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浙江地域多商帮兴起原因分析

冀春贤 王震宇

【摘要】 明清浙江地域多商帮兴起有其必然。浙东文化“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思想的深刻影响，经商传统的根深蒂固，人多地少倒逼经商，水陆交通的便利，农业由单一向多种经营的转变，手工业的兴盛与专业生产区的出现，城镇的兴起，商业与贸易的繁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商帮在浙江地域内相继涌现。

【关键词】 明清浙江  多商帮兴起  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浙江狭小地域内有多个商帮兴起，龙游帮、湖州帮、宁波帮、绍兴帮、杭州帮等，多商帮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浙江经济发展、人文思想孕育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浙东学派经商思想的影响

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是浙东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思想成果。自成一体的浙东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实功实用”、“工商皆本”思想，孕育了浙江人强烈的经商意识，因此，根深蒂固的重商思想和经商传统是浙江地域多商帮兴起的原因之一，形成了深厚的民间经商基础和庞大的商人群体阵容。浙东学派的重要的思想取向是“经世致用”，对浙江地域经商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再以下几个方面。

1、经世致用思想

黄宗羲等一批具有经世精神的浙东知识分子依据市民社会的生活规则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程朱理学，竭力反映“士、农、工、商”的利益，要求经书研究要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反对空谈。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生活在浙江地域内的人们深受浙东学派思想的侵染，在浑然不自觉中深深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经世致用”思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

2、工商皆本思想

在经济观念上，浙东学派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明清时期，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国策，规定“各守其业，不许游食”，严禁弃农从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从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着手，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从理论上说明了“工商皆本”经济观念的正确性，从而为人们经商，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思想武器。

3、民富先于国富的思想

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学说。而儒家的民本思想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主张以农为本，以“强本”、“务本”的办法富民;富民的目的是强国;富民的原则是“均富”。而浙东学派的富民思想立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他们所重视的富已不是“本富”而主要是“末富”，认定“商贾”与“力田”一样都是致富的正途;认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富民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们反对国家压制、侵夺富民的财产，赞同追求财富，只要君子取之有道即可。认为只有民富，才能使官民和谐，使国家变的易于治理。这种富民观念顺应了百姓及时代发展的要求。

4、义利统一思想

在“义利”观念上，儒家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重义轻利。浙东学派则主张义利统一。陈亮曾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将“理、德”和功利统一起来是浙东学派对商业精神发展的一大贡献，使商业的发展具有了理论上的支撑，尤其是在道德上的支撑，确立了与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义利观。

总之，浙东学派对商业比较赞同，主张提高商人和商业地位，其所倡导的公私观、经济观、富民观、义利观，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他们的经世致用和工商皆本的思想，对后世尤其是明清以来对浙江社会有深刻的影响，成为浙江人的文化自觉，而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也成为浙江人文精神的重要表征。正是浙东学派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思想道路，明清时期在浙江狭小的地域范围内纷纷兴起经商之潮，继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商人群体。

二、自然地理条件对浙江地域商帮兴起的影响

明清时期兴起的浙江地域内以地缘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多个商人集团，与当时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是密切相关的。

1、迫于生计去经商

纵观明清时期各地商帮的形成，凡是兴起商帮的地方，其客观条件之一大都是地狭人稠，自然条件恶劣，人田矛盾突出，经商成为当地人无奈也是必然的选择，属于被逼经商。浙江虽相对富裕，地土肥沃，但地域狭小，并且产生商帮的地方恰恰人多地瘠，条件较差，单靠农业产出难以养家糊口，不少人是被逼经商。明后期，人田矛盾更为突出，兴起商帮的龙游、宁波、绍兴在浙江都是自然条件不够好的地方，单纯的务农已无法解决生存问题。龙游地处浙西山区，多山少田，生存困难;宁波“滨大海，居斥卤之中，其土瘠而无灌溉之源，故耕者无终岁之给”，“人稠地狭，丰穰之岁犹缺民食十之三”。湖州虽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环境较好，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后，大批人口为躲避战略聚集于此地，造成人地矛盾突出，单靠农田所入，已无法正常维持生计。在此情况下，经商成为这些区域内人们无奈也是必然的选择，一批又一批地地道道的农民被迫走上了经商道路。

