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辛：穷尽一生为“左联”

秋石

姚辛在“左联”这片富矿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了55个年头，为史学界捧出了厚厚两大本史料巨著：1994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58万字的《左联词典》，1999年同样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有着上千幅图文并茂的《左联画史》。在这之后的2006年，同样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达100万字的《左联史》巨著。其中，《左联词典》由原“左联”领导人夏衍先生作序，《左联画史》，则由一直关注并给以他热忱帮助的“左联”老战士、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夏征农撰序。而后一书《左联史》出版时，夏征农同志业已逝世，但他在生前就已经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并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姚辛生前用多年心血凝就的最后一本“左联”研究专著——专文论述55位活到新中国的“左联”成员踪迹的《左联之鹰》一书，于其逝世五个月后，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

姚辛出生于1934年，他是一个孤儿，在随后不久的全民抗战的战乱中，他失去了双亲。但他又是幸运的，失去双亲的姚辛在战时重庆保育院里接受了进步文学的启蒙。其时的重庆保育院院长，正是他后来痴迷于“左联”研究时给他以很大帮助的聂绀弩夫人周颖。他的另一位老师，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千家万户熟知的红色电影《我的一家》的作者陶承。而革命妈妈陶承的小儿子，则是与“左联”五烈士一起英勇就义的年轻共产党人欧阳立安。正是在这样一种浓浓的左翼先进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少年时代的姚辛耳濡目染，循序渐进地熟悉了鲁迅、瞿秋白、茅盾、郁达夫、丁玲、夏衍、田汉等左翼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并视他们为自己的人生楷模。他尤其崇拜鲁迅、瞿秋白，以及苏联的高尔基，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他们的作品。他的不算太高的文化程度，就是在保育院里由陶承妈妈等人手把手地，一笔一划地打下的基础。

1955年，姚辛从上海公安总队复员，来到毗邻的浙江省嘉兴市的一所中学作语文教员。在那里，他开始涉足“左联”研究。这一年的6月18日，在“左联”核心盟员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20周年的纪念日子，姚辛在《杭州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瞿秋白是这样理解高尔基的》的纪实纪念专稿。1956年、1957年他两次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自费赴京拜访仍健在的“左联”盟员，广泛收集“左联”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写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1957年全国自上而下开展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反右运动中，因他对校长斥他的不务正业提出反批评，又因他对已被打入大牢两年的新中国文艺界头号反革命分子胡风持有不同看法，被视作另类，从而进入了右派边缘分子的行列（“中右”），被迫离开了学校，下放工厂做临时工。他一边打工一边研究，并开始了后来定名为《左联词典》的那部书的写作……

二

随着“左联”盟友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人世，无数重要史料也相继被埋入地下，“左联”盟员究竟有多少？竟然谁也说不清楚。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及文学词典对此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连《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的经典史著，其所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词条，也被含糊其辞地写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考虑到健在的“左联”盟员越来越少，中断“左联”研究多年的姚辛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新长征：自费到全国各地寻访那些健在的“左联”盟员。仅就环境氛围较为宽松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十多年间，姚辛先后访问了90多位“左联”盟员，还与先期逝世的40余位“左联”盟员的亲属，以及臧克家、杜宣、蔡若虹等与“左联”关系有过密切交往的30年代著名作家艺术家进行访谈印证。而到了2000年3月2日“左联”诞生七十周年时，幸存于世的也就10来个人。有的，是在即将离世前的病榻上与他会的面。著名老作家，历史上备受鲁迅、毛泽东两位伟人关怀、重视的老作家丁玲，就是在北京医院的病室里与他会的面。会面后不多日，丁玲就告别了人世。姚辛每每与人谈及这些，就会唏嘘不已。

