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实证研究
——基于2002-2012年面板数据

俞佳根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实证研究
——基于2002-2012年面板数据

俞佳根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借助衡量产业结构水平的三个指标，以浙江省2002-2012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协整理论就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城市产业结构基础存在差异，杭州、宁波、舟山等城市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湖州、丽水、绍兴、台州等城市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浙江绝大部分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舟山市却起到抑制作用；湖州、嘉兴、金华、绍兴等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较大，杭州、宁波、衢州等城市相对较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大对 “走出去”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和扶持中下游城市经济创新转型发展、继续发挥上游城市的引领作用等促进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当前摆在我国各级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工作重点之一。2013年浙江省政府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是浙江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是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关键时期。近年来，浙江企业 “走出去” 步伐不断加快。据浙江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浙江省境外投资中方投资额达到105.32亿美元，2012年中方投资额38.92亿美元，比2001年的0.335亿美元增长了115倍，平均每年递增54％。此外，浙江经济也呈现良好的发展格局。2012年浙江GDP总量达到34606亿元，GDP总量与含金量均列全国第四，比2001年的6898.34亿元增长了四倍多，平均每年递增16％。那么，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有什么样的影响？浙江省不同地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又有何差异？未来在深化改革、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企业等不同主体又应该做什么？这正是本文尝试研究的问题。

一、相关文献回顾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大量成果已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推动作用。例如，Barrios、Gorg和Strob（2000）、Keith和James（2001）、Robert（2002）、Tuan和Ng（2004）等的研究认为， 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本国企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优化和相关产业的升级［1］［2］［3］［4］。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Blomstrom、Konan和Lipsey（2000）、Dow ling和Cheang（2000）、Bernard（2002）等［5］［6］［7］。

在国内，冯春晓（2009）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8］。汤婧和于立新（201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7大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调整效应［9］。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还有赵伟和江东（2010）、唐艳（2011）、李逢春（2012）、杨建清和周志林（2013）等［10］［11］［12］［13］。 但也有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一定优化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范欢欢和王相宁（2006）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能提升我国产业结构［14］。潘颖和刘辉煌（2010）通过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长期来看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5］。

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国家、行业等宏观层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度量产业结构水平指标上采用了不同的指标或指标体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同。鉴于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国家宏观层面存在差异，产业发展重点亦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展开针对性的研究。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产业结构水平指标的确定

为客观评价浙江省产业结构水平，本文利用三个指标Rπ（π=1，2，3）来衡量。

其中，Li为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增加值除以各产业就业人数来表示；Pi为各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采用该指标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升级一般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1］。

其中，Y1、Y2和Y3分别为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Y为生产总值。采用该指标的原因在于，浙江省近年第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而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且幅度均较大，这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第二、三产业产值不断增加相符［12］。

这里，我们采用该指标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特征是第三产业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因此，在指标设计中给第三产业赋值最大，第一产业赋值最小［13］［15］。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选取

本文以产业结构水平指标Rπ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OFDI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防止各变量数据产生较大的波动性，我们对变量取对数并构建如下的线性回归模型：

本文以2002-2012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系数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各市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2012）》和 《浙江商务年鉴（2002-2012）》，其他数据来源于 《浙江统计年鉴（2002-2012）》。

（三）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等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Rπ变量根据序列图确定包含截距和时间趋势项，OFDI变量根据序列图确定包含截距项，滞后阶数依据Schwarz准则自动确定。经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 R1、ln R2、ln R3和lnOFDI为非平稳序列。经一阶差分后，Dln R1、Dln R2、Dln R3、DlnOFDI为平稳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变量，因此我们可以就变量Rπ和OFDI进行协整检验。

（四）估计方法选择与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冗余变量似然比检验来选择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用Hausman检验来估计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见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在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的选择上，均为固定效应；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上，结论均为固定或随机没有实质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样本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较为适合。

表1 混合、固定和随机效应的检验结果

为分析浙江省各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水平指标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应用Eviews6.0软件，假定浙江省各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指标影响存在差异，并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水平指标的关系进行检验（见表2所示）。

表2 实证检验结果

由表2可知，杭州、宁波、舟山等城市截距项的固定效应值均为正，说明这三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基础优于全省平均水平。湖州、丽水、绍兴、台州等城市截距项的固定效应值均为负，说明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基础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舟山市系数为负，说明舟山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抑制作用，在5％的显著水平下，抑制作用显著。除丽水、舟山外，浙江省的其他9个城市系数均为正，说明这些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在5％的显著水平下，嘉兴、金华、绍兴等3个城市的促进作用显著。湖州、嘉兴、金华、绍兴等城市系数值排名位于前列，说明这些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相对较大。杭州、宁波、衢州等城市系数值排名位于后列，说明这些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相对较小。

（五）面板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协方差分析，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检验，并引入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H0：模型（4）解释变量系数对所有截面成员是相同的，但截距项不同，即模型为变截距模型：

假设H1：模型（4）解释变量系数和截距项对所有截面成员都是相同的，即模型为混合回归模型：

模型形式检验有如下两个F统计检验量：

其中，N为截面成员数，T为样本观测时期数，K为非常数解释变量个数，S1、S2、S3分别是模型（4）、（5）、（6）的回归残差平方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协方差分析检验

