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谭德宇

摘 要：农民政治认同是现代政治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不仅对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有特殊意义，而且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有重要推动作用。调研发现，湖北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是：认同主体良性发展但主体性意识仍然不高、认同客体进步明显但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外部环境整体稳定但不和谐因素同时存在。增进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必须努力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加强农民政治参与实践；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政治认同环境。

关键词：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4-0021-05

一、相关概念简介

政治认同是一个复合名词，它由“政治”和“认同”组合而成。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也与国家认同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要想真正弄清政治认同这个概念，必须对以下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简单介绍。

1.认同

“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由詹姆斯和弗洛伊德提出。对“认同”的理解，学者们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认为，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①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认同的形成依赖一些有关“自我根源”的因素。笔者认为，认同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承认、认可并赞同；二是自觉遵守所认同的对象的规范，并按要求行事。认同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寻求主体自我与客体“共同性”关系的过程。

2.民族认同

“认同”含义在民族研究领域内衍生出了“民族认同”这一概念。卡尔拉认为，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国内对民族的解释说法不一，因此对民族认同的解释也各具特色。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相互之间包含着情感和态度的一种特殊认知，是将他人和自我认知为同一民族的成员的认识。②笔者则认为，民族认同是民族共同体对本民族认识、态度的一种表现形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认同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是各个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本文所讨论的民族认同特指我国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

3.国家认同

与对民族认同的讨论有所不同，学术界对国家认同的解释则相对统一，即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和

国家主权等热爱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主权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有学者认为，它主要体现为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③只有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了解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联系，才会更加关心国家的利益和发展状况，才会更加主动地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承担历史责任。

4.政治认同

国内外对政治认同的观点并不统一。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罗森堡姆指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④。《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认为，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⑤学术界对政治认同的理解有不足之处。学者们没有突出或者说忽视了人（公民）的主体性，没有明确指出政治认同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一种能动的反应，也没有揭示出政治认同作为人的政治心理活动过程和政治认同的实践性。笔者认为，政治认同应理解为政治主体认识政治客体、参与政治活动，并能动地对其产生情感上的归属感的过程。这是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意志、信念、行为等政治心理因素的统一。其中，认同主体、认同客体和外部环境是分析政治认同的三个主要方面。政治认同的主体是公民，是公民的认同，本文中特指具有公民身份的民族地区的农民。政治认同的客体是指政治认同的对象或内容，一般主要是指党和政府。政治认同的外部环境是指一切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

二、湖北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

本文将从政治认同的主体、客体和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描述湖北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

1.认同主体良性发展，但主体性意识仍然不高

在农业人口众多的湖北民族地区，具有公民身份的农民自然就成了主要的认同主体。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的公民意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主体得到了良性发展。王沪宁指出，政治文化中传统的、保守的、封闭的、集中的、主观的、武断的成分正在向新型的、开放的、分散的、客观的、民主的成分转变。⑥然而在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主体性仍然不高，表现出诸多不足之处。一是主体意识不够强烈。主体意识确立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政治认同的程度。当前农民的主体意识不够强烈，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农民，特别是知识水平层次较低的农民，无法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二是政治参与不够积极。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参与的积极程度直接反映了政治认同的程度，但事实上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以农村民主选举为例，这是与农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一件大事，理应具有较高的参与动力，但部分农民表现出一种冷漠态度，自愿放弃手中的选票。三是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当前，湖北民族地区的不少农民受畸形的、错误的“金钱观”和“权利观”影响，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少数地方政府和部分官员的腐败问题等也使一些农民对他们的政治信任度大打折扣。

2.认同客体进步明显，但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

政治认同客体主要包括国家、政党、政府、制度、政策、利益和价值等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人民获得了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公民对党、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基本认同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存在一些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这些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不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是人们重要的行动准则和依据。但是地方（基层）政府的某些具体制度建设并不完善。在制度的制定、执行和监督环节，存在“闭门造车”、走过场等现象。二是党政形象不够美好。湖北民族地区的党政形象还不够美好，这往往成为农民讽刺的对象。二者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因某些具体的利益关系而不断升级，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进而阻碍乡村社会正常的生产和发展。三是廉政建设不够理想。必须清醒地看到，农村基层的廉政建设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农村个别地区“贿选现象”也在日益公开化。

