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关于西方民主输出的研究综述

张云莲++李福建

摘要：我国学界对西方民主输出研究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一是民主输出的根源，包括民主输出的文化根源、自身实力与国际环境、民主输出的理论基础；二是民主输出的历史和实质，包括民主输出的历史、民主输出的目的；三是民主输出的实践，包括民主输出的模式、民主输出的策略、民主输出的后果和民主输出的走向；四是民主输出与中美关系，包括民主输出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民主输出使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我国学界对西方民主输出的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结合、重点关注美国的民主输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等特点，并呈现出进一步研究西方民主输出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关注美国重返亚太后对中国的民主输出及西方加强对中国民主输出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关系三个发展趋势。

关键词：西方民主输出；文化根源；民主输出实践；国家安全；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3-0018-08

An Overview on the Western Democracy Exporting

Research of China Academic Circles

ZHANG Yunlian1, LI Fujian2

(1.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2.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Beijing, 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western democracy exporting in China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four perspectives: first, the origin and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export including its cultural roots, the importance of states capabilities and theoretical basis; seco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objectives of democracy export; third, practices of democracy export in terms of its types, tactics, impacts and trends; fourth, the role of democracy export in SinoUS relations and its threats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China and challenges to a healthy bilateral relationship. Domestic research on Western democracy export has the following three features: it emphasiz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ocuses on democracy export of the US and employ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research. Furthermore, the literature review shows that there are three trends for furthering the research,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democracy export and Chinas ideology security, democracy export of the US since its pivot to the AsiaPacific, and Chinas response to it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Keywords:western democracy exporting; the root of culture; the practice of democracy exporting; national security; SinoUS relations

在我国，学界对西方民主输出的关注和研究始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即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民主输出上，因为“输出民主是美国外交中的永恒主题及富有战略价值的变量之一”［1］414。美国是西方民主输出的主要国家。在目前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民主输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且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四个层面的内容：民主输出的根源、民主输出的历史与实质、民主输出的实践、民主输出与中美关系。

一、民主输出的根源

（一）民主输出的文化根源

对于美国民主输出的文化根源，学界主要有如下四种观点：

1宗教使命观。罗艳华等人认为，美国表面上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教的选民意识和救世主义、清教徒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及使命感等始终是美国输出民主和对外扩张的推动力量［2］29-31。孙德立认为，美国人自视为上帝的选民，认为自己承担着把美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制度扩展到美洲以外国家的神圣使命［3］71。刘国平认为，基督教文化与生俱来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对其他文化的轻蔑与歧视观念，不愿意与其他文化平等共处，坚持用从基督教文化中衍生出来的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来支配整个世界。美国自认为是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民主制度的世界“灯塔”和“上帝的使者”，美国人在北美的伟大试验是秉承上帝的旨意，在全世界传播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以拯救世界是他们的“天定使命”［4］93-94。于歌认为，美国人所极力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看起来非常世俗，但实际上它们都起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对外输出民主的动力来源于美国人强烈的选民意识及“天命”意识，其根源是上帝和基督教的救世主义［5］。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卷

第3期张云莲,李福建:国内学界关于西方民主输出的研究综述

2强烈的种族、文化和制度优越感。罗艳华等人认为，美国人有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感，他们认为这个种族具有不可超越的能力和极强的进取性，由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延伸出的美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进步的和比较完善的，是世界上维护社会秩序并兼顾道德、公正、自由、平等、博爱的最佳政体。基于这种种族优越、文化优越和制度优越感，美国企图向全世界输出民主［2］32-35。孙德立认为，美国人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意识，宣扬优秀民族负有照顾弱小民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美国建国以来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有效维护，使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制度是维护民主制度的唯一合理政治形式和最佳政体，“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是世界上自由能给人们带来前景的活生生的例证”，这种唯我独尊的政治优越意识，使美国人习惯于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作为衡量其他国家民主或专制的标准，并企图把美国式的民主输出到他们认为“不民主”或“专制”的国家中去［3］71-72。刘国平提出，美国人与生俱来具有对自己“信仰优越”“种族优越”“制度优越”等的崇拜，他们认为自己经过数世纪的奋斗，建立了以合众国宪法为标志，能够保证民主自由的最好的最优越的政治制度，美国负有用这种民主制度把世界从“专制压迫下”拯救出来的使命［4］95。

