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坚守与策略——古原小说创作的民族文化审美追求

⊙马金龙[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继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的变化及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职是之故，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表现出顺应与积极参与的态度。在文学上，突出表现为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怀与深刻思考。在此语境下，西海固回族作家古原，在其小说创作中呈现出一种既坚守又不失开放的文化策略。这种文化策略在其小说创作中突出地表现为典型的回族话结合当地方言俗语的语言表达，以及运用讲故事述文化的手段，诠释了其文学创作中鲜明的民族文化审美追求。

一、语言——文化的符码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①。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不同民族历史的积淀，造就了不同的语言。语言的沟通功能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它的符码功能。“读小说主要不是读语言，但首先是读语言。语言才是作品中无所不在、处处充溢的成分，构成文体中基调性的、细密的审美信息量”②，所以，在文学表达中，尤其是小说创作中，用什么样的语言来书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家独特的审美追求。

古原的小说语言总是给人一种平实而不平庸，充满诗意而生活化的美感，这主要是因为，古原采用典型的回族话结合当地方言俗语作为其语言的表达方式。通览古原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回族语混合着当地的方言俗语的表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原生态地呈现回族在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用语；第二，小说中人物姓名很多用经名而不是汉姓姓名；第三，小说中无论人物语言还是描写环境的语言，都具有浓郁的西北方言特色。

回族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又因长期学习汉语的历史背景，回族话中保留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汉语口语，这种表达在古原的小说中俯拾即是。如“讨白”“换水”（《绿苜蓿》）；“耶梯目”“杜哇”“口唤”“汤瓶”“主麻”（《白盖头》）；“乃玛孜”“泰斯比哈”（《童谣》）；“沙目”“阿卜达子”（《大庄》）；“进教”“满拉”（《老家的阳光》）；“尔林”“月斋”（《遥远的草地》）；“塞瓦布”“克尔白”（《冬季的日头》）；“古尔巴尼”（《老人和羊》）；“尔买里”“者那则”（《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开经”“台拉维哈”“格德尔夜”（《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等。这种掺杂着众多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口语表达，在西北回民聚居区，尤其在农村是很常见的，而古原在其小说中以原生态方式呈现，不仅使小说贴近生活，更使作品内容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历史的厚重感。

回族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出生时都会请阿訇诵《古兰经》给新生儿起一个经典上的名字，即经名。同样，在每一个穆斯林去世时，阿訇在主持送葬仪式时，都会问到或提及亡人的经名。经名对于每一个回民，从出生到入土，意义是极其特殊的。可以说，经名是回族十分典型的文化符号之一。在古原的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很多是回族典型的经名，比如说：“伊黑牙”“赛里木”（《白盖头》）；“卖苏”（《童谣》）；“尔根”“哈根”（《冬季的日头》）；“伊斯哈”（《老人和羊》）等。这种人物姓名用经名的表达，不仅突出了小说的回族文学独特性特征，更给人以地道的回族文化感受。

在地理位置上，西海固地处中国的西北地区，深受西北方言的影响，所以，回族的口语中有很明显的西北方言特色，如叠音词、俗语以及人物称谓，这在古原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叠音词如：“白花花”“扑棱棱”（《绿苜蓿》）；“黄灿灿”“慢慢腾腾”（《白盖头》）；“推天天”、“电影影”（《童谣》）等。方言俗语有：“拐”“胡基”（《绿苜蓿》）；“圪蹴”（《白盖头》）；“鞭杆”“鼻拉涎水”（《童谣》）；“四周八下”“心疼”（《大庄》）；“尔格”（《老家的阳光》） 等；人物称谓有：“巴巴”“他大”（《绿苜蓿》）；“外爷爷”（《大庄》）等。这种鲜明的西北方言特色的语言表达，不仅给人一种十分接地气的西北文化感受，同时叠音词为作品平添了一抹温情，使整个作品内容饱满且真切。

在文学批评中，“文学性”向来是评定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所谓“文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学语言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古原的小说创作，采用西海固当地的回民语言表现当地回民的日常生活，使语言和要表达的内容达到了较高的统一，所以他的作品读起来民族文化感十足，给人一种别样的美感。在其小说创作的语言表达中，不仅还原了语言原生态的语境，而且以这种带有浓郁的回族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打入汉语文学圈，不仅体现了对回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和笃定的坚守，同时体现了一种豁达开放的态度。