3.外部环境整体稳定，但不和谐因素同时存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政治认同的外部环境得到了不断优化，呈现出整体稳定的状态，这是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但是，当前政治认同的外部环境还存在一定不足，不稳定因素还依然存在，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环境不够和谐。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拉帮结派、打架斗殴、坑蒙拐骗等现象，严重危害了当地的社会治安，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玷污了社会风气，使人们缺乏必要的安全感，而政府层面的态度和治理效果往往又不尽如人意。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内部差异也较大。同时，与非民族地区，特别是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三是利益诉求不够畅通。不可否认，农民仍然是作为弱势群体存在的，他们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现实诉求有时无法得到有效表达。

三、影响湖北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因素

影响湖北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因素有很多，可以从认同主体、认同客体和外部环境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1.认同主体方面

第一，自身素质——基础性因素。农民是政治认同的主体之一，其自身素质对认同程度有重要作用。“农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做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这点已被事实和众多研究所证明。但是，农民自身素质较低，有许多不可忽视的弱点和缺点，短时间内难以突破传统“小农”的限制。特别是在湖北民族地区，受地理位置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中学毕业的就不多，文盲、半文盲不在少数。他们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意愿并不是很强，对谁是主体、认同什么、怎么认同等基本问题都还比较模糊。此外，他们缺乏理性思维能力，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评判体系，更多的只是凭借自己的感觉、好恶以及一些“小道消息”做出决策，采取行动，很难对事情的真伪、美丑进行甄别，对其行为的后果往往也缺乏必要的思考。

第二，利益差距——直接性因素。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⑦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是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直接推动力。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态等都有了明显提高，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看到当前利益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民族地区受某些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如历史发展落后、交通条件极为不利、科学技术水平低、比较优势不明显等，这些因素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限制性影响。以恩施州为例，2012年湖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851.71元，而恩施州农民2012年人均纯收入仅为4571.46元，⑧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种差距显而易见。没有利益的合理满足，就不可能有高度的政治认同。

第三，主体意识——关键性因素。所谓主体意识是指主体的自我意识，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之所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农民的主体意识在政治认同的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影响其政治认同程度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是政治认同的重要主体之一，他们对自身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自觉意识决定着他们以何种身份和姿态进入政治认同的实践活动。这种主体意识越强烈，参与政治的意愿就越强烈，就越有可能形成较高的政治认同。农民对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的评估和信心影响着他们在政治认同过程中的积极性。农民基于自身主体意识所形成的价值倾向也会影响他们政治认同的程度。一套正确的、合理的价值体系对实践的指导、约束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政治认同亦如此。很显然，湖北民族地区农民的主体意识并不强，这也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认同。

2.认同客体方面

第一，党政形象——刺激性因素。农民在日常的政治实践中同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机会最多，可以说农民政治认同的主要对象就是对党和政府的认同，然而在乡村社会，农民交往遵循的是“差序格局”原则，一般都是通过个人感情来判断“该相信谁，不敢相信谁”这些基本问题。所以，地方党组织和政府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农民面前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党政形象就是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一种刺激性因素。一个亲民、为民服务的良好政府形象必然会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对其认同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相反，一个集腐败、官僚、形式主义和慵懒散于一身的政府形象，必将受到人民群众的谴责，使人民群众对这样的认同客体失去信心，一旦受到某些外界因素的刺激就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政府采购、工程承包、人事任用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所上升，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制度设计——体制性因素。制度安排是目前解决人类政治问题的最为有效的办法。人类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把人类的政治活动规范在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实现了政治的稳定性。我们所追求的制度设计并不是单个、个别制度简单的机械组合，而应该是各种制度的有机组合，应该形成一种制度体系。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可以为政治认同的价值目标、原则、方法、途径等各个方面提供很好的指导作用，能使政治认同活动更加明朗、更加顺畅、更加有效。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制度体系，农民参与政治就会受到某些制度方面的限制，从而会影响到其政治认同的效果。目前，我国的制度体系越来越健全、完善，人们的政治认同越来越高，但依然不够完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第三，参与机制——实践性因素。政治认同不应仅是一种认识活动，同时也应是一种实践活动，这主要通过农民的政治参与表现出来。因此，参与机制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政治参与过程，从而也会对政治认同的效果产生影响，这是一种实践性因素。例如，在村民选举中，乡镇政府对选举程序和提名往往施加各种限制，不少地方比较普遍采取的控制办法是乡镇政府以“引导”的方式变相提名候选人。这样一来，农民的参与欲望就削弱了，农民选举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可见，这种参与机制限制了农民在民主过程中参与和锻炼提高的机会，进而也就无法构建高度的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此外，农民政治参与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这对他们的政治参与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3.外部环境方面

