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梦想与津味儿小说的变迁

王云芳

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用“忧患意识”来概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诉之于文字，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感时忧国的优良传统。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们的关注焦点常在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即使是着笔于身边熟悉的人事，也往往言近旨远，寄寓遥深。地域书写即是典型的题材之一。自鲁迅开启的地域书写传统，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地域书写构筑着关于国家民族现代化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受社会环境影响的民族梦想又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心态，反过来决定着其笔下地域书写的开掘视角。因此，考察新时期以来津味儿小说的变迁，民族梦想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切入视角。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人们社会生活的重心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作为一个阶段性目标再次被提上日程。文坛上，伤痕文学的热潮虽然释放了蓄积已久的社会情绪，但作家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情绪性书写一时之间虽有爆破作用，但逐渐显露陷入窠臼的迹象，也无助于“文革”反思的深入。面对西风再次东渐的情境，一些作家开始认真思索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试图探寻“文革”发生的文化根源，寻根文学由此产生。

津味儿小说最初是寻根文学潮流中一个支流，它们书写天津地域文化，形成独具的津味儿特色。由于寻根文学大都有着反思“文革”的文化意图，因此，创作上作家们多是以批判的态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期望能除旧布新，达到重铸中华民族之根的目的。天津作家冯骥才的创作很具有代表性。《神鞭》是“怪世奇谈”系列中的第一部，是冯骥才从伤痕文学步入文化小说的第一个深深的脚印，当时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这轰动效应的产生固然与小说的精彩情节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冯骥才巧妙地将现实问题化入了历史情境，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小说的历史背景设置在清末民初，与上世纪80年代一样，同样面临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情形。此时，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是在固守中衰亡，还是在变革中奋起？冯骥才通过小说回答了这个问题：“事情把人挤在那儿，有能耐就变，没能耐就完蛋。”“鞭剪了，神却留着。”其实，所谓辫子，不过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冯骥才所主张的文化策略不言自明。紧接着，他又写了《三寸金莲》和《阴阳八卦》。《三寸金莲》借“小脚”铺写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力以及那种窒息创造力的惰性；《阴阳八卦》则叙写中国封建文化封闭系统的神秘性、迷惑性与荒诞性。整体来看，这三篇小说都是从负面角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创作主题。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即以彻底决裂的姿态，期冀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然而，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沉淀，这些弊端层面亦早已渗入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决裂式的逃避固然无可摆脱其阴影，反倒会因此而与中国文化的本根断裂，最终失去文化自我。因此，当我们民族再次开启现代化的大门时，首要的任务并非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而是需要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从这一层面上来看，80年代，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弊端为主旨的津味小说，并非以往地域书写的重复，而是在民族现代化的梦想下作家们试图以此催动民族自醒、更新、再造，从而奋进。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寻根文学潮流早已烟消云散，津味儿书写的传统仍在延续。只是，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曾几何时，作家们的创作意旨已悄悄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津味儿文化书写中，那些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民间文化因子占据了主流，代表天津市井文化活力的“俗世奇人”的招牌形象被逐渐树立起来，如冯骥才“俗世奇人”系列中刷子李、泥人张、牙医华大夫、苏七块，肖克凡笔下的李菊五、小阔等。这些俗人形象从道德层面看有好有坏，正如同他们所代表的市井文化一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然而，在这些形象的整体烘托中，天津底层平民身上所寄居的地域文化性格已跃然纸上。长期的竞争激烈的码头文化熏陶下，天津人头脑灵活，对手艺精益求精到苛刻的程度以及那种坚守人生信条的柔中带刚的柔韧劲儿无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那些饱含着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更是被作家不遗余力地展示出来，如天津人吃锅巴菜、逛戏园子……天津人生活的种种讲究被饶有兴致地描绘着，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家浓烈的乡土之情。

然而，面对的是同一种地域文化，90年代作家们的关注焦点与创作心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激发了作家们的文化危机意识。90年代，全国各地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老城改造，天津亦于1996年以后开始对老城、原租界建筑以及曾经繁华一时的估衣街进行改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家率先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更清楚文化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虽然无法阻止物质现代化的进程，但至少可以凭借自己的创作留住我们民族的根脉。因此，这一时期，冯骥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民间文化的保护行动上，创作的少量小说，其创作意旨也发生了变化；肖克凡90年代中后期开始着笔天津地域文化的书写，创作中对天津市井文化的挖掘与赞扬之态流露在字里行间；林希是天津地域文化书写的大家，他融入自身生命体验的创作更是将天津地域文化的精气神儿描绘得淋漓尽致。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上世纪90年代津味儿小说书写路向的整体变化，乃是作家们感受到现代环境下中国传统文化危机后所做出的调整策略。他们并非对过往的时代恋恋不舍，而是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描绘地域文化的形神，保留该地域文化上的独特性，既有助于本地居民历史地诗意地栖居，又为全球化浪潮下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尽一份心力。

新世纪以来，关于地域书写，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乃是长篇小说的盛行。原本只是在中短篇中“小打小闹”的作家，开始着手长篇这一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本是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成熟。津味儿小说领域，也的确出现了一些长篇力作，如肖克凡的《浮桥》，林希的《买办之家》等。这些长篇小说大都以某一家族的兴衰为主线结构全篇，塑造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鱼龙混杂的社会空间，勾勒出近代以来天津由一个封建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工商业港口贸易城市转变的历史轨迹。从其描绘历史的深度、广度以及审美表现上均可以称得上“史诗”二字。

然而，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遍地开花，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它与国家的鼓励政策密切相关。为了加强民族文化建设，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文化自然遗产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并相继出台了许多相关的配套奖励措施，如设立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评奖机制上也有所倾斜。另一方面，近年来影视改编的热潮，亦刺激了小说篇幅的畸形增长。某种程度上，长篇小说时间跨度长，情节曲折，更便于进行影视改编。

政府奖励机制的扶持与商业利益的诱导，催生出了许多以地域文化遗产为主要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如讲述十八街麻花的由来，叙述杨柳青年画背后的恩怨情仇等等。然而，从整体上看，这些长篇小说的审美水准并不能尽如人意。主要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喧宾夺主的地域风俗书写，使得小说文本退化成了地域文化的记录簿；其二，受影视改编制约的创作心态使得作家过分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人物形象塑造上却僵硬呆板。其实，文学尤其是小说，乃是通过人物形象来传达言外之意，文学社会功能的实现亦需建立在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上。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本末倒置的地域书写作品不仅当下不能行之久远，更毋论有助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与更新了。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给读者提供精神力量。知识分子进行地域书写的创作，一方面通过构筑共同的民族梦想有利于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使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