由表3可知，当 π=1、2、3时，在5％的检验水平下，F2和 F1值都大于相应临界值 F2（0.95，20，99）=1.6775、F1（0.95，10，99）=1.9277，故拒绝H1、H0，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是比较适合的。

（六）协整检验

由于Rπ和OFDI是同阶单整的，所以二者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取EG两步法，利用LLC、ADF-Fisher和PP-Fisher等方法对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对上一步回归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见表4所示）。由表4可知，在10％的检验水平下，只有在π=1时ADF-Fisher检验的一个指标不显著，其他情况下都显著，我们认为模型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故产业结构系数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协整关系。

表4 协整检验结果

三、结 语

本文利用2002-2012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就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水平指标的长期协整关系进行了检验，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得出如下结论与相关对策建议。

（一）浙江省不同城市产业结构基础存在差异

杭州、宁波、舟山等城市产业结构基础优于全省平均水平，湖州、丽水、绍兴、台州等城市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原因可能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有关。随着舟山于2011年设立国家级新区，2012年设立舟山港综合改革保税区，舟山出台了一系列优化产业结构政策，直接导致了舟山产业结构基础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在促进浙江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产业基础差异，坚持统筹协调，在政策导向上向中下游城市倾斜，鼓励和扶持中下游城市经济创新转型发展，打造产业升级新的 “增长极”。

（二）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总体而言，浙江绝大部分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温州、台州、衢州等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正向的推动作用，且嘉兴、金华、绍兴等城市的促进作用显著。但舟山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抑制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舟山设立国家级新区、舟山港综合改革保税区后出台的政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政策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因此，在促进浙江产业结构升级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 “走出去”企业的扶持力度，积极扶持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为浙江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改造创造条件。

（三）浙江省不同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

相对而言，湖州、嘉兴、金华、绍兴等中游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较大，杭州、宁波等上游城市和衢州等下游城市较小，这可能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扶持力度有关。例如，嘉兴、湖州近年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外经合作和服务外包；绍兴发布了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依托块状经济、集群经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总部经济；金华2010年确定为 “现代服务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2011年义乌设立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实验区，这些平台和相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为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在促进浙江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要整合资源、挖掘潜力，优化发展布局，突破产业发展瓶颈。一方面，强化先发优势，继续发挥浙江上游城市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下游城市应充分挖掘潜力，利用政策调控手段，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1］Barrios S.，Gorg H.，Strob E.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host countr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5，49（7），pp.1761-1784.

［2］Keith E.M.，James R.M.General-equilibrium approaches to the multinational firm：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C］.NBER Working Paper，NO.8334，2001.

［3］Robert E.L.Home and host country effects of FDI［C］.NBER Working Paper，NO.9293，2002.

［4］Tuan C.，Ng L.F.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s incentives to Asian FDI in China after WTO［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4，15（4），pp.673-693.

［5］Blomstrom M.，Konan D.，Lipsey R.FDI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Japanese economy［C］.NBER Working Paper，NO.7693，2000.

［6］Dowling M.，Cheang C.T.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sia：new tests of the‘Flying Geese’model［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0，11（4），pp.443-463.

［7］Andrew B.Bernard，J.Bradford Jensen，Peter K.Schott.Survival of the Best Fit：Competition from Low Wage Countries and the（Uneven）Growth of USManufacturing Plants［C］.NBERWorking Paper，NO.9170，2002.

［8］冯春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为例 ［J］.国际贸易问题，2009，（8）.

［9］汤婧，于立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分析 ［J］.国际贸易问题，2012，（11）.

［10］赵伟，江东.O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 ［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11］唐艳.FDI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分析与评价 ［J］.财经论丛，2011，（1）.

［12］李逢春.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实证研究 ［J］.国际贸易问题，2012，（6）.

［13］杨建清，周志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J］.经济地理，2013，（4）.

［14］范欢欢，王相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 ［J］.科技管理研究，2006，（11）.

［15］潘颖，刘辉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 ［J］.统计与决策，2010，（2）.

An Em pirical Study on Ou 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 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 re Upgrad ing in Zhejiang Province——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002 to 2012

YU Jia-gen
（School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By using co-integration theory and the three indicators thatmeasur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his paper takes the panel data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2 to 2012 as research samp le f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OFDI on the industry structure upgrading.The results are：（1）the bas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es among different cities，which is above the average level in Hangzhou，Ningbo and Zhoushan but below the average level in Huzhou，Lishui，Shaoxing and Taizhou；（2）OFDI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cross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with the exception of Zhoushan where it plays an inhibitory role；（3）the promotion effect of OFDI in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stronger in Huzhou，Jiaxing，Jinhua and Shaoxin but relatively weaker in Hangzhou，Ningbo and Quzhou.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the paper proposes some strategic suggestions to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Zhejiang province，which include increasing support to the“going out”enterprises，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innov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level cities，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upper level cities continue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upgrading endeavor.

OFDI；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F830.59

A

1004-4892（2014）08-0010-06

（责任编辑：化 木）

2013-12-10

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重大招标项目（2012GXS1B001）；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LY12G02004）；宁波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建中心研究项目（NZKT201217）

俞佳根（1982-），男，浙江富阳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