第一，社会转型——时代性因素。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是渐进性和整体性的统一。随着社会的转型，对政治认同的定义、内容、范围等各个方面都应注入时代元素，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这一切都必须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目前，湖北民族地区正在转型升级，这对政治认同的主体和客体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与挑战。社会转型要求农民以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政治决策、政治监督和政治管理活动中，以增强对党和政府的认同。社会转型要求政治认同的主要客体，即执政党及政府治理的方式要实现政治转型，公共权力机关要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变，实行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以适应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这样才能完成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时代重任。

第二，经济水平——根本性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农民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体验最深刻、最真实，生活在一个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安的社会中，不可能对政治活动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人们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思考政治、参与政治。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发展经济成为民族地区当前的重要任务。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经济发展落后既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也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

第三，文化传统——历史性因素。民族文化传统是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获得协调与秩序而约定俗成的世代传承、生生不息的非强制性的文化行为及其现象。各种文化传统来源于物质文化生活的创造过程，其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北民族地区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这是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一种历史性因素。以恩施州为例，历史上产生过一种土司制度，在土司的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土司实质上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方上的“皇帝”。长期受这种土司文化束缚的人们形成了一种“臣民”、“顺民”思想，即使在今天，这种思想的残余仍然挥之不去，成为影响农民政治认同和政治文明进步的毒瘤。此外，政治活动中一些人的“长官”意识和“官本位”思想也对农民政治认同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四、增进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

增进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进程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大局出发，结合实际，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努力。

1.努力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加强政治参与实践

农民的主体意识在其政治认同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农民应自觉增强自身主体意识，加强政治参与实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要认清自身地位，发挥主体作用。农民要充分认识到自己是政治认同的主体，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二是要追求思想进步，提升政治素养。农民的政治素养普遍不强是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农民应主动学习，自觉追求思想进步，关心国际国内大事，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思想武装自己，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三是要参与政治活动，增强实践能力。农民要以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政治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政治参与的能力，提高政治认同。

2.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是增进农民政治认同的有效举措。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健全分配机制，保障分配公平。分配机制的不健全是导致利益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社会不公平的具体体现。健全分配机制，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有利于增进农民的政治认同，从而赢得民心。二是要完善制度体系，畅通诉求道路。只有保障农民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合法权益，才有可能增进其当前的政治认同。三是要严惩贪污腐化，树立法治权威。贪污腐化问题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是当前政治认同最大的威胁，因此认同客体应对腐败行为严惩不贷，坚决树立民主法治的权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3.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政治认同环境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为增进湖北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同，必须对政治认同的环境进行合理优化，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要创新理论宣传，坚定国家信念。理论宣传不能依靠单纯的灌输，要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宣传形式，要将深刻的理论转变为农民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体系，这样才有效果。二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农民生活。农民的生活状态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要转变传统的、粗放的、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让民族地区的农民也能够共享改革的成果。三是要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让民族文化融入现代政治文明。民族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增进农民政治认同的过程中，要批判地、理性地看待民族文化传统，既不能走向文化复古主义的方向，也不能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向，要有所扬弃，积极融入现代政治文明中。

“生态安徽与水环境安全法治建设”高层论坛在合肥召开

2014年3月22—24日，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与安徽省法学会联合主办的“生态安徽与水环境安全法治建设”高层论坛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的官员约110余人莅临会议，中州学刊杂志社法学编辑也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 “饮用水源保护立法”“面源污染法律控制”“流域生态补偿”等有关水法治建设以及生态保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此次会议聚焦了水环境保护领域的理论热点，回应了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等方面的实践难题，这对于科学利用水资源、进一步搞好水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邓 林）

注释

①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②王建民：《民族认同浅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③吴玉敏：《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7日。

④[美]罗森堡姆：《政治文化》，陈鸿瑜译，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第78页。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98页。

⑥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求是理论网，http：//www.qstheory.cn/zz/gcysk/201104/t20110406_75351.htm.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3页。

⑧《2012年湖北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2903元》，荆楚网，http：//roll.sohu.com/20130118/n3639527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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