为了写《左联史》，姚辛跑了无数个图书馆、档案馆、民政局、党史办，以及各级政协文史委、文联、作协、地方志机构等，查找的资料不计其数。发现一点线索，他都要尽可能地去实地考察了解。有一次，他了解到有一位名叫伍石夫的“左联”盟员，早在1939年死于抗日战争。为掌握更多信息，他专门到烈士的家乡四川仁寿县寻访遗迹。可当地文化部门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姚辛几经查访，最后在当地民政部门的烈士花名册上找到了伍石夫的名字，然后又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赶到烈士的家乡，为烈士曾经生活过的家屋拍了照。经过姚辛的一次次寻访，一大批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左联”盟员的名字重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左联”盟员王志之，在所有盟员中，有着极其显赫的经历：1927年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1931年加入“左联”，1933年又在华北前线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1932年11月鲁迅来北平省亲时，是他邀请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再论“第三种人”》，1933年4月23日由其代表北平“左联”在北海公园玉龙亭主持召开有著名学者朱自清、郑振铎、范文澜等人出席的文艺茶话会。在1936年国民党御用工具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发布的 “查禁反动刊物《新认识》等29种”P223号通告中，他的《鲁迅印象记》与《租妻》两书忝列其中。王志之老人手中掌握着大量鲜为人知的极为珍贵的北方“左联”史料，这一点十分重要。抢救、整理迫在眉睫。在北京的一次访问“左联”老人时，姚辛及时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几经周折，姚辛打听到他在吉林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踪迹，于是就连夜坐车北上赶了过去。就在姚辛和他会面不久，85岁的王志之老人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睛。然而，正是有关王志之的词条，进一步丰富了《左联词典》的内容，让人们见著了“右派”分子王志之背后光彩夺目的一生。

又如被称为“创造社的小伙计”，1928年中国革命危难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邱韵铎，是1932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出席者与发起人之一。美国著名作家杰克· 伦敦的许多作品都是经过他手中的笔翻译并传入中国的。他还是四年后中国文艺家协会 的发起筹备人之一。到了20世纪80年代，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也已经遗忘了他的名字。其时的姚辛仅仅凭着浏览过的一家四川报纸的文章，顶着近四十度的高温烈日来到重庆。又是历经百般周折，姚辛终于见到了一位知悉邱韵铎情况的长者。不料，当姚辛兴冲冲地赶到这位长者面前时，这位老人喟然一声长叹，告知他邱韵铎已经不在人世了。颇有点儿失望的姚辛却并不罢休，在重庆当地展开了新一轮的反复查寻。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姚辛喜出望外地发现：邱韵铎尚在人世间。他之所以被人们遗忘，只是因了他年事已高，不但疾病缠身，而且还伴有精神分裂症……从其亲人邻居的口中，姚辛进一步了解到：尽管伴有精神分裂，可每日清晨时分，邱韵铎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清醒的。于是，接连好几天，姚辛一早赶到邱韵铎的家中，紧紧抓住这一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愣是从邱韵铎的口中断断续续地记录下不少的珍贵资料。

左联盟员的兄弟盟员韩劲夫、韩巴夫是流传在当时左翼文坛的佳话。时至20世纪80年代，哥哥劲夫已经去世，弟弟巴夫不知所踪。姚辛多方寻访，北上南下，终于在四川隆昌县找到了巴夫。然而，当姚辛乍一见巴夫时，他不禁惊呆了：昔日英姿勃发的左翼青年作家，如今神情木讷，语无伦次。可一听姚辛谈起“左联”，老人混浊的双眼突然明亮了起来，良久，一颗泪珠滚落了下来……后来，在姚辛的奔走下，通过仍然担负着领导职务同为当年“左联”盟员的川籍著名作家艾芜，最终落实了巴夫的生活待遇。他为“左联”老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奔走呼吁，并为之解困。

寻访中，姚辛还澄清了许多有关“左联”的历史误会。为了澄清是否曾有“湖南左联作家群”，他借钱赶往湖南，冒着三九严寒，翻山越岭，深入到洞庭湖北岸的安乡县遍访有关人士，终于从源头上澄清并否定了所谓历史上存在过的“湖南左联”及“湖南左联负责人曾白原”的这一说辞。