3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罗艳华等人认为，“‘美国例外论来源于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的信念”，这使美国人认为自己负有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光明和更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更加有道德、独立、宽宏大量和民主，它是正直的榜样，世界的楷模，它将领导世界各地的人民向往美国的幸运和优势，最终采纳美国的价值观和体制［2］35-36。周琪等人认为，“美国例外论”已深植于美国人的灵魂，它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富有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6］151-152，121。王立新认为，“殖民地时美国人对自己独特身份的定位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宗教和道德优越感成为美国例外论的核心”，“不论美国例外论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也不管美国自视的道德优越感是多么荒谬，美国独一无二的思想深植于美国人的思想中，并对美国的外交行为具有复杂而深刻的影响。美国外交中与其他国家外交不同的特点，大多都能从例外论中找到渊源”［7］76，87。

4美国信念。孙德立认为，美国人拥有共同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即一整套共同的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以及民主的价值观念或信仰，这种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就是美国信念，它表现为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个人主义、法治和私有制等政治原则的坚守；在对外交往中，美国人“认为输出民主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应该积极致力于在世界上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体制”［3］72。

（二）自身实力与国际环境

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的民主输出与其自身的实力和国际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在一战之前，由于美国羽翼未丰，其对外输出民主的力度有限。一战之后，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其输出民主的步伐加快。二战之后，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和经济及军事实力的强大，使美国进一步扩大了输出民主的力度和范围。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其对外输出民主的行为公开化且力度空前强大。罗艳华等人认为，“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领袖，向全世界输出民主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冷战的结束，超强的实力后盾使得美国认为输出民主的最佳历史时机已经来临，于是向全世界推广民主成为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外交的主重要内容［2］16-17。孙德立认为，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的根基是自身实力——在实力不足时，它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当实力逐渐强大后，它就把输出民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军事强国和经济强国，霸权地位更加巩固，这使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把对外输出民主提上重要日程［3］73-74。田永琴认为，自身实力是美国民主输出的基础和保证，美国民主输出的力度与其自身实力的强弱成正比［8］。

（三）民主输出的理论基础

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民主输出的理论基础是“民主和平论”。徐崇温认为，布什民主输出战略的理论支柱是“民主和平论”。这种观点认为，在民主体制下，议会、舆论等对于拥有发动战争权力的政府具有强有力的约束与监督作用，同属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因此民主国家之间通常不会发生战争［9］28。罗艳华等人认为，“民主和平论”是美国的行动指南，是冷战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冷战后美国四届政府强化输出民主的直接理论依据”［2］165。刘建飞认为，冷战后，“民主和平论”在美国兴盛并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自然法则。美国依据“民主和平论”的逻辑，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不民主国家”两部分，认为其在海外推进民主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是非常正义的事业，为了正义事业，可以干涉他国事务。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是“非民主国家”，应该向美国学习，实现“民主化”，甚至要接受美国的“帮助”和指导，最后融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10］。

二、民主输出的历史与实质

（一）民主输出的历史

美国的民主输出由来已久。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研究美国民主输出的总体发展历史。如罗艳华等人在《美国输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分析了美国民主输出的早期实践，以及美国冷战时期、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民主输出实践和民主输出政策等。刘国平在《美国民主制度输出》一书中主要探讨了冷战后的美国民主输出。夏禹等人在《战后美国全球民主输出战略透视》一文中探讨了二战以来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民主改造、对东欧和中亚地区的民主输出、对中东地区民主进程的干预、对拉美的民主移植［11］33-34。二是研究美国在个别国家或地区输出民主的情况。如刘卫东在《美国民主输出的困境——以美国在海地推广民主的实践为例》一文中以美国在海地输出民主的历史来分析美国民主输出面临的难以避开的困境［12］28-32。

