活垃圾的处理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处理好生活垃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修复自然生态和治理环境的题中之意。生活垃圾清运量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垃圾产生的多少，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指标。为了更好地反映贵州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促使两者的协调发展，我们选用EKC模型来研究其人均垃圾清运量与人均GDP的关系，力求预测出贵州省人均垃圾清运量峰值，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制定科学的垃圾管理策略。

二、EKC简介及文献综述

EKC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它是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关系的一种图形描述。EKC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副图像(见图1):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为“倒U型”曲线。从曲线的峰点E向横轴垂直划一条直线，将曲线下的面积分为两个区间，在直线的左边，环境污染程度随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渐趋严重;直线右边，环境随收入水平提高而逐步改善。我们可以称前者为两难区间(环境与经济不协调)，后者为双赢区间(环境与经济相协调)。从两难区间到双赢区间的转折点所对应的收入水平因国家、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并且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倒U形”曲线的曲率也有不同。

图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最早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个概念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Gene M.Grossman和Alan B.Krueger。他们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献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1］中，首次将环境变量与人均 GDP关系的曲线作为工具来预测政府开始向环境保护政策施压的时间点——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它假定，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恶化;当该国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环境质量的恶化或污染水平的加剧开始保持平稳，进而随着国民收入的继续增加而逐渐好转，即环境污染变动趋势与经济发展变动趋势间呈现“倒U型”关系。

国内对工业污染物与经济发展的EKC研究比较多，如，符淼等综合多种因素界定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阶段，由非参数估计得到污染曲线的形态和污染规模确定各省区市污染程度，分析了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污染的关系［2］;张红凤等基于山东经验，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测度来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严格而系统的环境规制政策，能改变EKC曲线形状和拐点位置，提出要改变单位产出能耗高、污染排放总量高而导致环境规制压力大的局面，还需配合产业结构配置政策的调整［3］;司昱选取我国1996～2008年共13年的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统计数据，分析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及其成因［4］。考察发现，目前对生活垃圾与经济发展的EKC研究较少。

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全国层面或是一个产业部门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EKC关系，选取的环境污染指标也大都涉及面比较广，大都从国家层面或者由一个省推广到国家层面来研究，缺少针对生活垃圾清运量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也少有针对一个省的生活垃圾清运量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本文力图以此为突破点，针对贵州省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研究文献有限的现状，选取来自贵州省统计年鉴1979～2012年生活垃圾清运量的时序数据进行研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人均GDP和生活垃圾清运量进行回归分析，探究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以期为解答上述问题做出深入的、有价值的探索，为制定环境政策和掌握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依据。

三、研究方法与工具

计量模型的选择既要有一定的统计意义以保证统计学的模拟精度，又要有实际意义从而使模型能够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合理的解释。国外经典文献表明，双对数模型在数据处理和异方差方面能展现更好的回归结果。根据Nancy L.Stocky(1998)“用三次型的第三项系数为0的方程来近似回归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会有很好的拟合效果”的观点，本文使用取对数后的三次简约回归模型，构建以贵州省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取自然对数，以贵州省人均GDP取自然对数，及其二次项、三次项作为因变量的三次多项式回归模型，即新型的EKC模型。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自变量lnxi是贵州省人均GDP取自然对数，lnyi为贵州省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取自然对数，β0为待估参数，β1、β2、β3为模型参数，ε 为随机扰动。根据公式(1)，可以发现贵州省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与贵州省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多种形态，它们分别是:当β1=β2=β3=0时，将出现一条平行于x轴的直线，说明贵州省人均GDP与贵州省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并无关系;当 β2=β3=0时，β1＞0，y随着 x单调递增，说明人均GDP增长引起了生活垃圾清运量的增大，β1＜0，y随着x单调递减，说明人均GDP的增长使生活垃圾清运量减少;当β3=0时，β1＞0，β2＜0，x与 y之间呈现出“倒 U型”的曲线(EKC)，表示收入水平较低阶段人均GDP上升引起生活垃圾清运量的增大，收入水平较高阶段生活垃圾清运量随人均GDP上升而改善，β1＜0，β2＞0，x与y之间呈现出“U型”曲线，所表示的含义与“倒 U 型”相反;β1＞0，β2＜0且 β3＞0，x与y呈“N型”，说明人均GDP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生活垃圾清运量先增大再减小，又陷入增大，β1＜0，β2＞0且β3＜0时，x与y的关系与“N 型”正相反。

