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还是放：政府行为的交易边界

石烁

摘 要：“以开放倒逼改革”正成为当今中国改革者们的共识。然而，政府行为到底应如何配合新一轮开放所形成的经济结构？“收”“放”能否自如？这其中的冲击反应机制又是什么？在政府行为与交易成本关系历史演化的基础上，根据“科斯定理”，论证了“要素交易成本剪刀差”的存在与作用方式，表明经济改革的重点正是利用“开放”所引入的竞争机制恢复市场在要素配置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关键词：国企改革；政府行为；交易成本；价格剪刀差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4-0238-02

引言

2013年9月28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这一“开放”的新举措向世人强有力地宣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已经到来。人们常常用“以开放倒逼改革”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动机。这句话渗透着两层含义，其一为“不逼不行”，即原有体制改革所产生的红利已经饱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使得改革动力严重不足，而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在“旧改革”上进行“新改革”，所以只有通过开放引入竞争，借助“鲶鱼效应”、“蝴蝶效应”才能够刺激各利益主体重新确立交易边界，再一次激发经济活力；其二为“开放先行”，即原有体制空间的改革余地已经很小，不可能先做准备，然后开放，只有通过开放寻求体制外突破，反过来倒逼体制进行调整。

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解释政府处理产权的交易边界的机制，从而揭示“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机制。本文各部分的主要任务如下：第一部分对“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了反思，表明“集中力量”后下降的交易成本仅被局部利益团体享有，而全体社会的福利却会下降。第二部分证明了在“要素交易成本剪刀差”的作用下，政府行为的实质并不是规定产权边界，而是调整了要素交易成本，从而为交易的可能划出了范围，这样的交易可能性的集合才形成了产权边界。第三部分给出结论。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真正的市场主导下的要素配置模式，才能够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促进要素的有效结合，而开放正是树立市场地位最好的契机。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反思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同时，他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从经济层面讲，为使得指令性计划得到贯彻执行，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使其成为代表政府的市场主体，这样政府行为就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有效地转化为经济行为。

但是，人们是否意识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可以变为“集中力量办坏事”？从长期来看，指令性计划取代市场来实现要素配置的方式，不可能囊括市场拓展中所产生的全部信息，错配误配在所难免。“大跃进”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更严重的是，因为不对称信息的累积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成本，甚至导致要素配置失效，这使得本应该处于大规模且频繁流动状态的要素资源不得不停滞乃至沉淀下来。人民公社使得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再加上劳动与回报的非线性组合，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代替了计划经济，但是目前政府对要素配置的干预仍然强于市场，这与计划经济下的干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而在制定政策时，人为的政府行为对要素供求信息的掌握与预见总是有限的。正如哈耶克所说：“市场过程的每个参与者所拥有的特殊信息，都会对价格和工资的确定产生影响。这方面的全部事实，是科学的观察者或任何一个单独的头脑所无法全部掌握的。”这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不对称是常态，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时刻都有发生的潜在可能。但是，市场调节的最大优势在于低廉的公平的交易成本，这样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交易迅速调整要素配置情况，不断调整信息供求平衡点，把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市场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贡献了这样一个高效的“纠错机制”。

二、要素交易成本剪刀差

“集中力量”表面上是要素产权的集中，实质上是因“要素交易成本剪刀差”导致的要素的被动集中与自动流入。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对同样要素价格所化为成本的承受能力有巨大区别。相对于非垄断企业，垄断企业更能忍受高昂的要素交易成本，巩固垄断地位，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垄断企业很有可能对本已虚高的要素交易价格推波助澜。

如图1，纵轴P代表要素交易成本，横轴Q代表市场可交易的要素资源，S与D线分别代表可交易要素供给与需求。我们发现受到垄断干预的要素配置并不是由市场出清e0点决定的，因为垄断企业可以忍受的要素成本要比非垄断企业高，假设为p2点，而企业对要素的需求弹性往往很小，那么垄断企业就会尽量减少可交易要素供给，使得供给量由q0减少到q1，使得要素成本推高到p1。此时，控制可交易要素供给的垄断企业获得额外生产者剩余A，而社会福利损失为B+C。因为企业对要素的需求弹性往往很小，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A>B+C，这说明要素交易成本剪刀差仅对垄断势力有利，而对社会福利造成了伤害。中国日益严重的“国进民退”现象，也从现实角度印证了这一点。

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垄断企业的要素并不完全由要素市场提供。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权力使垄断企业低价甚至无偿获得大量要素，所以垄断势力可以无所顾忌的尽量推高要素交易成本，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从来不存在“产权缺位”或者“产权虚置”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要实现“集中力量”，其前提必然是明确的产权界定。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对国有资产拥有的权利在法律上已被明确界定。国家作为产权主体的含义是国家依法享有企业财产的排他性所有权，国有资产的剩余所有权唯一归属国家。从法律意义上看，作为产权主体的国家与其他形式的产权主体在企业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什么两样。endprint

所以，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的关键区别并非在于产权是否能够明确到具体的自然人上，而在于其产权是否是处于一种可以被交易的状态。两者要素配置效率的不同也源于此：垄断企业，因为政府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其产权交易极少进行甚至不进行；而市场经济环境中，因为低廉的交易成本，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产权都处于一种被竞争的状态，这使得产权作为要素配置极具活力，它可以通过交易获得额外的产权，以扩大自身的产权规模，同时也可以被交易融入其他的产权中去。无论是国有企业的产权还是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有怎样的不同，在一个问题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即，如果产权主体失去了配置资源的机会，那么这个产权主体也就寿终正寝了。如果政府行为使得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成本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产权交易成本并无二致，两种产权就会相互竞争，这样一来，很难说最终的结果到底如何。而国有企业的问题症结就在，政府为了减少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不确定性，避免产权风险，就人为抬高国有企业产权的交易成本，同时降低其他要素产权的交易成本，这就形成了“要素交易成本剪刀差”。垄断企业在要素市场的有利位置，使其没有必要全力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因为它已经可以轻易的获得大量的甚至接近无限的要素供给。

三、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政府行为的实质并不是规定产权的交易边界，而是调整了要素交易成本，从而为交易的可能划出了范围，这样的交易可能性的集合才形成了产权边界。市场真正需要政府做的是建立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使得要素配置更为顺畅地进行。

在原有体制改革所产生的红利已经饱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现实状况下，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在“旧改革”上进行“新改革”。所以，只有通过开放寻求体制外突破，反过来倒逼体制进行调整。

同时，我们并不倡导所谓的“私有化”，因为上述分析已经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产权主体虚置”问题。一个企业是公有还是私有，只存在组织成本的差异，并不影响“要素交易成本剪刀差”作用的发生。我们相信，只有在公平的环境下，真正市场会发挥优胜劣汰、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所以，只有通过开放引入竞争，借助“鲶鱼效应”、“蝴蝶效应”才能够刺激各利益主体重新确立产权的交易边界，再一次激发经济活力。

参考文献：

[1] Coase，Ronald H.，“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nomica，1937，4（16）：386-405.

[2] Coase，Ronald 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1-44.

[3] 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2008，（1）：21-52.

[4] 哈耶克.哈耶克文选：知识的僭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王 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