2、浙江境内便利的水陆交通

明清时期江南水运事业很发达，浙江境内盘踞着钱塘江、瓯江、椒江、甬江、苕溪、运河、飞云江、鳌江八条长龙，密布着杭嘉湖、姚慈、绍虞、温瑞、台州五大平原河网。密布的河网、八大水系连接着大江南北，为商人的商品贩运提供了便利，沟通了浙江与其它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商帮的兴起提供了客观交通运输条件。

三、浙江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浙江多种经营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市镇经济的繁荣，传统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一大批中小城镇兴起，为浙江地域内商人的聚集、商帮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农业种植的变化

明清浙江农业经济的变化主要反映在由单一的水稻种植逐渐向麻、丝、茶种植转变。

（1）蚕桑业兴起。由隋唐以后至宋元时期，浙江是全国著名的粮食产地，农业经营方式是单一的水稻作种植。元末明初时期，这种单一的稻作经济发生了变化，以蚕桑棉麻为主的经济作物种植业与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入明以后，浙江北部地区逐渐成为当时全国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杭嘉湖成为全国植桑饲蚕的著名地区。该地区的广大农村，桑蚕种养业极为普遍，几乎达到人皆植桑，户户养蚕的地步。养蚕收入的提高，推动了农业的转型，到了清中期以后，桑蚕种植在浙江农业中占据主要地位，粮食种植降为次要地位，浙江单一的稻作经济为主要的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为“以丝佐谷”的新的主从关系。

（2）棉麻业兴起。浙江棉花的种植以宁波、绍兴、温黄平原为最普遍。当时绍兴府的余姚县所产“浙花”极为著名，至明清时，棉花种植普遍，推动了当地棉纺业的发展。除种植桑棉两宗大的经济作物外，浙江各地还大量种植麻、茶、豆、菱、烟草、柑桔等。

2、手工业的兴盛与专业生产区的出现

浙江的手工业在明代初年还处于手艺人或手艺人作坊的阶段，到成化年间，民间私营手工业在原来基础上逐渐兴盛起来，尤其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更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并由此带动了商业及整个城市及城市辐射区域内农村经济的起飞。

浙江手工业以丝织、棉纺为主，杭嘉湖是当时全国丝织生产与交换的中心，那里桑麻遍野，全国茧丝棉大都出于此地，引来无数商人云集。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不断提高，杭州一些丝织手工作坊还扩大为手工工场。明末以后，在杭州还逐渐形成了专业生产区。嘉兴、湖州二府的丝织业及其他手工业亦相当发达，丝织行业还有了相当细密的专业分工，形成了比较有名的丝织、棉纺专业市镇、生产其他商品和进行农副产品加工的专业城市。遍布乡村的大大小小市镇，构成了密集的市场营销网络，到明代中后期，嘉兴、湖州两府就有各种市镇近七十个，至清代又有增加。

3、商业与贸易的兴盛

明清时期的浙江，各种农业区域之间的各种农产品的交换，使生产物转化为商品，推动了整个区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品种的增加，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带动了其他商业与服务性行业的繁荣。如杭州，就有“杭民半商贾”之称，湖州的双林、南浔经商者更是超过大半。

在贸易方面，浙江的宁波、温州是对外贸易、海外交通的重要城市，浙江区域的商品如丝绸、瓷器、木材等得以通过这两个港口城市输送到国外市场，国内外贸易异常繁荣。由于海外贸易的需求，又刺激了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湖州的南浔镇，既是当地丝、茶特色产品的专门性生产基地，又是国内生丝的集散中心，搭起了湖州丝、茶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除了南浔外，宁波、温州、杭州都曾是明清时期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浙地各种农副产品大量运销全国各地和海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对小农家庭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为浙江商人走向海内外创造了条件。

随着经济、交通等因素的迅速发展，明朝以后浙江区域先后兴起了大量崭新的经济型的城市，如嘉兴一府，称为市镇的就有33个之多、湖州府有31个、温州府在乾隆前已增至39个。城镇的兴起使大量农民离开了土地，到城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同时，大量人口的聚集与消费也成为商人经商的基础。

总之，明清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促进了贸易的繁荣，大量城镇的形成，使农民逐渐摆脱土地，浙江地域内的商人队伍不断扩大，造就了一种世代相传的商业智慧和商业技巧，脚步踪迹遍及天下，形成了浙江地域内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商帮群体。

（注：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明清地域商帮兴衰及借鉴研究——基于浙江三地商帮的比较》（批准号：11YJA770018）的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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