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认识

吴义勤

男，汉族，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66年生。江苏海安人。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学会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0余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等学术专著10余部，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10余项，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组部“中央直接联系的高级专家”、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曾获“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 “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 “山东省首届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等称号。

今天我来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对中国当代文坛的看法。在座的都是作家，对文学现状也很关注，也读过大量的作家作品。但是，不管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媒体上，我们都会发现对当代文学的评价，很难形成共识。不管是对我们时代整体的文学还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作家作品，其实都有巨大的分歧。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有的时候面对的是同一个作家同一个作品；但是当我们形成一个很尖锐的对立的判断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又不是面对的同一个作家同一个作品。这使得我们在今天整个社会面对当代文学的时候，就会出现某种评价的困惑，或者说认知的困惑。中国当代文学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或者在我们文学史发展的历程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需要我们有一个认真的、辩证的思考。

就拿莫言来说。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对百年的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2012年整个文学界曾经有一度非常兴奋的时光。我们会发现整个图书界或者说图书市场，莫言的书一度脱销。我们作家协会的人那时是很吃香的：政府官员、商业界的老板、包括医院的医生要的都是莫言的书，当然如果有签名的更好。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家抢购莫言的图书或者说要莫言的书，并不是出于一种阅读的渴望，而是看重它的收藏价值。这也是我们在“莫言热”之后发现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而我们再回顾一下，其实在2012年10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莫言真的会获奖，也就说中国社会并没有准备好莫言获奖。大家回想一下2012年10月11日，当天新浪网的头题有两篇访谈是被置顶的。这两篇访谈都是谈莫言能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虽然媒体每年到了十月份都会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并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作家。每一年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中国的媒体、文学界都在思考：今年中国会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呢？但那只是一个抽象的思考，并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人。但是，当2012年9月西方的获奖赔率莫言一度冲到第一名后，媒体的焦点就聚焦到了莫言身上。但聚焦之后，确切地讲，中国的媒体界文学界并没有真的认为莫言会获奖。我们看当天新浪网的这两条采访，被采访者的中心意思都是说中国作家要获诺贝尔文学奖还要十年到二十年之后。这两位都是很著名的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和教授，如果说不是对他们的观点特别有信心，我想是不会这么发言的。今天晚上要颁奖，到了晚上七点以后我们就会知道结果，我们肯定不会傻到在结果之前说一个“不得奖”的结论。他敢于这么说，那肯定是他内心里的把握认为一定不会获奖才会这么下判断。因此，莫言获奖之后，这两位专家不得不进行很多观点的修正。我不是要怪这两个专家，每一种观点都值得尊重，至少他们不世故。他们代表的其实是整个社会对当代文学的一种基本判断——中国当代文学不可能获奖。莫言为什么会获奖，现在有很多的解释，也有很多的分析。比如，莫言小说非常奇特的品格：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在今天的中国作家里面，莫言的想象力是独一无二的；再比如说莫言小说的语言，那种狂欢气息的语言在中国作家里面也是很少见的；再比如说莫言小说魔幻的气质、批判的精神等等。所有的这些都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所达到的某种可能性。每一个作家都会呈现文学的某一种品质或一种可能性，而莫言这种品质这种可能性是尤其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中国作家里面有“莫言气质”的作家特别少。莫言的文学磁场或者说他的力量是特别巨大的。但在媒体上，对于莫言的作品，否定的或者说不以为然的甚至是咒骂的也很多。并不是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所有人的观点都统一了——哦，莫言是个很好的作家很伟大的作家，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不是，网络、媒体铺天盖地的各种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声音。对莫言否定性的评价甚至要超过肯定性的评价。

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德国的一个汉学家叫顾彬。在诺贝尔文学奖开奖的当天，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顾彬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自己对莫言的批判和不认同。他说：“我长期以来一直批判，不停地批判莫言。今天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莫言不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觉得如果应该有一个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觉得应该是北岛而不是莫言。

