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功,曾从事出版十五年,现任教于南昌大学中文系,著有《纸醉书迷》《长沟流月去无声——重说民国人与事》等。
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增订版《思痛录》,我又忍不住重读了一遍出版家、作家韦君宜这本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的反思之书。与此前广为流传的“百年人生丛书”淡灰色的封面相比,增订版封面深黑,和著作孤愤忧思的品格更为契合。这次我才注意到其中有一章节,名叫“编辑的忏悔”。和前后几章节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作者在“文革”中对编辑角色、编辑价值的思考与反省。
1973年,韦君宜从流放地咸宁“五七”干校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社领导之一分管组稿出书。在动辄得咎的畸形政治化情境中,韦君宜打定主意不再发表片言只字,忘记自己的作家身份。但在出版工作中,她却逃不开自己要面对的思想痛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原则与艺术水准的夹缝中,编辑经常面临放弃自己的精神高地与人格尊严的考验。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但当时政治上可靠的作者只有工农兵。因为“由工农兵当家做主人”,当然要以工农兵为主写稿子。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还要经受“革命派”的审查,编辑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平时接到许多词句不通、无法卒读的稿子,韦君宜习惯说:“这没法出书。”驻社的军代表马上教训她:“出书有什么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育人!把这些学习写作的工农兵培养成人才,不能只看出书这样小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