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疯癫·抗争
——重新解读《简·爱》与《黄墙纸》

⊙陈欣涂超［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女性·疯癫·抗争
——重新解读《简·爱》与《黄墙纸》

⊙陈欣涂超［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简·爱》与《黄墙纸》是19世纪著名的女性哥特小说。本文通过分析两部小说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与“我”的异同，试图说明疯癫不是女性的本质，是19世纪的女性消极抵抗男权社会的一种方式，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

疯女人抵抗男权自由

一、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疯癫”作为一种特殊现象，被视为变态、非理性，而与正常秩序隔离开来。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女性与疯癫之间的联系成了文学虚构的一个惯例和建构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简·爱》与《黄墙纸》是19世纪著名的女性哥特小说，其中都涉及到了“疯女人”人物形象。在《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梅森被塑造成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她被囚禁在桑菲尔德的阁楼上，终日不见天日。从表面上看，她是一个配角，她的恐怖叫声增添了故事的悬念；她貌似疯狂的举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实际上，她的作用不仅于此。夏洛蒂·波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墙纸》被誉为是“妇女文学中一个小小的经典”。疯女人“我”是小说的一号主人公。由于患上产后忧郁症，“我”被身为医生的丈夫带进一所老房子里进行休息治疗（rest cure）。这种疗法让“我”不能写作，不能照顾自己的小孩，没有正常的社交生活。每天无事可做，唯一的消遣就是看墙纸，最终以发疯而告终。“疯狂是妇女处境的产物还是妇女的本质？疯女人是男性幻想迷恋的对象还是一种假设，一个谎言？”①本文旨在分析《简·爱》与《黄墙纸》的异同，来重新解读文学作品中女性与疯癫之间的联系。

二、《简·爱》与《黄墙纸》的相似点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这两部小说中，都有一位名叫约翰（John）的人物。对于女主角来讲，约翰都扮演了权威的父亲式的角色。在《简·爱》中，约翰·里德（John Reed）是简的表哥。他骄纵残暴，经常欺负寄居在他家中的简；同时他也是让简被关进红房间的始作俑者。在另一部小说《黄墙纸》中，约翰（John）是一名内科医生，是女主角“我”的丈夫。从表面上看，约翰对“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抱起我，亲昵地唤我小傻鹅……”②“约翰说我不能丧失体力，让我服用鳕鱼肝油以及其他各种滋补品……”③“他说我是他的挚爱，他的安慰，他的一切。求我看在他的份上好好照顾自己，要听话”④。但实际上，约翰拥有丈夫和医生的双重父权角色，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我”的生活，并没有给妻子选择的权利。“我”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卧室，没有正常的社交生活，甚至连写作的权利也被剥夺，只能私底下进行。

《简·爱》的女主角名为简（Jane），《黄墙纸》的女主角没有具体的姓名，用第一人称的“我”来替代。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写道：“‘最终我还是出来了，’我说，‘我才不管你和简（Jane）。我已经撕开了大部分的墙纸，你再也不能把我放回去了！’”⑤乍一看，此处的简指的是约翰的姐姐詹妮（Jenny）（Jenny是Jane的昵称）。从头到尾，约翰的姐姐这个角色出现过很多次，每次出场作者都用的是詹妮（Jenny）。然而在结尾处，第一次出现了简（Jane）。此处的简（Jane）或许暗指的是女主角“我”，而不是约翰的姐姐。因此，这两部小说中很重要的人物角色都叫做约翰（John）和简（Jane）。两部小说的作者则试图通过这两个相当普通的名字来暗示他们之间的性别关系在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普遍现象。

除了角色名字相似之外，两部小说的情节也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小说的女主角都有另一个自我；她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都被压抑；最终不得不借助疯癫来反抗。在《简·爱》中，从表面上来看，伯莎·梅森是一个配角，是简与罗切斯特结合的法律障碍。然而，正如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所认为的那样，关在大庄园顶楼的那个蓬头垢面、形同野兽的疯子伯莎·梅森其实就是简·爱；是简·爱内心隐蔽而疯狂的另一个自我。简在桑菲尔德庄园的时候，伯莎都作为她的替身（double）而存在。每当简感到愤怒或者压抑的时候，伯莎就出现了。伯莎所做的一切，正是简在无意识中想做的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伯莎是愤怒的简，是简的另一个自我。