他在采访中罗列了莫言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四点理由：

第一，他觉得莫言在西方世界的成功，不是莫言本人的成功，而是翻译的成功。莫言英文的作品在美国的翻译都是大翻译家葛浩文完成的。他认为西方的英语世界接受的是葛浩文的莫言，而不是莫言本人。因为葛浩文的翻译是一种整体式的翻译。这种整体式的翻译，按照顾彬的理解，就是说忽略了、改造了莫言的缺点和局限，实际上是一种改写式的翻译。就是说莫言小说的所有的局限都被葛浩文省略掉了，而是以他的英语水平呈现的对莫言的再创造。这一点就像我们熟悉的中国近代文学，有一个大翻译家叫作林琴南——林纾。林纾翻译了《茶花女》等一大批欧洲的文学作品。但林琴南的翻译也是一种整体式的翻译。他其实不懂外语，听人给他讲故事——就是说《茶花女》是一个什么故事，《基督山伯爵》是什么故事之后，他再翻译成文言文。因此，李欧梵曾说：“近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不能算是西方文学，而应该算是中国文学，因为再创作也是一种创作。”而顾彬认为，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西方世界所理解的英语的莫言跟我们熟悉的莫言是两个人。

第二，他认为莫言的小说从小说艺术来讲，已经落后了西方小说两个世纪。他认为西方小说十八世纪以后，已经不再是莫言这样的一种小说处理方式。他认为莫言主要是写荒诞离奇的故事，写长度很长的故事，比如说写到爷爷、父亲、儿子、孙子几代人的故事。这种小说方式是西方十八世纪以前的方式，即传奇性的小说方式。而西方十八世纪现代小说兴起后早就抛弃了这样一种方式，西方现代小说追求的是对人的内在精神、心理情绪的挖掘，它表现的是一个人一天或者几天的心路历程、精神历程，而不重视外在的情节的长度。莫言恰恰擅长这种长度。西方世界也有喜欢莫言的，他认为那是西方的普通的读者，喜欢读畅销书的人；而真正的学者、翻译文学研究者不喜欢这种小说。

第三，他认为莫言的小说没有思想，缺乏体制外的批判——他认为即使有批判性，也仅仅是体制内的批判，而不是真正的批判。这种观点与西方舆论界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西方社会在莫言获奖之后纠缠莫言的其实就是体制问题，说莫言是体制内的作家，缺乏对我们中国社会的批判。莫言自己确实说过：“我的作品是不要思想的”。其实，顾彬是对莫言这个话的非常大的误解。莫言作品批判性是非常强的。大家都读过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蛙》这个长篇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个作品获奖很不容易，因为作品批判的是中国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乡村计划生育的历史，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反思和批判。借助于乡村计划生育的执行者姑姑的心路历程，通过她的忏悔、她的痛苦来表达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某种程度上拯救了中国当代文学。如果莫言《蛙》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上不能获奖，紧接着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那就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笑话，我们整个中国社会都会陷入一个巨大的尴尬。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外交部发言人回答外国记者关于莫言获奖的提问的时候，就很理直气壮：莫言是中国当代伟大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蛙》刚刚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理所当然、实至名归的。顾彬对莫言说“我的小说不要思想”更有着巨大的误解。莫言说“不要思想”不是说小说不要思想，而是说小说不要去展览思想。很多作家写作时，喜欢在小说里面展览各种各样的思想，其实是对思想的蚕食。莫言希望把思想融入到小说的血液、肌理、故事里面去，让思想成为小说的有机部分，而不是小说外在的、能看到的符号性的存在。因此，实际上，对莫言来说，小说的思想性是一个更高的理解和更高的要求。顾彬说莫言自己都说他的小说没有思想，就是没有思想。他还进而说中国所有的小说家都没有思想，只有中国的诗人有思想，中国的诗人还是不错的。这也可以理解。顾彬是一个德国人，他要讲汉语本身就困难，要他去读长篇小说那就更困难。相对来说，读诗要容易得多，因为诗毕竟句子短、字数少，而长篇小说几十万字，比如张炜的《你在高原》四百五十万字，要顾彬这样一个外国人读，确实有难度。