三

姚辛北上南下四处寻访“左联”盟友，核实“左联”史料，撰写《左联词典》及其他专著，可这需要时间。他是工厂的工人，不上班哪来工资？再者，北上南下寻访的车旅费、资料费又由谁来承担？“文革”末期，他去北京图书馆查寻资料及寻访“左联”盟友，晚上住入几角钱一宿的浴池。有时连这简易浴池也住不起，只得去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条椅上过夜，半夜被巡查的人赶出来是常事。他去上海景云里探访鲁迅的旧居时，还被当作“坏人”给扭送到派出所。但所有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以及时不时蒙受的误解与莫名的羞辱。都没有使他这位执拗的“左联”信徒气馁半分。

20世纪70年代初，年届38岁的姚辛结婚了，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年轻的妻子正是冲着他这股子执拗劲来的。然而，姚辛为了“左联”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年四季难得有那么几天在家。即使在家，也是埋头整理、抄写他外出寻访带回的那些资料。不仅如此，他还债台高筑……生活过不下去了。1980年，妻子向他提出了离婚。离婚后，女方把一个才八岁的幼儿扔给了他，净身出了门。说是“净身”，租屋内早已家徒四壁。

然而，姚辛并没有被这个人生最痛苦的“家破”妻离而击倒，依然痴迷于他的“左联”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姚辛终于完成了总字数达90万字的《左联词典》。书稿完成后，姚辛又开始为出版问题四处奔波：到上海、北京等地请名家鉴定。原文化部副部长，“左联”老战士陈荒煤等名家对他的书稿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并向一些出版社作了郑重推荐。但是出版社惧怕赔钱，不愿出版此类学术书籍。就在此时，1986年，姚辛因请假修改书稿逾期，工厂停发了他的工资，著书难为稻粱谋。

不久，峰回路转。在《光明日报》向社会呼吁下，《左联词典》的出版命运出现了转机，远在广东省江门市的城建局为他提供了5万元的资助。光明日报出版社也为他网开一面，将出版费用压了又压，终于，在1994年的岁末，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姚辛编著的《左联辞典》。全书58万字，书仅目录就达135页之多，包含了方方面面，堪称“左联”的大百科全书。

《左联词典》出版四年后，历经十余年在全国三十多座城市的奔波寻访的第二部书稿《左联画史》终于杀了青。但此时他又遇到了出版经费的困难。然而，这一次他遇到了学术生涯中的“贵人”：“左联”老战士、年届九旬又四高龄的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夏征农同志不但为他的这部书撰写了序言，而且还帮助他落实了出版资金……1999年12月，抢在新千年的曙光来临之前，《左联画史》又是由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当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到来之时，3月2日，上海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左联”成立70周年的活动。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作协联合主办的纪念大会和随后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一大本装帧精美、图文并荗内涵丰富的大型画册《左联画史》，成为了此次系列纪念活动的一大亮点，受到了600多位与会者的高度评价。此时的姚辛因不慎腿部骨折坐在一部轮椅上，不停地为团团围在他身边的作家、学者、“左联”崇敬者们签名并合影。

《左联画史》出版以后，姚辛复又投入了《左联史》的未完成部分的寻访与写作工作。实际上，《左联史》的写作从1980年就开始了。为写《左联史》，姚辛先后访问了近百位“左联”盟员。然而，到2000年“左联”成立70周年的时候，留在世上的“左联”盟员仅剩下10来位了。我们不能不为姚辛的这一抢救工程，以及他的献身精神为之深深感动、自豪。

当百万字的《左联史》完成后，再次遇到了出版问题。然而，山穷水尽处，突然柳暗花明：浙江省社科联设立了出版资助基金，记者出身的省社联副主席连晓鸣听说了姚辛的辛酸而又动人的故事，感慨万千之余，迅速将该书列入2005年的资助项目。

学者、时任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人王锡荣在为《左联史》所撰的序中这样写道：“从这部书，我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在《左联词典》和《左联画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史料的左联，而在这部书稿中，我们依稀看到了一个‘全貌的左联。而从作者的角度说：前者让我们看到 ‘史料家的姚辛，而这部书却让我们看到一个‘史家的姚辛。”