（二）民主输出的目的

对于美国民主输出的目的，学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1实现国家利益和追求霸权。门洪华认为，“美国输出民主的最根本目的是实现其国家利益，这一点美国的决策者并不讳言。在外交实践中，美国维护的是现实利益而非抽象的原则”。正因为如此，美国根据战略意义和经济利益的相关性，对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标准和采用不同的输出策略［1］415。孙德立认为，“在理想主义的言辞之外不难发现，支撑美国输出民主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对现实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追求”，“称霸世界的梦想和野心，是美国输出民主的强大动力”，“输出民主还是美国奉行强权政治的方便借口”［3］72-73。马跃等人认为，“美国主流白人文化中有深厚的输出民主的思想根源，但美国输出民主的根本目的还是去追求其国家利益”［13］。罗艳华等人认为，“即使打着‘输出正义的旗号，美国也无法掩盖在输出自由民主的幌子下的利益扩张”，“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驱动是其输出民主的主要动因”［2］36-37。王立新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和民主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人文化传统中的民族主义观念和自由主义信仰决定了美国独特的国家利益观，即把促进自由与民主这一意识形态目标和道德追求作为其国家利益的一部分。”［7］188-189侯惠勤等人认为，西方输出民主人权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和垄断资本对世界的统治［14］9。罗艳华等人认为，“9·11”事件使美国人认为自身安全与在其他国家支持自由和民主密切相关，缺乏自由和民主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美国应该大力向其他国家输出民主，完善其他国家的制度，这样才能消除对美国本土安全形成威胁的根源［2］300。颜旭等人认为，“‘民主输出的本质是新殖民主义”。虽然新殖民主义不是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而是表现出一些与时代同步的“文明色彩”，也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但其只不过是旧殖民主义的改头换面，维护和拓展的同样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15］。

2追求美国理想主义梦想。刘国平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美国化，是要把美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和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把世界变成“美国村”。在其民主输出的整体战略中，经济制度输出是为了主宰世界市场，政治制度输出是为了主导世界秩序，思想文化输出是为了控制人的心灵，宗教输出是为了获得强大持久的力量［4］93，104-124。王晓德认为，冷战后美国输出民主是试图把一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观统一起来，以实现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16］416。门洪华指出，美国学界有一些人认为，美国需要在全球继续推进民主，以使建立在美国人文理念上的民主制度遍及全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21世纪的“美国世纪”目标，才能建立起时代的新秩序［1］419。

三、民主输出的实践

（一）民主输出的模式

对于美国民主输出模式，门洪华认为主要有如下三种模式：

1示范性模式。美国在建国之初，因为实力有限，其对外民主输出常采用此模式，即强调其制度的榜样力量。

2强制性模式。美国民主输出的强制性模式有三种：一是通过占领和逐步放权，在占领国建立与美国相同的体制，如对菲律宾；二是直接入侵，如对巴拿马；三是恐吓，如对尼加拉瓜。这是美国输出民主比较极端的三种方式。事实上，美国在其他地方采取的方式只不过是这些极端方式的变种而已。

3渗透性模式。它不是通过领土占领而是依靠间接手段输出民主。一战以来，美国采用新殖民主义，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组建军事集团、扶持代理人、控制国际机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等方式进行扩张，同时加紧文化渗透，试图从思想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控制和统治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美国的民主输出中，三种模式经常被交替使用或混合使用［1］416-418。

（二）民主输出的策略

美国民主输出采用的策略，是我国学界探讨的热点。学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研究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的手段。罗艳华等人认为，美国政府动用了包括政府官员、私营企业和非政府团体等一切力量，采用一切可用的方法来努力实现其扩展民主的目标。克林顿政府强化和拓展输出民主的手段措施包括经济手段、军事干涉、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合作和发挥国际机制的作用、开展公共外交等。小布什政府输出民主采用的方法包括军事打击、经济制裁、政治威胁、“颜色”革命等，并把整体推进与突出重点结合，把和平渗透与侧重武力输出结合，目标更大，手段更多，方式方法更具强制性和单边性。其中，推动“政权更迭”是最突出的手段［2］257-264，330。赵建明认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是采用“政权改变”的政策和方法来输出民主的［17］。徐崇温认为，小布什民主输出战略的主要手段有：一是由非政府组织与目标国的反对派建立联系；二是派专家访问目标国，找出社会问题中最尖锐的矛盾以及能够将这些矛盾加以政治化的社会群体，形成和组建反对派；三是培训目标国的反对派代表以使他们回国后能够创建“抵抗”组织网络；四是关注目标国的媒体并物色对象，使它们成为煽动群众抵制和反抗政府举措、制造政治危机乃致大规模动乱的工具；五是在目标国组织街头政治，推动政权更迭［9］27。刘国平认为，美国输出民主的手段包括：军事占领或武力干涉；外交手段；文化外交；传教活动［4］208，105-124。阚道远认为，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美国输出民主并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战略工具，也是美国“巧权力”运用的核心内容［18］。周琪等人认为，人权外交是冷战后美国输出民主的手段［6］406。张中云认为，冷战后，“‘街头政治越来越成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改变国际政治格局和进行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19］。王公龙认为，政治、文化、学术、舆论和宗教等是美国对华民主输出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途径来宣扬普世价值观、推行西方理论、开展文化渗透、进行舆论引导和宗教渗透等［20］84-85。

