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座城

青 红

深秋的流光浮游在田野。一个周末我去遵义市郊的小镇办事，打算顺便去看看镇上那个记忆中的小院子，白晴曾经住过的小院子。远远看见院子四周大块地盘已被开发商新建小区的高楼取代，完全没有了往日痕迹。后来我慢慢沿着田野边的铁轨，第一次真实地走进那个郊野小站台，一个露天的小站台。油绿色的站牌，斑驳的箭头似乎永远指向一个暧昧的方向。站牌四周的野菊花全开了，金色一片。静悄悄的，没有奔跑的人群，没有候车的椅子，也没有火车路经。我明白，这已经是一个被废弃的小站台。

白晴离开贵州有十几年了，她现在不知在厦门还是台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的两个至交单身闺蜜，其中一个在某天突然宣布远嫁北京，并很快离开。另外一个就是白晴，我们从小玩到大。心野的白晴在电话里幽怨地说：鬼都不来把我带走。那时，她勉强自费读了两年大专，家里没什么背景，她父母所在的工厂面临改制搬迁，同龄子弟们多数回了老家或去了外地，留下的也各自寻找出路，很少有人再回去。白晴只好带着指标来到这个陌生的城郊小镇，一个人工作生活在此。

每次我去看她，她总是格外激动，认为我的每次到来都会带去一些“人间的消息”。她说这样沉闷的日子让人发疯，做梦都想回到那在闹市的深夜也能听到城市心跳的日子。我呢，觉得偶尔从城里逃去乡下，感觉新鲜又好奇。

白晴的父母与我的父母都是参加工作以后才来到贵州扎根落户的外地人。而且白晴的父母正好都是广西人，我父亲也是广西人，他们偶然认识后立马认了老乡。这个老乡圈子越发展越壮大。稍有不同的是那时我父亲历经几度调动最后调入小城的一所地方学院算是稳定了下来。白晴父亲则是转业军人，他们的家落户在位于黔北大山深处的一个军工厂，离我们小城很近。从我记事的八十年代起，印象中隐没在群山间的这些三线建设产物的军工厂一度很辉煌，是周围百姓都羡慕的，每个厂都是异乡人的世界。人们来自全国各地，带来各地各式的风俗文化，在闭塞的山里是一道风景。小时候我也羡慕过白晴，他们家总有些从大城市带回的，令我爱不释手的奇怪布偶，这些东西让我对外面的世界产生莫名好奇。

白晴的爸爸白叔叔是位热心又开朗的人，重点是白叔叔还会烧一手好菜，在我父亲的众多老乡中算是一个异类。每年的春节吃转转饭，白叔叔的一桌美味佳肴都让我回味不已。放寒暑假时我们两家相互串门的机会就多起来。白晴是独生女，也是白叔叔的心肝宝贝，有时候他们父女俩忽然兴起，女儿就让她爹骑自行车载她来我家，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车程。盛夏时候，白叔叔从不空手来，远远地自行车铃铛就欢快地响起，他带的礼物要么是满满一保温瓶的奶油冰棍，要么是大西瓜什么的。整个暑假，我和白晴经常腻在一起，有时是我去她家，更多时候是她来我家。一住就是好多天。

白晴姑娘有点古灵精怪又有点温顺。好脾气的她很难跟人闹矛盾，就连那时的我她也能包容。虽然她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从来不甘于平凡，无奈学习成绩不好成了软肋。白晴的妈妈，看上去有点严肃，和白叔叔是两种类型。不过她对我们也很好。他们夫妇和多数老乡相似，都是男人在老家娶妻后带来贵州一起生活。故事并无离奇，只是她在这些随夫来黔的乡人妻子中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她做事动作缓慢，从不着急，显得格外郑重。有几次，离开他们家前她用裁成小张的牛皮纸小心翼翼地给我包话梅，一张纸里包两颗，个头很大的陈话梅，咸酸味道。揣着阿姨包的话梅，心里好踏实。

阿姨有点不合群，这是从老乡们的神情谈话里隐约感觉到的。我妈妈总是替她说好话。妈妈是四川人，阿姨跟别家的很多同乡女人都没有往来，但是她跟我妈妈却很亲密。她不会做菜，家务活也是白叔叔包揽，她来做客时更多时候是跟我妈妈聊点天南海北的事，有时也有对白叔叔的抱怨。抱怨什么呢？白叔叔那么好。妈妈叹口气说夫妻间的事只有夫妻两个最清楚，外人看到的都只是表象吧。

