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现代农业生产新格局研究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农村开发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使得中国政府确定的到20世纪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这同时标志着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下一步，对于农村人口的生活贫困应纳入各地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对于农业生产的落后要以建设现代农业的方式改变，不能再延续旨在维持和巩固小农生产结构的开发扶贫工作。由此，将开创中国农村建设的新局面。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头等大事，需要国家相对集中财力给予最大力度的支持和保障。

关键词：开发扶贫；城乡一体化；现代农业；中央财政；地方财政

中图分类号：F3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4-0042-06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发扶贫又是三农问题中的头号重大问题。在中国即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际，如何重新认识开发扶贫问题应是当前思想推进和政策调整的核心与关键。需要对此做出新的认识，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积极地进行政策方面的调整，本文拟就此作出初步的探讨。

一、开发扶贫已完成历史使命

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当时全国人口10亿人，其中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5亿人，平均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种地人家的人吃不饱饭。开发扶贫，迅速解决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是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头等重要的大事。为此，除了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启动改革开始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外，国家还专门成立了负责全国扶贫工作的机构，确定了农村人口贫困线和享受政策优惠待遇的贫困县，积极组织开展了全国范围声势很大的扶贫工作。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很快驱散了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特大贫困阴霾。自1978年之后，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到1994年3月，国务院制定和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一关于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新纲领。“八七”的文字含义是指：当时，全国农村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国家总动员力争再用7年的时间（从1994年到2000年）给予基本解决，即到21世纪初基本消灭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并以该计划的公布实施时间为标志，将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引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实施这一攻坚计划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效，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实现了从救济式的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重要转变。国务院《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规定了扶贫攻坚的奋斗目标：“一是到本世纪末，使全国绝大多数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500元以上，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

问题的基础条件，减少返贫人口；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改变文化、教育、卫生的落后状态，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计划明确提出了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和扶贫开发的基本途径、主要形式以及在农村信贷、财税、经济开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除了对于扶贫资金的管理、各个部门的任务、组织与领导等方面作出规定，还提出自1994年起7年里每年再增加10亿元的以工代赈资金、10亿元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等。

2001年发布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指出：“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特征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贫困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缘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贫困发生率向中西部倾斜，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西南大石山区（缺土）、西北黄土高原区（严重缺水）、秦巴贫困山区（土地落差大、耕地少、交通状况恶劣、水土流失严重）以及青藏高寒区（积温严重不足）等几类地区。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和社会发育落后等。以1994年3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在1997年至1999年这3年中，中国每年有800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年度数量最高水平。到2000年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①。也就是说，此白皮书明确了“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30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到3%左右，中国政府确定的到20世纪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②”。

2011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价指数的变化，将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从2000年的865元人民币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人民币。以此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③

事实上，至多到2004年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为止，即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开发扶贫任务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不必也不用继续组织实施农村开发扶贫工作了。从救济扶贫开始到转向开发扶贫，又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开发扶贫到结束开发扶贫，这是已经走过的历史过程，是不可改变的，是必须经历的，只是，在今天的经济发展状态下，已经是不可延续的了。关键就在于，不论是救济扶贫，还是开发扶贫；不论是解决按我国标准的3000万贫困人口问题，还是解决按联合国标准的1.5亿贫困人口问题，以往的扶贫都是在进一步巩固和延续小农生产结构的基础上，而小农生产结构正是导致农村贫困人口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基本原因，所以，即使是开发扶贫，进行农业生产的开发，也难以解决小农生产结构下的农村贫困问题，而且，还会出现解决了旧的贫困，又出现新的贫困的反复。由此而言，过去在小农生产结构下中国需要走救济扶贫和开发扶贫之路，救济扶贫和开发扶贫对于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后在中国即将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际，不用说救济扶贫，开发扶贫也要完成历史使命，不可再巩固和延续小农生产结构了。未来中国的农村建设不论在何地，也绝不止于满足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况且这一问题已经是在战略上基本解决了，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实现即工业化的基本实现，当前中国的农村建设迫切需要打开新的局面。

二、生活扶贫应实现城乡一体化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上到下，实际的需要是不能再讲对于广大农村人口如何进行扶贫了，即在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之后，扶贫应成为一个历史词汇了。但是，面对现实，中国农村目前确实还有3000万到1.5亿甚或更多的贫困人口。然而，这需要另辟蹊径，依于扶贫以外的途径给予解决。在这些仍然滞留的贫困人口中，分为农村贫困劳动力人口和农村贫困非劳动力人口。过去，对于农村贫困劳动力人口的扶贫主要是开发扶贫，包括教育扶贫、技术扶贫、生产补贴扶贫、以工代赈扶贫等等；对于农村贫困非劳动力人口的扶贫主要是救济扶贫，这种救济扶贫属于生活扶贫，只是面向这些农村贫困非劳动力人口的生活扶贫标准很低，因为我国制定的农村贫困线很低，对于农村人口的生活扶贫与城市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是不同的标准。现在，需要另辟蹊径解决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对农村贫困劳动力人口，还是对农村贫困非劳动力人口，都需要转换思路，更好地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困难问题。