第四，他认为莫言的小说语言粗糙。这实际上，也是对莫言小说语言的一种偏见。对莫言来说，其语言的风格和修辞，决定了他的语言——比如毕飞宇的小说语言来比，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风格。而语言应该是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莫言代表了一种可能性，你把莫言小说的语言改造成别人的语言，那就不是莫言，莫言就已经失去了他的独特性。但顾彬认为莫言的语言有两个问题，一是比较粗糙、庞杂、泥沙俱下；一是莫言有一个先天的缺陷，不懂外语。对顾彬来说，懂外语也是衡量一个作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标准。

顾彬的观点虽然不靠谱，但却有很大的代表性，甚至很有市场。这说明，即使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大事、这样重要的文学事件，也没有改变很多人对当代文学的看法，也没有弥合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分歧，甚至这种分歧还因为莫言获奖进一步加大了。加大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过去，很多人否定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中国当代作家，他的主要的依据是什么，是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说中国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再厉害，怎么就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呢？包括对我们国内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质疑，质疑的标准、参照系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得多么公正、多么客观，程序是多么严格，整个标准是多么高，等等。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否定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理由。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家会发现：中国的文学界、舆论界很多人，就因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进而开始否定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了。很多人说：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变得腐朽了、落伍了，评委都已经老朽了。甚至一些主流媒体也在发表大篇的文章来否定、指责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2000年，当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官方对诺贝尔文学奖是有看法的，认为意识形态偏见制约了评奖的标准。但2012年，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文学界内部开始对诺贝尔文学奖产生各种各样的指责和怀疑，甚至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也成了被否定的对象，主流意识形态反而是肯定的。这也许就是今天当代文学面临的基本境遇或者状况。对当代文学很多人都失去了判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于一个事物，基本上都能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看法，但在中国当代文学问题上，恰恰没有：所有人都持不同的观点，所有人都能发表很极端、很尖锐的意见。当观念极端对立、极端分歧的时候，是没有对话的可能性的，也是没有真相的。有人可能因莫言获奖而极端肯定中国当代文学，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也有人因为莫言获奖而极端否定中国当代文学，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王蒙先生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就说：中国当代文学现在是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余秋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莫言庆功会上，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刘再复在香港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这些判断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极端肯定的代表。在一般人的观点里面，现代文学是要远远超过当代文学的，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有某种现代文学的崇拜，比如说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大师级的人物，当代作家是没办法与之进行比较的。现在王蒙先生、余秋雨先生、刘再复先生说当代文学远远超过现代文学，这是非常正面的高度肯定。与此同时，顾彬为代表的又对当代文学进行着极端的否定，顾彬不仅仅是否定莫言，还是在否定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他在2007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这个“垃圾”论的观点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强烈反应。顾彬后来不断修正他的观点，在香港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说：我说的“垃圾”不是指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而是指那些“美女作家”的创作。“美女作家”他说了三个人：卫慧、棉棉和虹影。后来又说：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是指诗歌，中国的诗歌很好，主要指小说。其实，顾彬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的阅读能力很有限，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必然有着先天的局限性。但问题是，顾彬是个德国人，却说出了很多中国人潜意识中的心声。很多人内心里特别拥护顾彬，觉得顾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垃圾，身边的作家作品就是垃圾。在此状况下，我们发现，对当代文学的认知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我们无法以一个很理性、很科学、很客观的方式来给公众呈现当代文学的形象。