光明日报出版社担纲姚辛《左联词典》、《左联画史》及《左联史》三部宏著的责编鲁葳曾经深有感触地对她的好友、同事说道：“姚辛太不容易了，只要是他的事，我都觉得义不容辞。作为编辑，遇到这样的作者真是荣幸。”在姚辛三十多次进京寻访、改搞的过程中，征得出版社领导同意，为减轻姚辛的经济负担，鲁葳不止一次地让其晚间宿在出版社的编辑办公室里。依据自己与姚辛近距离的交往感受，鲁葳女士撰写了《姚辛与他的“左联”情结》一文，发表在2000年5月15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在这篇饱含着一个资深编辑对一位来自基层穷困潦倒然却拥有非凡硕果的草根学者敬仰之情的文章末尾，鲁葳女士精辟深邃地这样分析道：“姚辛为他的坚定信仰而活着。不可想象，如果他不写书，他的生命会怎样？姚辛以他的执著实现了不仅要为左联及其盟员留下光辉的文字画像，也要为左联及其盟员留下一份鲜明的艺术画像。”

岂止是鲁葳这样的善待作者敬重作者有着一副火热心肠的好责编？姚辛在北图柏林寺分馆查阅资料时，瞥见他啃冷馒头喝凉白开，得知他就是痴迷于“左联”研究的“姚疯子”后，素不相识的附近居民刘敏学将他接进家中，一住就是好多日子，食宿分文未收。出版《左联史》时，浙江省社科联出版基金资助他5万元。余下的3万元缺口，40多位“左联”盟员的家属，上海虹口区左联纪念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你几百我一千两千地为他补齐，这才使得这部百万字的巨著得以及时出版。姚辛生前不止一次对人发出这样的感慨：“若是没有好心人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

“左联”盟员聂绀弩与他的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夫人周颖，对姚辛更是恩爱有加。那一年，姚辛来到北京。通过旁人的指引，找到了聂绀弩。听姚辛讲述自己之所以立志于“左联”研究，源自于他少年时代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保育院所受到的革命使统教育时，周颖激动地一把拉住了姚辛的手，说，你是我当年的学生啊！为此，他们不但留姚辛在自己的家中吃住了好几个月，而且还为之穿针引线，引导姚辛在京城一一拜访了如今位居高位的昔日“左联”盟员夏衍、阳翰笙、周而复等前辈。1990年1月，90岁高龄的夏衍老人提前为四年后出版的姚辛力作《左联词典》撰写了序言。

姚辛成了“左联”研究的权威人物。上海左联纪念馆开馆，请他去帮忙整理资料、陈列馆藏。20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纪念馆还为他每月支付200多元的“工资”。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夏征农老人多方设法。为他在刚开发的浦东新区免费提供了一套40多平米设施齐全的住宅……在这以后的多年间，来自美国的、日本的、俄罗斯等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汉学家，也纷纷慕名前来向他讨教。姚辛拥有的财富是独一无二的。而在嘉兴的家中，他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除了10只装满了现代文学史料与寻访资料的高矮不一的书柜，唯一能值一点钱的是一台14英时的电视机，就连日常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一个衣柜可以盛放，统统被塞进一只只塑料编织袋里……直到1994年他年满60周岁退休，方才领到了每月700元刚够糊口但有了旱涝保收的“工资”。然而，他经常要外出，他的口袋里永远是空的。

他贫穷，但他富有。富有的是，在他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间，还有那么多的人怀着敬仰的心，时时提及他。

四

由于我较早涉足左翼文学研究，而从事左翼文学研究又与“左联”密切相关，故而知道姚辛的名字很早。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报纸的副刊编辑常向我提及姚辛，我甚是钦服他的治学态度和献身精神，也为他取得的瞩目成就折服，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与他相见。我决定与他会个面。在上海左联纪念馆的朋友帮助下，我们通了电话。次日上午，他就从嘉兴家中赶来了，七十多岁的老人，走起道来风风火火的。那天，我们聊了好长好长时间，对他这一生历经的坎坷磨难也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中午留他就餐，他坚决不肯，匆匆地走了，像以往岁月寻访“左联”踪迹时养成的习惯，手中拎了一只灰布口袋，里面的大口杯内中盛放着他出门时煮好的权充午饭的面条。