在小说《黄墙纸》中，“我”因为患上产后忧郁症，被安置在一个乡间别墅的阁楼里休养。“我”便如笼中之鸟，只得把精力放在这间狭小的育儿房内。房间里的黄色壁纸吸引了“我”，渐渐地，“我”看到褪色破烂的黄墙纸图案后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站在栅栏后面使劲地摇，想爬出来。事实上，“我”看到的墙纸后面的图像不是别的女人，正是“我”自己。在19世纪末，女性被看作是依附于男性的“第二性”，受到来自于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她们没有话语权，不敢公开地反抗男权社会的权威。黄墙纸背后的女人作为“我”的替身，在“我”的帮助下，勇敢地从栅栏后逃了出来，暗喻着女性想要逃离男权社会禁锢的心声。

除了两部小说的女主角出现了另一个自我这一情节外，她们在文学、艺术上的创造性和想象力都受到了压迫，最终不得不借助疯癫来反抗。简是一个自尊、自爱、热爱艺术和阅读的女孩，但她却得不到里德家族人的喜爱。在《简·爱》的开头，就出现了这样的情节：“客厅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餐室，我溜了进去。里面有一个书架。不一会儿，我从上面拿下一本书来，特意挑插图多的，爬上窗台，缩起双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下，将红色的波纹窗帘几乎完全拉拢，把自己加倍隐蔽了起来。”⑥年幼的简非常渴求知识的甘露，然而她却把自己隐藏在窗帘的背面，仿佛她的求知欲是一件丢脸的事。有一个细节是简特意挑选了一本插图多的书，说明她不愿过多地被文字束缚，希望能自己展开联想和想象。当她偷偷看书被发现之后，她的表哥约翰说，“你没有资格动我们的书”⑦。从一开始，简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残忍地压抑了。

和简的情况类似，《黄墙纸》中的“我”被隔离在阁楼中，“被禁止任何‘工作’，直到恢复健康”。“其实我觉得适意的工作，带来刺激和新鲜感的工作，对我是件好事。可我又能怎么办呢？”⑧“我”心情苦闷，本可以写作的方式来抒发郁结，却遭到周围人的反对和禁止。“约翰告诫我不要被幻想俘虏。他说我有太强的想象力和编故事的天赋，紧张不安的情绪就会趁机控制幻想并俘虏我，我应该学会利用意志力克服幻想。”⑨“约翰过来了，我得放下笔，他不喜欢我写哪怕一个字。”⑩甚至约翰的姐姐也“认为正是写作让我得了病”⑪。在这种情况下，“我”被压抑的想象只好通过偷偷写日记来得到释放，丑陋的黄墙纸成了“我”书写的目标。最终“我”疯了，看到了黄墙纸背后隐藏的另一图画。疯癫正是“我”在男权文化中为实现自己的创造性而付出的代价。

三、失语的伯莎·梅森与“我”

夏洛蒂·勃朗特将疯女人伯莎·梅森引入文本，作为一个配角而存在。从表面上看，伯莎·梅森是一个被禁锢的边缘人物；她的作用并不大。作为罗切斯特活着的妻子，她阻碍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结合；作为一个疯女人，她增添了故事的悬念，促进了情节的发展。而实际上，夏洛蒂借此向读者——大多数是女性读者——秘密地传达她们对主流文化中性别思想既拒绝又表面遵从的矛盾态度。“笔是隐喻性的阴茎”，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中，习作在本质上被视为是男性的专属行为。屈指可数的女性作家在男性作家的夹缝中艰难地进行创作。疯女人不仅是虚构的小说人物形象，而且也是女作家自身愤怒与压抑的体现。伯莎·梅森这一疯女人形象正是初具女性自我意识的夏洛蒂·勃朗特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世界中为自己所寻找的一个突破口。这样做既能发泄自己的愤怒与压抑，又能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

尽管夏洛蒂·勃朗特将疯女人伯莎·梅森引入了文本，但夏洛蒂对她着墨不多，粗心的作者甚至不会过多地关注她的存在。简·爱眼中的伯莎酷似吸血鬼，“嘴唇又黑又肿，额头沟壑纵横，乌黑的眉毛怒竖着，两眼充满血丝”⑪。伯莎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她的故事都由旁人讲述，她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简·爱初到桑菲尔德时，听见了一阵古怪的笑声，“清晰，拘谨，悲哀”⑬，这是伯莎的首次侧面出场。简·爱目睹伯莎火烧丈夫罗切斯特，“火舌从床和四周窜出，帐幔已经起火。在火光与烟雾的包围中，罗切斯特先生伸长了身子，一动不动地躺着，睡得很熟”⑭。伯莎的弟弟梅森讲述自己被伯莎咬伤的场景，“她咬了我，罗切斯特从她手里把刀夺下来以后，她就像一头雌老虎那样撕咬着我。啊，太可怕了！而我没有料到，起初她看上去那么平静”⑮。伯莎撕破简·爱婚纱的场景也是简·爱亲眼目睹的，“她从瘦削的头上取下面纱，撕成两半，扔在地上，踩了起来”⑯。甚至连最后伯莎火烧桑菲尔德庄园并且自尽的场面也是由旅店老板来讲述的：“她站在城垛上，挥动着胳膊，大喊大叫……她个儿很大，头发又长又黑，站着时我们看到她的头发映着火光在飘动……她大叫一声，纵身跳了下去，刹那之间，她已躺在路上，粉身碎骨了。”⑰