因此，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分析一下极端肯定和极端否定背后的深层原因。

每个人肯定当代文学一定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角度。大致总结一下，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文学生产力、创造力空前的繁荣。中国文学当下的生产量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拿长篇小说来说，中国作家一年生产、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多少呢？原创的长篇小说就有三千部，还不包括过去长篇小说的再版、重版，不包括外国长篇小说的翻译。这个数字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经过认真统计得出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三千”在今天也不是一个多么特别的数字，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三千”是很平常的一个数字。但只要把“三千”这个数字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字非常了不起。首先从纵向的角度来比较。从1949年建国到粉碎“四人帮”，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大家知道中国生产长篇小说多少？427部。现在一年就三千部。这是从纵的角度来看。有人可能会说这不能说明问题，为什么呢？有“十年文革”，有“反右”，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有很多作家二十多年不能写作，当然文学产量会很低。这没错。从横的角度来看呢？把中国的文学年产量跟几个主要的文学强国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三千”是何其的不容易、不简单。比如说，俄罗斯，是传统的文学强国。俄罗斯现在长篇小说一年生产一千五百部，是中国的一半。大家想想，从文学史来说，俄罗斯文学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但现在只有一千五百部。比如说，法国，法国是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宗主国，法国现在年产长篇小说七百部，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再比如说，我们的近邻日本，日本在东亚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强国，它已经有两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两年村上春树也都是热门人物，是呼声很高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作家。日本现在年产长篇小说只有四百部。从这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年产三千部长篇小说，那是一个多么巨大、惊人的数字。这还不包括网络长篇小说，那数量就更庞大。腾讯网半年在网上挂出的长篇就有三千八百部。因此，从量的角度，生产力解放、创造力解放的程度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确是繁荣的。

第二个方面，强大的作家队伍。中国作家队伍的强大，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这个罕见也不是随便说的。作家队伍的结构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各省级的作家协会会员，以及业余作家和网络作家队伍几个层次。从会员队伍来说，中国作家协会现有会员是一万人。这一万人是在一个严格评选的情况下产生的。各个省级作家协会的会员，估计大约是四万到五万人。而网络、业余作家队伍那就更多，没法统计。网络上能够发表文学作品的人是多少呢？据说有三百五十万人。现在专业作家、纯文学作家队伍几乎是“五代同堂”。五十年代之前出生的很多作家仍然还在从事创作，代表者有王蒙这样的作家，八十岁了，今年还出了一本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还在写另一部长篇小说，创造力依旧旺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比如说莫言、韩少功、张炜、贾平凹、方方等，创造力也是最好的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非常优秀的作品面世；六十年代生的作家，那更是一大批，如苏童、格非、余华、毕飞宇等，他们在中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坛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七零后生的作家也涌现了许多代表性的人物，比如魏微、鲁敏、棉棉、李修文等，这些作家的创作也极有特色。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多东西都会被淹没被覆盖的时代。常常会碰到一个地方的一个作家，他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了好像还没有人注意他，没有人关注他。但在今天，七零后的作家已经走上了文学的前台，已经是很重要的文学力量了。再比如八零后的作家，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还有张悦然、笛安等等，在文学界也有很好的口碑和人气。讲到八零后，一想到的就是韩寒、郭敬明。但其实他们仅仅是八零后作家的某一个层面，他们其实不能代表整个“八零后”。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韩寒、郭敬明可能“绑架”了整个“八零后”，“绑架”了整个社会对“八零后”的认识。他们毕竟只是“八零后”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八零后里面同样有着其他的文学形态，其他的人生价值追求。可以说，中国整个作家队伍的结构非常好，老中青结合，一代又一代的人层出不穷。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当代文学的人才储备可以说是空前的。

第三个方面，文学制度的优势。中国对于文学的发展其实是有制度设计的。很多人说九十年代之后中国文学边缘化了。但即使边缘化了，文学或者作家的地位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是别的国家无法比拟的。一个作家在中国社会所享受的荣耀，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包括政府对文学的重视和投入也是西方社会难以想象的。比如说我们的作家培训，在西方就没有作家培训制度。但中国从中宣部、中国作协到各个省都有作家培训制度。中国作家协会有鲁迅文学院，各个省也都有自己的文学院进行定期的作家培训。鲁迅文学院每年招收两期，每期四个月。四个月所有的费用都是中宣部出的。很多西方作家，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作家都是非常羡慕的，四个月在这儿学习、写作，体验生活，文化考察等等，所有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再比如说我们的文学评奖，国内各种各样的评奖大都是政府奖，而西方社会也有奖，那都是民间奖，比如说一个沙龙，一个咖啡座，都可以办奖。西方的很多作家靠文学奖生存。如果靠发表作品、靠拿版税生存，生活会困难；但是如果他得了文学奖他可以用奖金很好地去维持他们的生活。台湾的文学奖也很火很热，你看台湾这么小的地方，它其实有一百多个文学奖。中国大陆的文学奖，政府的投入非常大。中国作协有几大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四年一次循环。每一个奖的评奖基金都是五百万。茅盾先生八十年代去世的时候，把二十五万块钱捐给中国作协作为茅盾文学奖的基金。当时的奖金是多少？三千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奖金是多少呢？五十万元人民币。获奖后各个省还可能会追加至少五十万。鲁迅文学奖等等也都是十万的奖金。再比如重点作品扶持，申报创作选题就给钱，到哪个地方深入生活也给钱。从文学制度层面上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很有保障的。