走出开发扶贫的历史与现实，需要认真研究的是，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必须改弦更张，不要再就农村说农村，而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来保障农村贫困劳动力人口和农村贫困非劳动力人口的基本生活，尤其是要充分保障农村贫困非劳动力人口的基本生活。就现实的情况讲，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劳动力人口正在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农村贫困的非劳动力人口。而随着自然的发展规律，中国农村贫困的非劳动力人口会逐步地减少，直至数量降到最低限度。这也就是说，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是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只是需要认真对待和统筹安排的。在现阶段，如果还是在农村又搞扶贫又搞城乡一体化，其各自机构的人员各行其是而任务重叠不说，这双重的工作内容也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由今往后，在农村，不能是又扶贫又搞城乡一体化，要搞城乡一体化，就不要再扶贫了。贫困的问题永远都会存在，但不需要永远扶贫，只需要社会对于贫困人口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生活保障。

将农村人口视为另类，这是中国旧体制的严重弊端。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农村户口的存在与限制，农村医疗资源与教育资源的匮乏，使中国农村人口吃尽了不如城里人的苦头，甚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只是给农村人口解了一道绑，并没有动用国家财政一分钱。改革之前，在北京，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就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500多元的补贴（暗补）；而在农村，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年也未必能够挣到500元钱，很多人（具体地说，就是2.5亿人）一年的生活费不足200元（中国最初的农村人口贫困线），这就是那时的城乡区别和差距。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要追究当时哪一位政策制定者的责任，而只是讲，今天要给予农村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贫困非劳动力人口的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生活保障合情合理，是早就应该的，是比城里人晚了许多年的事情。可以说，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意义就在于，要给予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同样的社会待遇，要给予农村贫困人口与城市贫困人口同样的社会保障，要使中国人不再有城市与农村两重天的待遇和感觉。一个将农村人口全部置于现代社会保障之外的社会，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是难以发展和缺失最基本活力的。现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已经过了开发扶贫的攻坚阶段，已经进入了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攻坚阶段，无论何地，必须做出理性的选择，必须要有改革创新、改弦更张的锐气和智慧，而不能是一条道走到黑，置城乡一体化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于不顾，依然还在农村搞所谓的扶贫，糊里糊涂地做一些时过境迁的事情。

中国即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在此同时，中国必须同步推进城乡一体化。或者说，如不能同步推进城乡一体化，中国实现的工业化就只能是一锅夹生饭。实际上，在以往的实践中，一些拉美国家做的就是工业化的夹生饭，只能苦不堪言，自食其果。中国的情况虽与拉美国家不同，但是也决不能做这种夹生饭。简单地讲，就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一定要推进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就不能不将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能再在农村单独搞生活扶贫。解决农村人口的生活困难必须进入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之中。当然，这种进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指农村与城市的统一，不是全国各个省区的统一。目前的中国城乡一体化还是区域性的实践，现在的这种区域城乡一体化是未来实现全国城乡一体化的前提。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纳入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存在地方政府财政能否承受的问题。一是原先扶贫的资金可以转到社保体系来，财政不必犯愁基本资金的缺口。二是地方财政可以量入为出，只要是一体化地保障就可以，不必起步于高标准。三是中央财政可给予部分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保证和满足这些地方，对于开展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的最低资金需求。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这一点不是过分要求，中央财政是有能力做到的。

三、以现代农业建设取代扶贫

开发扶贫面对的严酷事实是，对于生产生活条件相当困难地区的农村人口，好不容易扶贫扶过了贫困线（按2010年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274元），一遇到些许天灾人祸，马上返贫，或不遇天灾人祸，仅仅是生产成本提高，就又返贫，又回到原先的起点。所以，以维持和巩固小农生产结构的开发扶贫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再往下就走不动了，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因此，解决三农问题要靠城乡一体化，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问题要靠城乡一体化，而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才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今后，在中国农村各地，需要开启的是建设现代农业新局面，而不是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开发式扶贫。