吉尔曼是生活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美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在她创造的小说《黄墙纸》中，疯女人不再作为边缘人物和配角，而是作为小说的一号女主角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疯女人没有具体的姓名，用第一人称“我”来代替。整篇小说都是围绕“我”来进行；小说通篇讲述的都是“我”的心理活动和“我”的休养生活。不同于《简·爱》中的伯莎·梅森，读者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我”的心理活动。由于休养生活的极度无聊，“我”只能以观看黄色墙纸为乐。起初，“我”觉得墙纸“糟糕透顶”。渐渐地，“我”从墙纸里看到了一些图画，“我从未见过一张毫无生气的纸上竟能有如此丰富的内容”⑱。“我”从里面看到了“割裂的脖子”“弯腰的女人”，生活也因此增添了一些期待和盼望。最后，“我”发现墙纸在移动，里面的女人想要逃出来。“我”决定撕开墙纸，帮助墙纸里的女人和“我”自己。小说最后的结局：

我继续爬着，抬起头望见他。

“最终我还是出来了，”我说，“我才不管你和简尼，我已经自己撕开了墙纸，你再也不能把我放回去了！”

咦？我面前这个男人为什么倒了下去？可他确实倒在我前方。

以后我每次不得不从他上面爬过去。⑲

最后的结局是“我”疯了。可即使“我”疯了，“我”还在抗争，“我”也要从丈夫身上爬过去。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是相连的，权力产生话语，并通过话语所制定的法律、规则、制度而得以实现。他人在实施自己所具有的话语权力时，对于接受对象实际上是一种规训。19世纪的女性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没有任何权力，只能选择依附男性，充当“屋子里的天使”。和伯莎相比，“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伯莎自始至终都没有话语权，她的故事都由旁人讲述。“我”虽然没有享有彻底的话语权，但已经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有了抗争的意识和行动。伯莎最后的一把愤怒之火毁掉了别人也烧死了自己。不同于伯莎，“我”选择了艰难地生存下去。伊莱恩·肖瓦尔特把出现女性作家采用男性化笔名的流行做法的19世纪40年代至乔治·艾略特去世的1880年划为第一阶段，称之为“女性”（feminine）阶段；把1880年至妇女取得选举权的1920年划为第二阶段，称之为“女权”（feminist）阶段；把从1920年至今划为第三阶段，称之为“女人”（female）阶段。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夏洛蒂和吉尔曼笔下的疯女人形象自然也有所不同。她们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女作家所处的困境和对现实的反叛。

四、结论

米歇尔·福柯说过，“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帕斯卡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历史证明疯癫是人类文明的一面镜子，是人类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人在追求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疯癫，不过是对自我和他者的解构。因此，疯癫并非女性的本质；事实上，“疯女人”并没有“疯”，“疯狂”只是女性被男性贴上的标签。在男权社会中，“疯狂”只是作为“第二性”的女性进行消极抵抗的一种方式，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

①[英]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1830—1980）》，陈晓兰、杨剑锋译，兰州大学出版1998年版，第2页。

②③④⑤⑧⑨⑩⑪⑱⑲朱虹选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3年版，第75页，第78页，第79页，第91页，第69页，第74页，第72页，第75页，第74页，第91页。

⑥⑦⑪⑬⑭⑮⑯⑰Bronte Charlotte.Jane Eyre[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1，4，206，96，138，198，266，401.

[1][英]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1830—1980）[M].陈晓兰，杨剑锋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2]Gilbert Sandra and Gubar Susan.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78,3.

[3]Hoeveler Diane.Gothic Feminism: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Gender from Charlotte Smith to the Brontes[M]. 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5.

[4]Showalter 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13.

[5][美]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作者：陈欣，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与文学研究；涂超，硕士，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语言学。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by@sina.com

本文系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女性被压抑的自我——‘疯女人’文学形象的重新解读”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CWY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