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锦生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提高国企利润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随着国有企业利润不断增加,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的呼声也不断增强。然而,国有企业的双重性质及其目标也决定了国有企业同一般企业相比,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角色,理应享有利润分红的权利;同时,国有企业自身为了发展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必须有利润留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如何兼顾国家作为股东的权利,满足股东必要报酬率和企业财务的可持续增长,成为了国有企业利润上缴问题争论的焦点。
国外尤其是美国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分红政策一直是人们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Miller和Modigliani两位学者基于完全资本市场的假设提出股利无关假说(MM理论),认为股利政策不会影响公司价值[1]。然而,MM理论的严格假设与现实差异很大,因此,继MM理论之后,M·Gordon提出“在手之鸟”理论(Bird-In-The-Hand Theory),指出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息息相关,高股利支付率会使股价与公司价值最大化。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存在争议,没有统一的模式。文宗瑜认为可以适当扩大红利征收范围和提高征收比例,但是考虑到国有企业运营的稳定性,不宜大幅度提高征收比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