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明与国家建构

张大为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都市化进程和都市文明，其中最为“先进”的步伐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从一开始，就是与中华文明传统所主宰着的广大区域的国家建构相背离的：起初，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游离于国家主权和疆界的边缘地带；后来，它在文化上更加倾向于自觉不自觉地认同西方文明及其价值理念：“它的生活时尚和步伐紧跟伦敦、巴黎和纽约，它的日常生活与其说与中国其他部分相连，不如说同西方现代都市文明息息相通，也就是说，上海似乎只是偶然在地理上属于这个国家”（张旭东：《现代性的寓言：王安忆与上海怀旧》）。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租界面积有限，但在文化价值和文明观念意义上遗传的“租界”和“租界心态”，却主宰了几代中国人的文化思维和文明价值理想。殖民主义带来的屈辱感和文明间的不平等待遇，很快被“西方的等于现代的”、“中国的等于落后的”这类“文明等式”和历史功利主义心态所平衡掉，因而不断以西方文明的价值标准品评、肢解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和文明整体性。在这样的情境当中，现实乃至想象当中的“都市文明”，由于它与西方文明含混不清的关系，在一部分人可能是一个被顶礼膜拜的文明乌托邦，在另一部分人那里也许成了被诅咒的地狱之城，当然也有人想将都市文明完整地纳入中国现代历史的连续性和合理性当中（比如上引文章）……文明心态上的种种破碎和扭曲，使得中国的都市文明没有成为中华文明的高地和堡垒，反而成为一条含混不清的文化和文明疆界。但文化思维和文明心态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文化上的，也不是像“文明”的概念一样因为其大而无当而可以忽略不计，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构性困境：本雅明笔下的都市当然不是都市文明的最终格局，作为这种文明心态的历史和现实结果之一的，是都市自身在被膜拜的崇高和被异化的荒诞当中日益孤立，在客观历史和现实环境制约下成为一种中国都市发展的“孤岛心态”。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某些大型城市的发展并没有给周边地区带来利益，或者导致周边区域的贫困，或者导致自身的萎缩，只是这种心态的显在结果之一。而当有一天，当人们不再仰慕那些高楼大厦，当那些便利、发达的生活设施和生活空间不再是什么特权和奢侈品，反而成为生存矛盾集聚的场所的时候，一个没有文明的血色和背景的都市，无论它多么庞大和繁华，终究会显现出某种无法言喻、但也无法掩饰的“孤岛”般的无助和荒凉。

上述那种“文明等式”造成的思维方式上的离心力，其对于文明问题和文明思考的内在入侵，就是使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不断地从内部破碎。比如，中华文明被贴上诸如“农业文明”，“陆地文明”等一些隐含着价值评判的标签而被畸零化、“特殊”化，仿佛不是文明本身的质地和价值，而且其“起源”和“出身”决定了文明的等级和地位。但文明就是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形态一样，当一个生活世界和生存制度体系已经上升到“文明”的境地，那就都是最充分地发展和展现了人的本质、人的尊严的文化价值、制度体系及其物质基础。都市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次级概念，而非都市文明或其他“先进”的、“领先”的“文明形态”决定了文明的边界和品级。将都市文明看成天堂或者地狱的观点，都没有认真对待中华文明的整体性，都没有从中华文明传统的实体性和连续性出发——它们可能从某种理论或理念出发，但从理论和理念出发，正是外在于文明实质性的“外部”观点或视野；而上述那种想要全面接纳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都市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和合理性的观点，“现代性”之前的文明史不在其视野之中，它无法解释“现代性”之前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传统的正当性，以及由中华传统本身开创出都市文明和都市生存的可能性，历史和现实可以证明，这都不是事实，因此它并不比将都市文明看成天堂和地狱的观点更少荒诞性……的确，“现代性”视野当中的中国现代都市形态，之于中华文明传统、甚至传统中的都市形态，确实是某种“异质”的东西，但更主要的是我们的脆弱的文明认同和文明信念，已经没有勇气、能力和意愿将其通盘纳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存和生长着的中华文明机体的整体性当中加以考量。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将我们自身的文明传统当成一个固定的边界和僵化的形态——只是还没好意思宣布它的“死亡”，这种“外科医生”般的文明诊断，在将中华文明传统推向标本室和博物馆的同时，也将都市文明推向文明的概念和价值理想的“边境”般的玄远和抽象性当中：当前中国都市建设和治理当中的很多问题，就在于还将都市当成一个抽象的概念和含混的价值理念，它是我们向往和守卫的对象，但还没有想好、学会怎么把它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考量和处置。因此，将作为一个生存性概念和生活体制的都市文明，纳入到中华文明机体的整体性、有机性、实质性当中，是中国都市文明的发展建构必需要迈出的步伐。

都市生活和都市文明无疑刺激了那种超越国家形态的文明理想。现代科学技术集聚和主宰的那种都市化生活的便利性和前卫型，使人们误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大同世界当中，至少是生活在通往这个世界的快车道上——中国式的城市建设的千城一面，既是这种仓皇心态的反映，又是这种快车道心态的在某方面的一个结果。就人类目前阶段而言，与文明系统最为紧密和牢固的关联物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像“西方文明”这样的宏伟概念往往是对于非西方文明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强权和侵略的旗号，当它面对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时，往往脆弱不堪，甚至比如以欧洲文明、欧洲价值相号召的“欧盟”也是这样。因此，一方面，中国和东方文明在目前的世界上还是处于相对弱势状态，我们需要国家形态来守护我们的文明建构；反过来，就国家建构而言，这当然也不是无谓的，不是为了文明而文明，为了守护而守护，一个被侵凌和解构了其文明基础和文化价值根据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固的国家、一个在包括文明理想等各个方面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真正的大国。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传统当中包含了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具有普遍性的、有益于人类文明生态的生存价值理念和生活体制建构，由中华文明理想所支撑的国家梦想的展开与实现，将不仅是中国人的生存意志的延展和生活目标的实现，也必将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中国的都市文明需要在这样的关系和张力中来对自己进行定位。中华文明当然不仅仅限于中国的国家主权疆界，随着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和目标的不断实现，随之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文明自信、文明认同的不断回归，随着中国当前和未来阶段发展重心、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不断调整转型，中国的都市文明将不仅仅是中华文明传统当中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承与展现，同时也是中国人对于生存价值和生活样板的全新探索；它不仅仅是不断生成和生长着的中国国家建构的价值基础、文化长城和文明疆界，也是现代中国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延展着的“文化主权”和“文明疆域”的辐射中心。对于我们的文明传统和国家建构而言，都市文明的拜物教和异化的灵光，是目睹了西方20世纪乃至之前几个世纪的发展经历之后重建文明需要去努力克服的对象。我们关注的重心应该不再是都市本身，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视那种人类生活的都市性起源的观点（沙朗·佐京），直面和正视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制，建构都市生活世界的生活政治，再反过来从这样的层面反观和重构我们的都市。这些不是对于不堪回首的历史旧梦重演的规避努力，而是一个文明国家本身生存发展、实现文明跨越的内在需求；这不仅仅是中国国家政治的文明道义和文明正当性的显现，而且也是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和人类共同的文明生态诉求与文明责任担当。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