2研究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的地区策略。罗艳华等人指出，克林顿时期的民主输出，视不同的地区采用不同的策略：在东欧地区扩大“民主大家庭”；在俄罗斯确保“民主派”掌权；在拉美地区巩固西半球民主体制；在亚太地区通过接触和施压输出民主；在非洲地区采用灵活务实的手段输出民主；对所谓“无赖国家”进行制裁打击，促使政权更迭。小布什政府输出民主的措施与行动有：借反恐在阿富汗搞民主试验；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向伊拉克输出民主；联合西方民主国家整体推动“大中东计划”；在东欧和中亚制造“颜色革命”，扶持亲美势力上台；通过“变革外交”向世界各地推销民主；对所谓“暴政前哨”国家打压促变［2］264-292，330-354。

3研究民主输出中非国家行为体的情况。霍淑红认为，冷战后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民主援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推动了中东欧国家的民主进程［21］。李凯认为，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民主输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22］。

（三）民主输出的后果与困境

学界认为，美国在全球的民主输出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并面临困境。

1民主输出造成了严重后果。罗艳华等人认为，美国民主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预期目标，但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一是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造成负面影响；二是对美国自身的安全和形象造成严重影响；三是给输出对象国带来负面影响；四是对大国关系造成影响［2］357-386。刘国平认为，美国民主输出不仅影响大国关系、破坏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还影响全球化进程［4］214-269。李翠亭认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输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一是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二是突尼斯的全面幻灭；三是叙利亚变成中东政治动荡的“重灾区”；四是埃及危机不断加深［23］。马方方认为，美国对华民主输出威胁到中国经济主权的安全［24］。侯惠勤等人认为，“民主人权输出”的实质是西方的经济与金融掠夺，它强化了西方国家的军事存在，导致政治混乱、民族仇恨和国家动荡［14］11。

2民主输出的困境。罗艳华等人认为，美国民主输出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一是输出民主存在的固有悖论；二是输出民主的风险；三是输出对象国的抵制；四是输出民主的代价［2］386-396。王晓德认为，美国民主输出面临着以下困境：一是无法摆脱现实利益的制约，在执行过程中只能成为实现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战略利益的一种工具，所以收效甚微，其结果与宣称的目标相差甚远；二是民主输出这一战略本身就包含着难以解释的诸多悖论，其做法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中更不可能畅通无阻，它带给世界的是新的不稳定因素，成为国际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16］431-446。刘卫东认为，美国输出民主遭遇的困境有：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相冲突；强加民主带来的违愿回应；“空壳”民主导致投入低效；民选和独裁政府对美国政策的不定难题［12］30-31。谢先泽认为，美国输出民主常常采用非民主的手段，其结果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加剧，“非民主国家”民众的不满、抗议与抵制不断，使美国的民主输出面临困境［25］。夏禹等人认为，美国对自己价值观的盲目尊崇、对自身民主制度局限性的认知不足、对输入国历史与现实的违背，使美国的民主输出面临事与愿违的困境［11］34-35。张建成认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殊性，并不具有真正的普世价值；美国不顾现实中的差异，用反民主的方式强力输出民主，必然要出现对抗力量，使自己陷入困境［26］。林超认为，美国在伊拉克输出民主，导致宗教冲突和种族冲突不断，这为外部势力渗透提供了条件，一些基地组织成员与伊拉克境内的反美势力汇合，不断制造事端，严重破坏了伊拉克的重建进程，使美国的民主输出陷入困境［27］。

