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环境行为研究综述

吴桂英

摘 要：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国内与环境问题有关的社会矛盾逐渐增多。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开始普遍关注环境话题。通过梳理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学术界有关环境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小结本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以期明确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环境行为；国内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4-0007-03

国内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比欧美及日本的研究至少落后20多年的时间，目前来看，国内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变得日益强烈，发表的相关文章也逐年增多且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在环境问题的研究中，环境行为方面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后，对国内学术界开展的环境行为研究作如下梳理。

一、关于环境行为概念的探讨

行为与意识相比，更具有可观察性与可测量性。关于环境行为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也一直是个争论不断的话题。从以往的期刊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行为有时会被等同为“环保行为”、“环境友好行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或者“生态行为”等概念，这些只是环境行为的一个方面，而环境破坏行为同样是环境行为的一种，并且也是应当引起我们重点关注与考量的方面。

孙岩在其博士论文《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采用了HINES等对环境行为的界定，并根据中国的情况对其进行了修正，并定义为“环境行为是指个体实施的对环境具有正面影响和意义的行为”。她将环境行为区分为四类：说服行为、财务行为、生态管理行为、公民行为，同时提出影响环境行为的三类变量：环境态度、个性和情境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岩此时倾向于对环境行为的正向界定，即强调环境行为是有意识的避免或者解决环境问题的行为，而没有将人们的无意识方面以及环境破坏行为包括在内。这与她在《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及其关系研究的进展》一文中对环境行为的定义并不一致。在此文中，作者采用了广义的定义，即指能够影响生态环境质量或者环境保护的行为。它可以是正面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可以是负面的行为。或许，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孙岩对其先前环境行为界定的进一步修正。

王芳（2007）认为，环境行为主要是指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社会行为和各社会行为主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它既包括行为主体自己的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包括行为主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后产生行为的环境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环境行为具有以下几点含义：“（1）人是环境行为的主体或曰物质承担者。这里的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法人，也即它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群体性；（2）社会客体，如社会情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对人产生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构成了对人的环境行为的社会刺激；（3）环境行为是人对社会客体的作用所做出的反应，同时具有主动性、受动性和互动性；（4）环境行为具有适当和失当之分。”

崔凤、唐国建（2010）则认为，到目前为止，虽然还很难给予“环境行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作为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环境行为，应该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环境行为应该是一种社会行为；第二，特定的环境行为与特定社会的各种因素相关，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甚至包括性别、年龄都对人的环境行为有影响；第三，环境行为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的，等等；第四，环境行为的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结合这四类特征，作者又将环境行为分为3类：（1）从行为主体的多元化态势来看，分为个体型环境行为、群体型环境行为和组织型环境行为；（2）从行为结果的差异来看，分为环境影响行为、环境破坏行为和环境保护行为；（3）从行为的实施方式来看，分为生产型环境行为和生活型环境行为。

由此可见，虽然学者们对于环境行为的理解与界定还不尽相同，但大家都开始逐渐认识到不能从单一的角度来界定环境行为，而应从人类行为的多面向、多角度来探讨，从而将人类对于环境的一切影响和作用都界定为一种环境行为，这其中当然包括环境保护行为和环境破坏行为，也就是人们开始侧重于对环境行为更为宽泛的理解。

综合上述对于环境行为概念的学术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与界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现在普遍的倾向是学者们越来越认同对于这一概念的广义探讨。不足之处是学者们往往偏向于从自己的认识角度来理解和界定这一概念，往往是各说各话，缺乏彼此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因此很有必要在学术界形成跨学科的探讨与融通。

二、对于环境行为的研究

人类的环境行为对于周围的环境质量会产生直接影响。对于环境行为论题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分别从定量、定性两个角度展开了对环境行为的分析。

（一）对于环境行为的定量分析

唐军（2000）在《北京市居民环保态度和环保行为的社会学分析》一文中指出，城市居民能够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着手保护环境，在环保行为的个体实践方面自觉性比较强，但当面对涉及他人的环保行动时，其行为的主动性较弱，并没有表现出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一致的积极性。沈立军（2008）通过对山西省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环境价值观对环境行为既有直接影响，也通过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对环境行为的影响中，环境态度可能是一个“中介变量”。孙岩（2006）通过选取大连市企业职工作为城市居民代表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不同环境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环境知识和环境责任感与4类环境行为都显著相关，环境知识对实施四类环境行为的预测力最强；随着环境行为实施难度的增加，各种影响因素对环境行为的解释力也在下降；环境知识和生活经验变量对环境行为的预测力要高于心理类变量的预测力；环境价值观与环境态度不相关、与多数环境行为相关；环境知识和生活经验变量不仅直接影响环境行为，还通过环境态度的中介作用影响环境行为；情景因素既是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又是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影响力的调节变量。

（二）对于环境行为的定性探讨

陈阿江（2000）通过对太湖流域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水域污染问题主要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经济社会问题。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化与村民自组织的消亡以及农村小区传统伦理规范的丧失是造成水域污染的主要原因；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是解决水污染的根本途径所在。在《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一文中，陈阿江以利益相关者为分析视角，通过分析污染事件中主要利益相关各方的态度与行为，来解释水污染的发生机理，指出环境问题的产生是具有不同利益的主体间互动的结果。徐寅、耿言虎（2010）同样基于水污染这一环境问题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人行为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因素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文化逻辑在于科学的“无意识”和“私”的观念，谋生手段转变的文化逻辑在于“生态道德”与“池塘伦理”以及村庄人的“生活面向”，从而又一次指出环境价值观对村民环境行为的影响。