我和白晴没有在同一所学校上过学，这不影响我们的友谊。不同的成长环境反而让我们觉得相互有许多好奇的地方。虽然离得不远，我俩还是饶有兴致地开始书信往来。我一度认为我们学校门口那个绿色邮筒和收发室的窗口都充满诗意。有一段时间她常在信里告诉我谁谁一家又搬走了，谁回上海谁又去天津了，等等。她提到的这些厂里孩子多数我都不认识的。她有点伤感：眼看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陆续走了好几个，感觉空荡荡的。

上高中后发现我们班里有一半以上的同学父母都是外乡人。有些地方对这些分散各地的人开始有了优待政策，于是班里陆续也开始有同学转学转户口。我高一时朝夕相处的一个女同学，她的父母都是上海知青，突然有一天她也低调地转学走了，回到上海后她给我写来一封极长的信。我记得我在五月的阳光下读这封信时恍如做梦。她叫玲玲，政策只解决了玲玲一个人的上海户口，挂靠在她舅舅家，她的妹妹和父母还留在贵州。在信里，玲玲说舅舅家也窄，她住在舅舅家的小阁楼，自己总感到给别人带去了麻烦，有点过意不去。她说她是留恋遵义的，还哭过几次。在上海总是想起从前的美好，父母希望她将来大学毕业后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成家，他们退休以后好回去与她团聚，叶落归根。

其实我的姐夫也曾是类似情景里的小孩之一，只是他当时没走，十多年后才重新选择了回上海。他现在工作在上海，安家在遵义，两地跑。姐夫的父母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上海支边来到遵义的，在遵义长征厂工作。姐夫和他的姐姐弟弟与我们一样都是出生成长于遵义的二代移民。长征厂有十几个分厂，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各省人聚居的大杂烩，以上海人居多。以致长征厂所在的那段路就叫上海路。上海路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还是那么茂盛，很多人已经不在这里。物是人非。

如今划入遵义市汇川区的整个上海路上，基地工厂时期留下的住房和厂区已经被部分改造成小区商品房，但仍有不少红砖灰砖的老房子留存着，有些房子里还有人住，窗台支出来的晾衣架上飘着白裙子花衣服，它们与另一些墙体斑驳、窗洞空置、无人居住的陈旧建筑一同依稀映现出上世纪的那段历史，那里热闹过。有一次回遵义，我特意在长征一厂旧址附近下车，被那里的几栋老房子吸引，那些空了很久的老房子，有些窗框在雨蚀风虐下颓然悬吊着。我用相机拍下了它们。

八十年代末期姐夫的姐姐一家全部回了上海，又过了几年，长征厂整体改革，姐夫索性辞职后与几个老同学一块去上海谋职。他的父亲过世后，他年迈的母亲随即也离开遵义，回到上海宝山区一处家族留下的只有三十几平米的老房子一直居住到现在。老人今年来遵义儿子家过的年，还能说一口上海口音的遵义话。

我没问过白晴想不想回广西。貌似她和我差不多，对家乡没多少印象。我们这一代并没有强烈的怀乡病，对所谓故乡没有特别具体的概念，寻祖归宗的事过于慎重遥远，一代比一代淡漠。但我知道，许多人心里都有另一座城，仿佛某种意义上的“故乡”。

工作后，去郊区看望白晴时，我们喜欢穿过她单位旁边的铁轨去附近的村子闲逛。那是惬意的时光。秋阳下有人在地头烧谷草，浓浓的烟雾飘散出草和田野的香味。火车在不远处发出熟悉的叫声。她曾经像布谜面似的向我描述过一列从她臆想中疾驰而过的高原火车，她说那列冥冥中的火车总是在穿山洞，穿山洞，去向一个命中的故乡。我们是不会在这里遇到它的，它永远是另外一列。那些坐上它远去的人，再也不会返回秋天。这魅惑的描述，真是又美又荒凉。看她站在田野一端，脸上泛着似是而非的表情，我十分确认她是一位天生的诗人。