（四）民主输出的走向

对美国民主输出的走向问题，学界有以下两种观点：

1输出民主的目标不会改变，但方式方法会有所改变。罗艳华等人认为，奥巴马政府仍会继续奉行输出民主的政策，但鉴于经济形势及历史与现实状况，输出民主的策略和手段会有很大调整，如以重塑国家形象为目标，相对低调地处理对外关系，强调合作与多边主义，用一种全新的、柔性的、实在的方式，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对外宣传、“颜色革命”等非暴力手段（即“巧权力”）来输出民主，必要时甚至可以让民主的目标退居二线，以实现更紧迫、更现实的国家利益，尽快重振美国实力［2］409，417。

2输出民主的前景对美国而言并不乐观。刘国平认为，美国民主输出的前景不容乐观：一是难以实现的梦；二是威胁和平与发展的危险后果；三是孕育着新的社会变革和新的力量组合［4］298-337。在小布什当政时期，我国学者孙晋忠认为，当时美国的民主输出将面临种种挑战，美国会在进行策略调整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这一政策，中东和中亚地区仍是其民主输出的重点地区，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28］。

四、民主输出与中美关系

（一）民主输出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民主输出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罗艳华等人认为，美国民主输出对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对中国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影响中国统一进程；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影响中国国际形象［2］382-386。王公龙认为，美国对华民主输出的企图是西化和分化中国，直接目标是挑战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威胁到中国意识形态安全［20］85。张骥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输出对中国产生了三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外部环境受到影响；二是内部政治社会稳定受到影响；三是国家统一受到影响［29］241-242。郭锐敏认为，美国把民主输出与人权紧密结合，借民主和人权之名对中国进行遏制，破坏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30］。

（二）民主输出使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美国民主输出使中美关系面临考验，也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周琪等人认为，当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主导地位时，中美关系就会紧张或对抗；当现实利益的考虑占上风时，中美关系就会改善、合作和加强。这使中美关系处于起伏和两面性之中［6］589。刘国平认为，制约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有制度考量、共同利益和实力对比三大因素。在未来，美国企图改变中国性质、向中国输出民主的最终战略目标是不会改变的，“遏制”加“接触”将成为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政策。“遏制”的做法有：炒作“中国威胁论”，以孤立中国；进行“冷战”部署，对中国进行围堵；在人权、政治制度上“妖魔化”中国，以网罗和支持反华势力［4］286-297。王立新认为，“中美交往中一个值得瞩目的关系模式，就是美国试图改变中国而中国抗拒这种改变，由此引发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远比利益冲突更加剧烈和持久”［7］394。王公龙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中美力量差距的日益缩小，美国在战略上防范和牵制中国的力度还可能进一步加大，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和较量还会更趋激烈”［20］85。张骥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输出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一是提升“推进民主”的地位将刺激美国新保守派的反华倾向；二是“结束暴政”政策会使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面临艰难的选择［29］241-242。

五、结论与趋势

从总体上看，我国学界对西方民主输出的研究，特别是对美国民主输出的研究较多，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研究的问题涉及到民主输出的诸多方面，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不仅为我国构建国际政治的整体研究体系提供了新视角，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新素材，对我国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同时，从实践层面看，一方面，民主输出研究为我们认清本国国情、稳步推进民主化进程和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以及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防范西方和平演变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另一方面，关于西方民主输出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和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需要注意的实践问题的提醒和警示。

（一）研究特点

1.理论与实践结合。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都涉及到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国内学界对西方民主输出问题的研究，不仅对其文化根源、理论基础等进行了理论探讨，而且对大量的西方民主输出实践进行了分析。因此，我国的西方民主输出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目前，西方民主输出已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巨大挑战，应对这种挑战并解决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就成为我国西方民主输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2.重点关注美国的民主输出。目前，学界对西方民主输出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美国。从西方民主输出的实践看，美国是西方民主输出的主要国家，并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民主输出战略，其在全球的民主输出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美国自身和世界和平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学界对美国民主输出的研究，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有大量的实践案例研究和对未来走向的分析。