二、讲故事的人

韦勒克在其《文学理论》中说：“一部文学作品的‘材料’，在一个层次上是语言，在另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行为经验，在又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思想和态度。”③这句话启示我们，看小说不仅要看小说的语言，还要通过小说中人物所经历的事件看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审美性和魅力是通过三者的复调式的联系体现出来的。古原的小说创作，采用讲故事的手法，讲故事述文化，不仅叙述了现代文明与乡土社会的矛盾，而且呈现了众多回族在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习俗。通过小说中人物对不同事物的看法和处理，为读者展现了回族人特有的处世哲学和思想，更深一层次地为读者呈现了回族文化的内涵。

面对经济大发展对回族乡土社会的冲击以及造成的民族心理结构的嬗变，古原的小说中均以故事的方式自然呈现这种变化，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作者淡淡的忧虑。《大庄》《麦捆》《窑庄》《回到河西》讲述了年轻一代向往城市生活，离开农村，然而在情感的认同上，他们对乡土社会仍抱有留恋，在他们身上深刻地体现了传统乡土社会同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隔阂。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古兰经》中规定了回族穆斯林的六大信仰和五大功课，六大信仰分别是：信真主、信经典、信天使、信使者、信末日、信前定；五大功课是念、礼、斋、课、朝。这些教规是回族文化最根本的体现。回族穆斯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以此为本源。这些都在古原的小说中以故事的形式，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斋月河斋月以后的故事》《绿苜蓿》等。

《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由兰风奎阿訇去给亲人上坟展开，回忆其爷爷、奶奶、父亲相继离开人世，母亲针香年纪轻轻守寡，期间又独自承受丧子之痛，含辛茹苦把小儿子拉扯成人的故事。文中“这一天，白胡子阿訇赛金贵来了，他坐在房里的椅子上说，无常是真主的口唤到了，没接到口唤的人还要好好地活着，路走到头了就脱离了，没走到头还要抬头继续走。”④体现了“信真主”“信前定”的信仰观念。

《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讲述了伊斯兰教斋月期间，满拉杨师给帘帘家开经念《古兰经》，帘帘对杨师萌生爱意，然而又阴差阳错地没有在一起的爱情故事。文中处处无不体现了回族“念”“斋”和“信经典”“信前定”的信仰观念。

《绿苜蓿》讲了公社时期，因为母亲想做一回浆水面给父亲和我们吃，我和姐姐去偷生产队的苜蓿，被看管人六十子发现遭打跑回，姐姐因受惊吓肺炸而亡。文中父亲的态度，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传统的回族人关于生死的问题，认主独一，一切都是安拉定夺的宗教观念。文明教会人类以“杀人偿命”冤冤相报的观念处事，然而宗教信仰却给予我们以更宽广更豁达的心境去看待事物。

从古原的故事中，每一篇都原生态地呈现了传统回族人的日常生活，彰显了传统的回族文化。如《白盖头》讲述了河州奶奶因痛失小孙子赛里木而回麦地湾散心，遇到伊黑牙，想起小孙子赛里木，希望带他走出大山去读书，改变贫苦的命运；《山顶上的积雪》讲述了黑女子一心想上学，但父亲为了能搬到川道去给她筹集学费，答应把黑女子许配给腿有毛病的喜喜子，黑女子离家出走，最后死在积满白雪的山顶的故事。最后“黑大庄清真寺的老阿訇也说，我娃好好念，经书一理，都是教育人的”⑤。古原不是一味地讲故事说文化，他对回族文化和历史抱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也采取了积极学习汉文化的一种开放的文化策略。

三、结语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全球化与本土化互动的必然结果，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⑥依此来看，古原小说创作的价值，不仅仅是回族文化的一种呈现，更是一种加强民族文化自主能力的实践。

①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9页。

② 胡平：《叙述的盛宴·语言的危机》，《小说选刊·声音》2007年第11期。

③[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④⑤ 古原：《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第108页。

⑥ 杨怀中：《儒学与伊斯兰文明结合的现代意义》，《回族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