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新
继1583年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来中国之后,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中,如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沙如玉、郎世宁等,大都兼具科学家、机械师和设计师的身份。他们致力于科学的启蒙和研究,一度占据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这个职位100多年,像南怀仁更是靠着制造火炮,在清朝做到了工部右侍郎的高官。尽管早期是想借助西方科技来劝服皇帝皈依天主教,以便自上而下地顺利传教,但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最早的现代科技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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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主教耶稣会士不同的是,19世纪来中国的基督新教(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传教士更愿意把传教的对象定为普通民众。美国基督新教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希望借助现代医学来接近中国人,“以医药与外科启蒙中国,借此以导先路,再将基督之福音传至众人之间。……不仅在于慈善救助之实效,亦在于博取中国人好感。”
1834年6月初,伯驾受美部会(美国关于新教徒海外传教的机构)的派遣自纽约前往中国传教,10月底到了广州。当时广州城的洋人为数不多,大都集中在广州城外的“十三洋行”。他们虽然吃住条件很好,但很受约束:不得携眷、不得配枪、不得乘轿、不得划船,不得进入广州城。每个月有三天可渡河到对岸林园散步,但只准三五成群,且必须有一名中国翻译同行,负责让他们守规矩。在这种条件下让广大中国人信教,似乎希望不大,但这就是伯驾初到广州时遇到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