以建设现代农业取代开发扶贫，创建家庭农场是一项最基础的组织工作。现在，城市里早已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在农村直到2013年才提出可以搞家庭农场。就目前来说，各个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基本上都是家庭农场，这已经是很成熟的范例了，中国应该积极地学习与借鉴国外的家庭农场化道路。虽然中国不能仅限于发展家庭农场，而是还要相应发展大农场，但是，发展家庭农场是基础。最近报道，目前中国已建立了约6670个家庭农场④，这相比过去的零当然是很大的进步了，只是距离中国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还相差得太远。不再搞开发扶贫之后，不再延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的农业发展几乎是需要从头做起，需要认真学习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的家庭农场经营管理经验，迅速而稳重地发展家庭农场，走上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不再延续生产扶贫，而要一步到位的中国现代农业建设还需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科学技术研究。技术进步是现代农业建设的基础条件，未来中国的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之上。相比开发扶贫，农业普遍而持续地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重要，农民有保障地获得优良的种子是关键。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统统都将对于农业科技的投入摆在第一位，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最好的条件。可以说，农业技术代表农业劳动的发展水平。在传统的小农生产结构中，技术是主导的，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农民的体力，因而要求农民须有很好的体力，即农民一定要有力气。而在现代农业建设要求实现机械化生产，要求改良土壤，更要求不断地改良品种。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建设相比，主要差距是农业生产技术。这就是说，今后可以取代开发扶贫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现代农业建设需要从提高农业技术起步，国家应负担起保障农业技术进步的责任。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之际，可能唯一不需要走市场化之路的就是研究农业技术的投入。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是长期的事业，也是艰辛的过程，需要耗费巨量的时间和资金，并且需要优秀的研究人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业问题，除了科研时间和人力资源之外，最重要的是必须由政府保障农业技术进步的资金投入到位，关键是要将此项资金安排常规化地进入国家预算。从目前来看，中国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一定要比国防军费多。如果国家投入的经费不够，使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经费捉襟见肘，那对于农业技术进步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再有，让中国走上现代农业建设之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是，需要逐步更换农民，即逐步地以新型农民取代传统农民。有了新型农民，也就相应没有了农村扶贫的问题。新型农民不会再是贫困农民。中国的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新型农民，中国的农村致富需要新型农民。对于担负重任的新型农民来说：一是需要文化知识。不要说文盲当不了新型农民，就是素质低一些的人也不可能成为新型农民。没有文化的军队，打不了胜仗；没有文化的农民，干不了现代农业。二是需要专业知识。新型农民需要的农业生产知识既有老皇历的内容，更要涵盖现代农业最新技术。新型农民需要懂得生物学、机械原理、农药知识、畜牧知识、气候知识等。作为新型农民，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学会很多的专业理论，并且要会运用。在美国，每个农民都是多面能手，有知识，有实践本领。中国未来的新型农民也要达到这样的水平。三是需要懂得市场经济，具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能力。新型农民不能再生活在计划经济的阴影之下，必须坚定地走出传统农业的窠臼，奔向市场化运作的农业生产发展空间。

问题的关键是，新型农民需要接受高等农业专业教育。笔者曾做过研究：新型农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目前在农村始终安心农业劳动从未出去打工的青壮年农民，经过短期培训，成功转型。二是出去打过工又回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知识青年，在社会的资助下，可以接受较为系统的农业高等教育，成为新型农民。三是目前的农民子女，高中毕业后，直接考入农业高等院校，完成学业之后，回乡务农。四是目前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读完大学，到农村劳动就业。五是目前城市家庭的子女，在农业高等院校毕业后，立志当农民。六是城市的青年干部、职工在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接受专门的农业教育，转型为农民。七是一部分农业科研人员，独立自主创业，也成为新型农民的组成部分。八是在第二、第三产业创业的成功人士，将自己的大量资金投向农业，开发现代化的农庄经济，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农民。⑤可以说，这其中的每一类来源，都需要接受农业高等教育。目前，浙江省对于回乡务农的大学毕业生每人给予3万元的资助，在全国开创先例。国家开始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扩招大学生，为贫困地区建设发展发挥作用，专项计划也作出一些政策设计。如专项生入学报到时不迁转户口，户籍暂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就业报到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工作所在地区。专项生在校学习期间不转学，不转专业，与其他学生同等享受奖助学金政策。对毕业后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和服务的专项生，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优惠政策。⑥我们相信，将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每年都能有大批的受过高等农业教育的大学生去农村创业，成为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

四、必须集中财力建设新农村

面对还没有普遍富裕起来的农村，面对还有成万上亿的农村贫困人口的存在，终止开发扶贫工作，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之路和现代农业建设之路，这将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开创中国农村建设的新局面。然而，开创这样的一种农村建设新局面，同走其他的路一样，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