过了不几天，他又来了，背了沉甸甸的一包书，内装的是两大套《左联词典》《左联画史》《左联史》。为了不让他再吃冷面条，我陪同他去了市中心省府家属楼已故鲁迅学生黄源的夫人巴一熔那儿。这位同样自小是孤儿出身，年逾九旬新四军初创时期的老革命很是器重、关心他，一见面给了500元钱，说是支付我们两人的书款。后来又约上居住在附近不远处的担任过省出版局副局长和省作协副主席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沈虎根老人，一同在附近的石油大厦餐厅请姚辛吃了一顿丰盛午餐。

2008年的12月，姚辛从北京给我来了电话，说欲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说与北京的一些人商量了一下，商量的结果是拟请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夫人郑曼，以及我来做他的介绍人。郑曼同志也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且可以作为姚辛几十年研究“左联”的最佳历史现场见证人。为此，郑曼同志也给我来过电话，探讨姚辛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有关事宜。思量了一下，我认为，姚辛正在创作中的第四部“左联”研究专著，浙江省作协负责人业已明确表示全力支持，还是由浙江省作协来办理此事为合适。遗憾的是，正是由于我的这个不必要的过于陈腐保守的多虑，让姚辛失去了一个加入中国作协的合适机会。他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上的，又是赤条条地离开的，临终时连个作家的“帽子”也没能如愿戴上。这以后不久，不足半年的光景吧，2009年的5月5日，热心扶掖后人的郑曼同志去世了。姚辛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愿望也因此搁了浅。他是不应该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人世的，由于我的多虑和不适当的求全，造成了这个连我自己都永远无法原谅的缺憾，但是他为“左联”所做出的长达半个世纪多的无私奉献和获得的成就，是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当今作家与史学工作者行列第一方阵的。

2011年的1月中旬，从郑晓林同志那儿获知，姚辛的这部《左联之鹰》文稿的出版费用业已基本落实。21日、22日、23日我接连三天给姚辛打去电话，晚间打，清晨打，但总是无人接听。我心中掠过了一丝不安的感觉，这是因为我们之间约定，他若外出，必先给一个通报（他不备手机）。说实话，若他在嘉兴，我想前去探望，然后请他吃一顿饭，畅叙一下，提前陪他过一个春节，以减少他的孤独感。直到24日下午，我方才从上海左联纪念馆的同志口中获知：姚辛已于1月21日的凌晨离开了人世……为此，我急电浙江作协郑晓林副书记，他沉痛地告诉我，已经知悉了这一不幸的消息。他还告诉我，姚辛生前的最后一部“左联”研究专著《左联之鹰》的出版专项基金已经批下来了，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版。

在姚辛离开人世的五个月后，2011年6月，35万字的《左联之鹰》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毋庸置疑，姚辛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是学人的一个楷模，一面镜子。自1956年起，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过着清贫到极点的生活，长年累月身着一件陈旧的衣衫，乐此不疲地奔走于全国各地，耗尽毕生积蓄，55年如一日自费研究“左联”，直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与他热爱着的“左联”前辈们会合去了。春蚕至死丝方尽，皓首穷研“左联”史。我想，以此来形容姚辛的一生，是最恰切不过的了。

姚辛曾不止一次在电话中提请我为他的最后一本专著撰写序言，我婉拒了。比起他对“左联”、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我是远远不够为其作序的资格的。但是，我应诺了他：将来若有可能出版他的文集时，将鼎力协助他作一次全面的修订，以期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一份更为生动真实、完整的“左联”证词。电话中，我叮嘱他写一份自序式的诸如前言或者出版后记一类的说明文字，置于书中。他回说他正在写，而且不会耽误出书的。然而，由于走得匆忙，事先没有做出交代，五个月后出版的这部《左联之鹰》没能像这之前的三版宏著那样有姚辛自己的文字说明，也无法实践他“想加许多插图”的愿望。无疑，这是一件令人分外遗憾的事情。

近来，我正全力以赴地与其后人沟通，为促成他生前珍藏的全部书籍资料，尤其是他持续数十年调查寻访的一系列原始手稿，有一个弘扬、展示其精神风貌及永久保存的好去处。是为永远的纪念。

（作者单位：昆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