3.多学科交叉研究。国际政治研究方面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学者都是西方民主输出研究的主体，他们的研究内容各有侧重。国际政治研究方面的学者主要是系统研究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理论与实践，或把民主输出作为系统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进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学者主要侧重分析美国的民主输出策略，并联系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或安全问题进行对策分析。反映到研究方法上，西方民主输出研究既彰显了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注意结合历史学、文化学和信息传播学等学科的方法，从而体现出学科交叉、互补的特点。

（二）存在问题

由于我国对西方民主输出研究的历史不长，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西方民主输出不仅涉及到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涉及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对外战略，需要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这使该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难度。虽然目前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但多数学者仍坚持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很难把多学科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民主输出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从总体上看，对西方民主输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而对西方其他国家的民主输出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因此，对西方民主输出的研究还需要从多角度进一步加强。

（三）发展趋势

西方民主输出缘于其文化根源、国家利益和软硬实力及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之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民主输出作为其国家利益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权力之争的工具，其演变和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它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也将是长期的。就其未来发展而言，国内学界对西方民主输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大趋势：

1.关注西方民主输出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对西方民主输出的研究，不仅在于丰富我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视角，还在于要通过研究来指导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整体策略构建。可以预测，今后一个时期，学界在继续对西方民主输出进行研究的同时，将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西方民主输出实践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尤其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策略方面。同时，也会进一步关注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

2.关注美国重返亚太后对中国的民主输出策略。美国重返亚太，其目标指向无疑是中国。从美国把对外输出民主作为其国家战略和打击潜在对手的角度看，从美国一直持有的冷战思维看，美国会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民主输出的力度。因此，对美国亚太战略中如何实施针对中国的民主输出，如何运用冷战思维来构建其民主输出策略和遏制中国发展，将是学界未来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3.关注西方加强对中国民主输出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关系。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建设，还需要良好的国际大环境。在可预测的未来，研究西方加强对中国民主输出背景下的中国国际地位和外交策略，研究西方加强对中国民主输出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中国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等，将成为我国学界研究西方民主输出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门洪华.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4(5)：414-420.

［2］罗艳华，刘金质，孙德立，等.美国输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3］孙德立.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根源探析［J］.求实，2008(2):71-74.

［4］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

［6］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田永琴.浅析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的原因［J］.黑河学刊，2011,161(1):70-72.

［9］徐崇温.布什的民主输出战略［J］.红旗文稿，2005(14):27-30.

［10］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7-128.

［11］夏禹，夏百玲.战后美国全球民主输出战略透视［J］.理论探讨，2009, 148(3):32-35.

［12］刘卫东.美国民主输出的困境——以美国在海地推广民主的实践为例［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9(1): 28-33.

［13］马跃，曹雪梅.论美国民主输出战略［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30(3): 40-43.

［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方“民主人权输出”的背后［J］.红旗文稿，2012(10):8-11.

［15］颜旭,陈晓静.认清西方“民主输出”的实质［J］.党建，2012(5):27-29.

［16］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17］赵建明.试析布什政府的“政权改变”政策［J］.现代国际关系，2006(5): 7-11.

［18］阚道远.美国民主输出的信息化战略及其应对策略［J］.党政论坛，2011(7):46-48.

［19］张中云.要重视“街头政治”的效应［J］.高校理论战线，2005(5):62-63.

［20］王公龙.美国对华民主输出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设［J］.科学社会主义，2013(5):85-87.

［21］霍淑红.冷战后美国私人基金会对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援助解析［J］.国际论坛，2013(3):38-42.

［22］李凯.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交易成本分析［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1(1):19-22.

［23］李翠亭.“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兼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输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1):115-120.

［24］马方方.美国对华民主输出战略对中国经济主权安全的影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1):84-89.

［25］谢先泽.美国“输出民主”的文化透视［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2(3):47-51.

［26］张建成.“美式民主”输出的普世价值质疑——兼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原则［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6）：116-121.

［27］林超.美国对伊拉克民主输出困境与“利益集团耦合度”概念的提出［J］.学理论，2010(28):36-39.

［28］孙晋忠.布什的民主输出还能走多远［J］.瞭望新闻周刊，2005(31):52-53.

［29］张骥.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0］郭锐敏.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民主输出的特点及影响［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24(1):36-39.

收稿日期：2014-04-17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的建设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2012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