奇怪的是，同样的现象，有的人可以把它作为肯定中国当代文学的理由；但反过来，也可以把它作为否定中国当代文学的理由。比如说，文学生产力这个问题，创作的作品特别多，否定当代文学的人就会说：越多越反动。为什么呢？浪费国家资源。生产这么多垃圾，是对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作家多，也没意义，因为没有大师。文学制度，那是成为大家批判的核心问题。这几年来，包括莫言获奖之后，不断有人攻击这个体制问题。 “中国作家被包养了”啊，作家被包养了还怎么批判社会？怎么批判现实？拿着政府的工资拿着政府的奖励拿着政府的福利，怎么去批判？这是一个问题。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之后，很多媒体也是不断地追问这个“中国作家被包养”的问题。铁凝、莫言回答得都很好，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包养”的问题，作家劳动也是一种劳动。张炜曾经反驳说，为什么没人说科学家被“包养”。在科学方面的投入，那才是巨大，为什么没有人说进行科学研究就是被“包养”，作家进行创作、写作就变成“包养”了呢？说穿了，作家在此问题上实际上成了弱势群体。

可以说，在所有文学的问题上似乎都有着完全截然相反的看法。这让我们面对当代文学会感到一种困难。中国当代文学的真相是什么，找不到。或者说，对当代文学的认识，怎么才能够接近真相？这很难。同样一个现象，同样一个事实，我们总是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那我们怎么才能去接近当代文学的真相？怎么能够客观科学地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我想对此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有人会说，当代文学出现评价危机，或者说认识出现模糊或困难，主要是文学内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文学观念、文学趣味、文学判断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文学的问题不能仅仅在文学内部来讨论。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出现危机或者认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两个背景不能忽略。一个背景就是整个中国社会日益弥漫的不信任情绪，蔓延到了文学领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是缺乏基本的信任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整个的信任确实是个大问题，也可以说存在一个信任危机。第二个背景就是大众文化、新媒体、高科技等等对我们精神生活的严重影响，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其实已经被高科技改造了。过去，读书是我们最基本的精神生活方式，但是在今天，电视、网络、媒体等可以绑架我们精神的这种情形越来越严重。从这两个背景出发，我们可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问题做几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全民性的阅读危机是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危机的社会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当代文学并不存在创作危机，但是存在阅读危机。有的人甚至说我们现在是写的人比读的人多。很多人在写作，特别是在网络上；但是有几个人去读，是个问题。中国社会曾经是一个对文学有着异常热情的国度，文学阅读曾经是我们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想想七八十年代，我们读小说的那种精神享受，那种精神娱乐、精神解放的快乐在今天已经基本失去了。如今文学的阅读热情迅速下降。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反阅读” “轻阅读”或者“浅阅读”的时代。我们不读或者说浅阅读、轻阅读。我们读屏可以，但是要进行文学的深度阅读这种热情下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性的文学时代，所有人都有文学的梦想，所有人对文学都有着一种渴望，有着文学表达的诉求。1987年之后，征婚启事的最后一条都是“热爱文学”。“热爱文学”跟我们今天说的要房子、汽车等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观念。在八十年代“热爱文学”会视为是一个人的趣味、品质的保证。但今天，汽车或者房子成为首要的东西，物质成为首要的事。从一个文学时代进入一个物质时代，必然导致人们的文学热情下降。江苏卫视有一个叫“非诚勿扰”的相亲节目。这个节目最初很火的时候，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去作为男嘉宾的。但我们发现，每当朗诵他们写的诗歌的时候，女嘉宾们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朗诵完了之后，二十四盏灯全灭。这是很有象征性的一个场景，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命运的一个象征性的场景——我们的文学爱好者满怀热情地站在聚光灯下，希望获得这些女青年的赏识或者说是青睐，但是换来的都是尴尬，是很无奈的场景。这确实能够反映从文学时代进入物质时代价值观的巨大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曾对这个时代的文学阅读状况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非常遗憾。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学阅读最正常的人群，是小学生。小学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阅读最正常的人群。他们对唐诗宋词各种各样的文学图书，读得非常多。一进入中学，阅读状况就严重恶化。中学生只有百分之十二有课外阅读的需要。大学生的课外阅读也不理想，只有百分之四十三。

