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先生的戒枋

王远

20世纪40年代，中国许多的城市街镇早已开办洋学堂，但在偏僻农村，旧式私塾仍是儿童求学的唯一场所。

1945年初春，我开蒙入学的第一天，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牌位旁边放着一根戒枋（即戒尺，旧时老师体罚学生的用具）。这是一根约40公分长、4公分宽、2公分厚的硬木块，方方正正，光滑结实，打人很痛。它代表私塾先生的权威，是悬在学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初入学不耐久坐，调皮捣蛋。一次，将邻座学生的砚台打翻，墨汁弄脏了书本，我第一次受到戒枋的责打。

出于对戒枋的恐惧，第二天，我逃学了，躲在卷成一圈的竹席子里。母亲找我不着，生怕我像一年前妹妹那样，掉在河里淹死，吓得大惊失色。

1948年，我10岁。当地私塾都已关闭，父亲送我去四公里外的小学读三年级，住宿在我的姑奶奶家。

我的任课老师姓荆，是原先的私塾先生，随身带来了洋学堂不该有的戒枋，奉行的仍然是“戒枋下出才子”“不打不成器”的信条。

语文课我勉强能够应付，算术我一窍不通。从认识阿拉伯数字，到熟练书写，我得花好多天。荆老师不管我的学习困难，也不给我任何课外辅导，而是一味地用戒枋责打我。每当算术练习本下发之日，就是戒枋拷打我手心之时。

荆老师打我手心的方法特殊。他不是抓着我的手掌打，而是将我的手掌搁在讲台的台角上打个三五下，下手也不算重，但让我的手掌两边钻心地痛，两面都又红又肿，有时肿得像发酵的馒头。上一次责打刚过，手掌刚刚消肿，下一次责打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