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延安文艺对当代文学走向的影响

慕生炜 （陕西师范大学 710000）

一、文艺的“大众化”转变

在具体阐述40年代延安文艺平民化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要厘清的一个概念即是在20年代文艺论争过程中提出的“文艺的大众化”与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2中所提出“文艺的大众化”的区别。

左联”之后，“大众化”成为了新文学的核心关键词，诚如胡风所言，“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这表现了什么呢？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问题上面努力，这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是在这问题里面苦闷。”3胡风的话无疑传达出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亲历者的深切体验。

20年代的“为人生”派所提出的“文艺的大众化”，其主要内涵是指文学服务的对象应面向普罗大众，其出发点是通过知识分子进行文学创作对于“普罗大众”进行启蒙和引导，而使之觉醒，从而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造。在这一过程之中，文学的创作主体依旧是知识分子，而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接受者则是不对等的，文学创作者站在一个“高瞻远瞩”的角度上进行以启蒙为目的的创作，而文学的接受者普罗大众分明是站在被启蒙和被教育的角度上进行文学的接受，这无疑是知识分子眼里的“大众文学”，而并非真正大众眼里的“大众文学”。

30年代以左联为首的进步文艺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这场运动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它对文艺所采取的大众态度宣告了封建旧文学及其余孽的彻底失败，从此“大众”在文艺领域真正占有了一席之地。30年代，知识阶级的“大众化”改造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作家“与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的融合问题被紧迫提上日程，“大众”成了左翼文学服务的第一对象，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然而，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提出的“文艺的大众化”，从其提法上看则是对20年代的“大众化”思想的彻底反思和纠正，它明确了文艺所服务的对象应该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然而，这样的纠正则难逃偷换概念和缩小范围之嫌，其排出了“大众”之中所包含的其他阶层，而是仅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之中，而在《讲话》中也具体的提到文艺的“大众化”所要服务的阶层的特点——“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尽管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质疑40年代在延安所提出的这种带有阶级局限性的“大众化”文艺方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讲话》提出前后，在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的广大范围内，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标杆性”价值的文学创作，甚至直接影响了后来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相当价值和影响的“山药蛋派”的产生，这无疑是40年代“文艺的大众化”在文艺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之一。

出于对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全国各地的作家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尽管作家们希望投身于革命洪流的目标一致，但因生活环境和创作经验各不相同，对文艺大众化的重视和实践也有差别。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在《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工作者关于大众化产生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思想意识方面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大众化成为了他们自觉实践和主动探索的创作之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家是这样评价《讲话》后大众化运动的历史功绩的，“1942 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专业作家与群众文艺运动结合，中国传统民间文艺在现代新文艺的启迪下得以蓬勃复兴，反过来，民间文艺的创造活力又补充丰富了现代新文艺。对于自诞生以来就主要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新文学来说，这种来自民族传统和民间文化的推动力，是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的。”4

如果延安作家也将自己预设为大众的先生，显然会重蹈“五四”启蒙作家的覆辙，脱离大众的文学显然是不会被大众所接受的；而如果延安作家将自己预设为大众的学生，就有可能了解大众、熟悉大众、表现大众，他们就有可能创作出为大众乐于接受的作品来。在充分认识到了新文学大众化的缺陷后，毛泽东在《讲话》的“引言”中这样自设问答，“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5

同时，文学创作者的内涵也在这一时期急剧的发生着变化，知识分子已经逐渐脱离于文学创作者的中心地带，而掌握了一定文学创作技能的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的文学创作则成为了这一时期文艺创作所极为推重的主体。在延安，通过创办以“鲁艺”为代表的工农兵文艺学校，则成为了为“文艺的大众化”培养创作主体的摇篮，在“鲁艺”也产生了很大一批在建国后乃至于改革开放初期都在我国的文艺事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农兵知识分子”，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批“社会主义文学家”。尽管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文学论争和政治运动中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但其对于40年代延安文艺讲话的践行却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和有效的，这也是在40年代能产生有相对较高价值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扬在1944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曾对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简单化和表面化有过这样一段反思:

“大众化”，我们过去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把“大众化”简单地看作就是创造大众能懂的作品,以为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而不知道同时更重要、更根本地是思想情绪的内容问题。初期的革命文学者是自以为已经“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那时所理解的“大众化”就是将这“无产阶级意识”用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灌输给大众，为的是去改造大众的意识。

我们常常讲改造大众的意识，甚至提出过和大众的无知斗争，和大众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的口号；却没有或至少很少提过改造自己的意识。我们没有或至少很少想到过向大众学习。6

这段话不仅道出“知识分子大众化”是3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缺乏的维度这一事实,而且揭示“知识分子大众化”是40年代文艺大众化强有力的一翼,是两个不同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关键差别所在。