按照上文所述，中国贫困的农民解决不了自己的贫困问题，中国农业必须走现代化之路，必须依靠政府投入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对于开创新局面的中国农村建设，政府的财政投入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资金，二是支持新型农民创办家庭农场的资助资金，三是保障农业技术进步的科研资金，四是培育新型农民的教育资金。

这四项资金加起来的量是巨大的，但却是现在中国财政可以承受的。从2003年起至今，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在高速增长，到2013年底，中国年财政收入总量达到约14万亿元，是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1.8万亿元的7倍多。现在的中国财政不是有没有能力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而是现在中国财政的钱到底应该怎么花，到底能不能够理性地将钱用来支持新农村的建设。2013年8月，国家发出通知，严厉禁止用财政的钱办晚会，高价请明星等。可见，在这方面，各地财政曾经是乱花过钱的。还有一种乱花钱是财政撒胡椒面，不干大事。比如，“201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17.5亿元，用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支持农民购买先进适用农业机械。⑦”再比如，“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一）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初步测算，国家试点每年需资金160多亿元，由中央财政负担。（二）鼓励各地以贫困地区、民族和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营养改善试点。中央财政给予奖补。（三）统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切实改善学生就餐条件。（四）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奖补。⑧”可以说，近年来中央财政如此下发补贴是经常性的，一次撒胡椒面少说几十个亿，多说几百亿元。而事实上，这样撒胡椒面没有大的意义，不能因为国家财政的钱多了就可以屡屡发善心去撒胡椒面，这样下来，钱花没了，可一样大事也没有办成。

开创农村建设新局面是关系中国实现工业化、关系中国社会转型的头等大事。办这件头等大事，必须相对集中国家财力，一战到底。终止开发扶贫之后，原先的开发扶贫资金加上原先的扶贫工作行政经费，可以转入各地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使用，若有缺口可以通过今后的预算调整，将财政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用于满足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需要。政府负责投入的农业科研资金，需主要落实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应逐年提高给予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研经费。在这方面，对中央财政不会产生太大的压力。培育新型农民的教育资金投入，主要是指创办农业大学和农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经费。为迅速发展农业高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至少每个地级市需要创办一所农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每个省区需要再办一所农业大学。国家可以考虑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由各省区地方财政承担办学费用，地方财政承担有困难的，可以求助于社会力量，也可以向中央财政申请专项资金。对于政府集中财力建设新农村来讲，以上三项开支不是主要负担，最大的一项开支应是向新型农民创办的家庭农场提供的资助资金。走家庭农场道路，发展现代农业，既是中国农业建设升级换代的需要，也是中国农民更新换代的需要。而缺少政府的资金资助，恐怕绝大多数的新型农民难以起步创建家庭农场。如果创建一个家庭农场，最低需要政府资助30万元，那么，若全国需要创建5000万家庭农场（这已经是一个大数目了），政府总的资助资金将达到15万亿元。当然，这是一笔巨大的负担，总量超过目前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总额。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确，新型农民不是一年之内全部培育的，家庭农场也不是一年之内全部建起来的，只要是分期分批地建设，那么这个巨大的财政负担还是目前的政府财力可以承受的。比如，分10年资助，每年只资助500万个家庭农场，那每年财政只需拿出1.5万亿元即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这样的每年资助资金的支出，相当于每年的财政收入的10%，或是更低比重。虽然，这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是，相对于其作用而言，那是非常值得的。或许，对于某些将率先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省区，可以考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新型农民创建家庭农场的政府资助资金。而对于一些农业大省即主要产粮省份和目前经济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省区，这方面的财政压力可以由中央财政全部承接下来。现在，重要的不是具体测算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担比例，而是能不能将此大政方针确定下来。这是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开创农村建设新局面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全局，其极端的重要性早就为国家所确定。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年年都要下发重要文件，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但是，就全国的情况讲，至今新农村的建设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产生如此的落差，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投入的钱还远远不够。

注释

①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人民日报，2001年10月16日。

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6日。

④钱津：《中国农业必须走现代化之路》，《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⑤新华网北京电：《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发展“家庭农场”》，新华网，2013年2月14日。

⑥原春琳：《我国将在680个贫困县每年定向招收1万名大学生》，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24日。

⑦韩洁、高立：《中央财政217.5亿元农机补贴促农业生产》，新华社，北京2013年8月5日电。

⑧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启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国政府网，2011年10月31日。

参考文献

[1]钱津.劳动效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钱津.感受腾飞——论中国工业化与通货膨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钱津.直面现实——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钱津.中国现实经济求索[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

[5]钱津.中国城乡一体化实践的成就与发展路径[M].区域经济评论，2013，（2）.

责任编辑：晓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