四、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构建生活垃圾清运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需要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一定长度的时间序列;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环境经济指标;具有可获取性的环境经济数据。

基于以上要求，本文选取贵州省1979～2012年人均GDP作为经济指标，选取贵州省1979～2012年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为环境污染指标，见表2。

表2 1979年～2012年贵州省部分环境经济数据

续表2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借助Stata系统软件，根据贵州省1979～2012年人均GDP与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的统计数据，以贵州省人均GDP取自然对数为自变量，贵州省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取自然对数为因变量，进行曲线拟合，得到了贵州省碳排放经济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以及图2。

从环境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R2检验与F检验的效果都非常好，说明贵州省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与人均GDP相关程度和曲线的拟合程度都非常高。人均GDP与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曲线为:lny=51.104-22.67579lnx+3.022215(lnx)2-0.1288307(lnx)3

在1979～2012年间，贵州省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与人均GDP之间的曲线形状近似“倒U型”曲线的左半段，处于继续上升的趋势，并且可能将要达到转折点，预测峰值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为0.134吨，预测峰值人均GDP为12 003.49元已达到。

表3 贵州省生活垃圾清运量经济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根据以上的测算得出结论:贵州省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与人均GDP之间关系的曲线尚未进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为了加快控制垃圾清运量的增长，使EKC曲线尽快到达转折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贵州省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要重视城镇生活垃圾的处理。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分工，实行目标考核管理，将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列入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绩效考核范畴，增强责任意识和工作动力。其次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要努力拓宽投入渠道，在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的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投入，逐步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合理收费为辅、社会资金参与的投入机制，确保设施建设配套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实施优惠政策，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项目优先保障土地供应，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减量激励政策，建立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废品回收补贴机制，积极支持焚烧发电垃圾处理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再次，要强化监督管理。严守国家法规标准，严格生活垃圾处理企业准入制度，制定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督察巡视制度，建立节能减排量化指标，落实目标责任，定期进行检测。最后，要重视规划建设，编制出台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及城乡环境卫生一体化规划，统筹安排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的布局、用地和规模，科学配套建设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

第二，贵州省应及时改造升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更加重视垃圾处理技术的发展。要完善收运网络，建立全面、系统的生活垃圾收运网络，加大生活垃圾收集力度，扩大收集覆盖面，推广密闭、环保、高效的生活垃圾收集、中转和运输系统，逐步淘汰敞开式收运方式。要努力加强资源化利用，建立废旧商品回收利用体系，推广焚烧发电、生物处理、工业协同处理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加强可降解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确保工业油脂、生物油脂、肥料等资源化利用产品的质量和使用安全，加快生物质能源回收利用工作，提高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填埋气体发电的能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活垃圾填埋场防渗措施、渗滤液处理设施建设，在填埋场增设气体导排和处理装置，实现达标排放。

第三，贵州省应从源头避免和减少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贵州省的生活垃圾的处理不能局限于末端治理，应转向源头控制减量与末端治理相结合。要强化源头减量管理，鼓励社会、企业、居民积极参与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强调清洁生产，实施净菜进城，抑止一次性用品，限制过度包装，实行购物袋收费和包装盒包装瓶押金制度，优化燃料结构，推广使用燃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等。要积极推行垃圾分类收集。面对当前我国混合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技术和单一处理技术的发展都对垃圾分选的要求较高，因此，贵州省应继续推行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以有利于各种后续垃圾处理处置技术的发展。建议将省内的城市物业管理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作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生力军，建立以物业从业人员为主、拾荒人员为辅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主力军，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加大分类收集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分类收集的认识，广泛动员机关、学校、社区及家庭积极参与，逐步推行垃圾分类。

第四，贵州省在城镇化垃圾处理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内外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欧洲和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地区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垃圾管理和处理原则:首先是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尽量避免垃圾产生，其次是对不可避免产生但可以回收的垃圾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最后才对不能被再利用的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置。因此，在贵州省可利用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垃圾处理技术的整体发展方向为:提高填埋土地的资源利用率，提高焚烧和堆肥处理率。

［1］Gene M.Grossman，Alan B.Krueger.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NBER Working Paper No.3914，1991.

［2］符淼，黄灼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关系［J］.中国工业经济，2008，(6):35-43.

［3］张红凤，周峰，杨慧，等.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9，(3):14-26.

［4］司昱.我国工业“三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2010，(12):60-63.

X705

A

1672-0768(2014)02-0051-05

2014-03-14

林屾(1988-)，男，北京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能源经济学。

［责任编辑:陈如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