洪大用、马芳馨（2004）指出，中国特定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是造成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深层原因，同时农村的面源污染对于这种二元社会结构进行着再生产。王晓毅（2010）在《沦为附庸的乡村与环境恶化》一文中，鲜明地指出乡村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地方知识的被边缘化和自主权力的丧失，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二元社会结构对村民环境行为的影响。

谭千保、钟毅平（2006）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借鉴凯利（Kelley，H.H.）的“三维归因理论”探讨了造成农民的非理性环境行为的原因，将其分为个人归因、环境归因和刺激归因3个方面。王芳（2007）认为，环境的公共性是环境问题的要害。环境问题究其实质，正是由于社会行动者从个体利益出发引起的环境行为失当而造成的公共空间的环境破坏问题，是相关行动者一系列个体理性行为的博弈构建出的一个集体非理性的结果。作者从传统文化的惯性、价值观的变化和制度的变迁3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此外，田翠琴等（2011）从消费方式、日常生活习惯和消费文化3个方面分析了农民的生活型环境行为及其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环境行为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一些突破，已经开始注重对环境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和探讨，并注意到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来展开。从定性角度来探讨环境行为，使学者们逐渐克服了只对研究对象简单描述的弊病，这样就有可能走到现象的背后来揭示问题的本质。但不足之处目前依然体现在方法的应用上，在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方面，学者们抑或用定量的方法、抑或用定性的方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的较少。

三、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二者关系的探讨

行为是意识的外在表现。学者们在对环境意识进行界定时通常会想到环境意识要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为策略和行为倾向性等方面。有人甚至会说意识是行为的决定因素，有什么样的意识，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那么，是否果真如此？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到底呈现出怎样的关系？结合以往的成果，笔者做出如下的梳理。

第一，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存在矛盾或不一致。

龚文娟、雷俊（2007）在《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及环境友好行为的性别差异》一文中指出，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普遍偏低。其中，抽象环境关心水平男性高于女性，但实际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男性却低于女性；在私人领域内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女性高于男性；相较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而言，男女的公共环境友好行为比例都很低。钱淑娟，马艳等（2008）对游客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的人群，其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都存在显著差异；而对于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间的关系却不能得到一致结果，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贺振燕（2011）通过对山西省城市居民环境意识调查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山西省城市居民的环境参与意愿与实际的环保行为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第二，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并不稳定，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刘建国（2007）的研究资料表明，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和不同家庭收入的人群，其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且分别影响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变量也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对于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关系，不能像传统的结论那样笼统地认为是呈相关关系或不呈相关关系，而应更具体地来看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与不同类型的环境意识之间是否呈相关关系、如果呈相关关系则是呈什么样的相关关系等。

第三，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村民的环境行为与环境认知不同步。

谭丽荣和刘志刚（2008）对山东农村地区居民的环境意识调查表明，村民对化肥农药的危害、个人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等有基本的认识，但环境态度依然模糊，尤其是当真正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村民的行为决策往往出现一些偏差。宋言奇（2010）通过分析在苏州市选取的714个样本后发现，村民的环境知识掌握程度、环境态度的积极程度、环境行为的自觉程度三者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环境知识掌握程度较差的是40岁以上的群体、女性群体和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群体。环境态度积极程度以及环境行为自觉程度较差的是40岁以下的群体、男性群体、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群体。各个群体获取环境知识的管道以及关心环境的目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呈现出多维态势：矛盾或不一致、不稳定、不同步。对于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做两方面的理解：第一，由于学术界对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理解、界定及测量标准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所以研究结论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有时相互间会出现矛盾或者很难比较验证；第二，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由于人们的意识与行为的复杂性本身，人们可能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做出与自己想法并不一致的行动，比如个人利益的权衡、情景的压力等等。

四、小结

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事件频发，严重威胁到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环境问题也正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从研究者的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来自相关学科的专家和学者，其中以环境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背景的学者居多；第二大部分是分管环境、司法等部门的政府官员以及负责维护社会稳定的基层政府的官员。由于研究者的背景不同，研究领域存在差异，因此看问题的视角和侧重点也就不同。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缺乏，各领域的研究者彼此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对话，这就决定了有关环境问题研究存在某些片面性与不足之处。

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往的研究要么是在宏观层次上探讨，如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宏观分析与描述，要么是对具体的个案的微观层面的分析，如对于某个环境事件的分析，缺乏中层研究，不能很好地将现有的中国经验做理论上的提升。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不少定量研究多以以往的调查统计数据为分析资料。笔者并不是主张以往的数据不可用，而是考虑到当前的研究与以往的调查目的会存在差异，因此以往的问卷设计往往会偏离当前研究的初衷。在定性研究中，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对一个村落或者社区内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深描，进而弄清人们的环境行为与内心意识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田野工作的不扎实，会导致对被研究对象的误读，从而找不到问题的本质所在。社会学家布洛维倡导“拓展个案法”，主张对个案进行拓展性研究，以期做到更为透彻的理解。当前我国有人类学工作者倡导用“厚描”的方法，展现问题的本真。

2014年春节后持续肆虐中国中东部地区的严重雾霾天气为我们再次拉响了警钟。人们在惶恐之余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行为。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必须要面临的紧迫任务与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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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