有几次从村里出来，看见人们朝小车站奔跑。朝着统一的方向去，总有一列火车是为他们而到来的。而我俩，两个年轻的姑娘，只是站在那观望，猜想他们去往哪里。命运二字若即若离。有时候，也目睹人群的疯狂，大家生怕漏下自己一人赶不上车。拖儿带女争前赶后，好一幅人间浮世绘。

我们当时二十出头，热衷于书本、话语、相聚、分离，也兴致勃勃于价廉物美的美酒香烟，我们时常一边弹着烟灰一边在草稿纸上写诗，顺便做一些白日梦。嗯，我们是高原上的诗人和梦游神。

有时白晴也去城里看我，一起吃喝玩乐浪掷光阴。世界的任何地方，生活之于我们，有无限分裂的面孔。能看见的是一部分，看不见的又是一部分。而大多数生活场面，都会跟随时间一起消逝。也有些记忆一经描述就变得过于主观，失去真实。还有一些则埋藏心底了，只剩风暴后宁静的海面。

厄运总是突如其来。白晴工作第二年，白叔叔因为背痛难忍去医院检查，查出竟然是肺癌晚期，这位开朗好动的长辈顷刻间遭遇大限。隆冬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家，看到白叔叔和我爸爸坐在客厅聊天，他强作精神和我笑着打招呼，假装没事的样子。他走后，爸爸不停地抽烟，他告诉我们老白言谈中似乎已经开始交代后事了。

白叔叔没有熬过半年就匆匆过世。他病重弥留之际，阿姨支付来回路费，让白叔叔家乡的老父和兄弟紧急赶到病榻前送了他最后一程。她觉得总算对丈夫和他的家人有了个交代，希望白叔叔能安然瞑目。阿姨带着白晴冷静地处理完后事，真的，她很冷静，没看到她哭过。她对白晴说以后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也要过好自己。似乎她明白自己不是多会照顾家人的那种角色。

白晴觉得没有了爸爸的家有点不像家了。各种的不如意，一冲动索性请假出门旅行了一趟。一如浪漫剧中的剧情：在旅途中她邂逅了一位在厦门工作的台湾青年。相识一年多后他们的爱情修成正果。白晴结婚，辞掉工作去了厦门。她妈妈很快也卖掉贵州的房子，独自迁回广西南宁。偶尔阿姨会打个电话给我妈妈，唠几句家常，或者托妈妈给她寄点这边的特产过去。离开遵义后特别容易想起一些过去的旧事，阿姨说，在的时候没发觉对遵义还是有感情的。妈妈问她，那你看来是南宁好还是遵义好呢？她说两个地方都好，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妈妈则认为在贵州一住几十年，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取代这里，即便是她的家乡或是爸爸的家乡。退休后爸爸妈妈曾经去广西防城港住过两年，无论是那里的气候还是饮食习惯生活方式都让我妈妈受不了。一向短发的妈妈在那两年一直不剪发，蓄起长发。她誓等回了贵州再剪，以保留“原始状态”。爸爸认为这个靠近他家乡的海滨小城不错的，但也不是非它不可，逐渐也就妥协了，两年后终于决定与妈妈打道回府又回归遵义。防城港的那两年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首先是了却了爸爸的一桩心愿，其次是更坚定了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方向。

工作几年后我也离开遵义迁居贵阳，中间有小段时间基本是两地来回住。有一天读吴亮的《另一个城市》，一本类似梦游者的手记，深深吸引了我。我意识到，这么些年过去，经过一番现实与心灵的游历和动荡，我既没有成为被现实彻底改造的人，也没有变得更加虚无。

你呢，喜欢那里吗？白晴刚去厦门的那会儿我曾经问过她。她说，也许不管在何处生活，心里都仍有一处不可企及的存在，那个角落无人可知。在想象它时世界向我打开了一扇看不见的窗口，虽然一生都不会真正抵达一次。是这样吧，那另一座城。记得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到过：已经不复存在的故我和不再拥有的事物的陌生感，在你所陌生的不属于你的异地等待着你。

十年前当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时，我想过给白晴寄一本，但那时，远嫁的她已经渐渐失去联络，而我也已早早结束了第一次婚姻。年轻时我们谈论过这个问题，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了，她久久没有联系我，要么是因为她过得不好，要么是她过得太好。我当然愿意相信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