这样一个全民性的阅读危机，其表现形式两个：一是国民的文学阅读量严重下降。前不久有一个媒体调查，对全世界范围内国民的读书量的一个比较，中国排在倒数几位——中国人的年阅读量平均每人不到六本书，而一些发达国家，像以色列达到二十多本。这个阅读量下降还不仅仅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公众阅读量下降，还包括我们的专业人士、大学生阅读量都在下降。很多人可能说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是读文学的主力军，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读小说或者学中文，其他专业的同学都很羡慕：你们可以把读书读小说作为你们的专业，多幸福啊！今天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就没有这种幸福感，他们读得同样很少很少。中文系的学生甚至不读文学原著，而是读文学教辅。中学生有教辅大家是知道的，很多出版社的生存就靠给中学生推销教辅材料。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用教辅，这就令人非常惊讶了。教辅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不愿意去读那些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原著，他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提要》、《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提要》，他通过这个提要去了解现代文学，去了解当代文学。这体现了整个中国文学教育的失败。当今，文学教育不是培养我们对文学的一个感觉能力或者培养我们对文学的热情和热爱，而是把文学完全变成一种知识，完全变成考试的一种手段。因此，大家学文学越多，离文学越远。二是阅读方式的改变造成了文学感觉的消退和文学性的流失。阅读方式由读书变成“读屏”，从纸质书变成电子书，这是一个巨大的革命。这个革命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对文学的基本感觉的消失。因为电子阅读是一种情节化的加速度的阅读。读电子书一定是追求加速度的，没有人去对着屏幕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什么叫“一目十行”，电子阅读一定是一目十行。它由情节决定，一定要加速奔向小说的结尾。为什么网络文学作品都是那么长呢，动则几百万字。因为它是跟经济挂钩的，跟网络阅读挂钩的。一个网络写手跟网络公司签约之后，他每天需要更新一万五千字。那是雷打不动的，每天都要更新，是一个经济驱动。另一方面，阅读方式也好，阅读量也好，阅读危机最终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学审美能力的下降或者审美判断力的下降。文学阅读需要对精细的审美元素的感觉，比如说细节、语言、修辞，这些细微的文学元素都需要细细地品味和把握，需要反复地慢慢阅读体味。电子阅读的加速度就会让我们把那些精细的审美元素忽略掉或者省略掉。省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我们文学审美能力的下降。很多人会觉得文学能力其实是一个知识体系，可以在课堂上教给大家；但实际上，文学能力是感觉的积累，文学感觉的积累，没有对文学的基本感觉，就不会有文学能力。很多人拿到一部作品，都会对它的主题思想、人物、意义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讲得头头是道。但就是离文学本身很远。我们常常在现实生活中听到人们说：某人已经是教授、博导了，长期从事文学工作，但他根本不懂文学。为什么？就是他没有对文学的基本感觉，不知道文学的美在哪里，力量在哪里，魅力在哪里，他没有这个基本的审美判断能力。因此，今天文学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阅读危机造成了全民的审美能力、判断能力的下降。这种下降目前还在呈现越来越恶化的趋势。当然，我这里这么说也不是对高科技完全排斥的态度。也许随着生活的高度电子化、科技化，也许我们的审美能力、审美认知也会有一个适应电子化时代的调整，只是在目前这种调整还没出现。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极端的分歧，为什么同一个东西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原因在于阅读危机，在于审美能力下降。大家不是对文学作品有一个阅读的积累，然后形成一种判断，而仅仅只有对当代文学的一种理念和姿态。肯定当代文学的人是从理念和姿态出发的，否定当代文学的人也是从理念和姿态出发的。为了捍卫各自的理念和姿态，大家只有争吵，只有把自己的观点无限地极端化。