然而，《解放日报》1946年的解读却真正为我们指出了《讲话》同过去延安文艺家所谈之间的区别，即“面向工农兵”不直接等于文艺“大众化”“通俗化”，不是文艺家变换手法以较大众较通俗的形式“为工农兵服务”这样简单的问题；“面向工农兵”实际上是毛泽东找到的一柄手术刀用它解剖知识分子问题，摘除知识分子体内的毒瘤、“治病救人”。7

二、外来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症”

与延安土生土长的“革命知识分子”相比差别明显的，是由国统区及之前的沦陷区来到延安的外来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怀着对于革命圣地延安的热切向往来到延安，他们以当时生活在国统区的左翼学生、左翼作家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来自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本身，尽管在当时的国统区对于知识分子的待遇是相对优厚的，生活条件及社会环境都是相对有利于知识分子进行文艺创作的，而对于某些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来说，其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往往不是延安生活条件的艰苦和困境，而是发现他们在进入解放区之后面临着“集体失语”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由一系列的文艺创作不被延安地区的主流话语体系所接受而造成的，他们无法适应在延安地区进行文艺创作时以“革命阶级”为唯一的创作对象，更无法适应延安地区文艺“言必及政治、言必及革命”的创作内容，更无法接受在创作的过程中完全不带有个人情绪的文艺创作。

然而，对于外来知识分子来说，对于王实味、丁玲的批判，看似是对于某个孤立的文艺创作的批判，实际上更是对于外来知识分子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创作的警告——而这种警告并非口头上和表面化的，而是在斗争层面上的，是鲜血淋漓的，这无疑是使外来的知识分子噤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讲话》发表之后，知识分子在文艺创作层面上的传统“地位”不复存在，从“启蒙者”的角色一下子转变为了“学习者”的角色，这就造成了外来知识分子的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很快的适应了延安文艺的话语体系，对于自己的文艺创作乃至于思想认识进行了彻底和必要的改造，通过创作一批以通俗的文字表达为载体，具有较强政治宣传倾向的文艺作品，适应了当时延安文学的要求，逐渐地摆脱了“集体失语症”的状态；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怀着失望的心情离开了延安，摆脱了造成他们“集体失语”状态的环境，继续进行着文学创作。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虽然继续留在了延安，却不同程度的失去了文学创作的权利，以延续“失语症”的形式离开了主流延安文艺界。

今天的我们也很难定义造成外来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症”如上原因的正确与否，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40年代的整体环境下，《讲话》中对于以延安为主的解放区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基本上合适的，而外来知识分子之所以面临着“集体失语”的问题，其一方面的原因是整体环境要求的改变，而另一方面则是其本身在进入以阶级斗争、革命斗争和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区的过程中由不适应到适应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是合情合理的。

三、“大众化”与“失语症”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在今天的我们反观20世纪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可以发现，40年代的延安文学和50-70年代当代文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大众化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大众化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建国后的17年文学创作之中，立足于农村、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创作可与革命历史文学的创作等量齐观，而即使在大部分革命历史文学创作中，也产生了诸如《林海雪原》《红岩》这种极具通俗气息的文学作品，更不用说立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极具乡土气息的《创业史》这样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都脱离不开50年代特殊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但其创作的平民化、通俗化特点却是完全离不开40年代延安文学理论的熏染的。

然而，大众化的文艺思路似乎在当代文学历史上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60年前后的大跃进中，所谓的“工农兵诗歌”不仅是大跃进运动“大干快上”的典型化标志，同时也是大众化文艺思路走向极端的一个重要现象。

作为文艺大众化所直接造成的知识分子的“失语症”，在50年代以后演变为对于知识分子创作权乃至于生存权的剥夺和迫害。在十七年文学中，一批在延安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的文学家受到了攻讦和责难，乃至于被剥夺了文学创作的权利，而这种攻讦和责难确是以文学论争的面貌示人的，这无疑是使更多知识分子面临失语的重要原因。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大批所谓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批判，乃至于对于生命权利的剥夺，这无疑是对于已然失语了的知识分子的再一次迫害，是造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劫难的重要原因。

文艺的大众化和知识分子的失语症，这是贯穿于40年代到当代文学发展阶段的两个重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是两个孤立的文艺现象。文艺的大众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的创作者与文艺的接受者之间身份和角色的急速转变，而正式这样的急速转变，自然而然的造成了作为原来高高在上的文艺创作主题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现象，而文艺的大众化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则成为了建国以后的“非主流”知识分子所必须面临的深刻问题，也正是这两种现象的影响力在建国以后不断地扩大，造成了许多我们今天在回顾当代文学历史的过程中所注意或者没有注意到的看似荒诞的现象，值得我们联系40年代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的研究而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注释：

1.周树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五卷第六期，1918.12.

2.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3.胡风.《大众化问题在今天》《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504.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49.

6.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第460—46l页.

7.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