第二，文学批评的话语危机、伦理危机是当代文学评价危机的表现形态。文学批评在一个好的时代是应该跟文学创作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却出现了严重的话语危机和伦理危机。社会失去了对文学批评的基本信任，文学批评本身也失去了公信力和权威性。通常讲，文学批评应该是文学判断、评价的主力、主要方式。一个时代的文学主要通过文学批评去实现对它的评价。但今天的文学批评，公信力、权威性失去了，就失去了对一个时代文学判断的支撑力。文学批评的话语危机或者伦理危机有哪些表现呢？至少有三点：

一是文学批评家的代言人意识取代了个人意识。任何一个批评家都首先是一个个体的文学读者，他的所有的文学批评的基础应该是他作为一个读者的文学感受。但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家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公共的知识者、公共的批评家，忽略或掩盖了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真实的文学感受。因此，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个体的审美体温，变成了冷冰冰的新闻发言人式的文字。文学批评变成代言人，变成新闻发言人，没有个体的审美体验和真实感受，就没有了感染力，没有了可信度。如果我们读一个批评时，没有个人的风格、温度、感受贯穿其中，我们就不会信任它，就不会受到感染，就不会感动。

二是畸形的社会文化心理进入文学批评话语领域，造成了对文学批评话语和对文学批评本身的扭曲。比如说文人相轻、同行相轻、厚古薄今、厚远薄近等等；再比如说菲薄名家、名作，嫉妒心等等。所有这些畸形的社会文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进入了我们文学批评领域。文学批评开始变得不纯洁，话语本身被污染。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学批评对同代人采取的是一种非常苛刻的态度。戴来曾经写过一部小说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问题，“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所有人都是有病的，各种各样的精神病、心理疾病。这种精神病、心理疾病进入当代批评领域，导致了我们对同代作家、同代作品的苛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这种苛刻也造成了文学批评话语的扭曲。这种扭曲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文学批评连什么是讲真话都开始变得模糊：什么是讲真话？在文学批评中，讲真话的标志是什么？在今天的社会畸形文化心理绑架之下，讲真话变成了否定当代作家、当代文学的话语行为，否定当代作家被“正义化”、“崇高化”，被视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标志。比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批评家说莫言的作品是如何垃圾、如何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内心里都是在鼓掌的。这就是现实。而另一方面，如果谁敢于正面肯定当代文学、当代作家就会被视为讲假话、没操守。莫言获奖了，如果我们来阐释莫言这个作品的价值——他的想象力、创造力、语言魅力——那你就会被视为是讲假话、没出息。莫言获奖之后，对莫言最大的肯定是什么？文学界、评论界有多少人在真正向公众阐释莫言的价值？媒体、公众感兴趣的、肯定莫言的是什么呢？是莫言获奖后的低调和谦虚。在今天肯定莫言、肯定当代文学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危险的行为，当代文学批评在肯定当代作家时变得小心翼翼，变得很自卑。这正是批评伦理的一种扭曲。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它最大的功能是什么？是对一个时代文学价值的正面发现和阐释。批评应行使的使命，是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价值在哪里，要把这种价值发现出来、阐释出来。但我们的批评界缺乏这样的能力，缺乏这样的冲动或勇气。很多人内心里期待的也不是这样的批评，期待的是一个作家出名了，狠狠地骂他一下，攻击他批判他，批判得越狠我们越鼓掌。因此，我有的时候会说，一个人获奖会成为一种罪过。获奖成为一种原罪，在别人面前永远要小心翼翼。

三是文学批评的伦理化和道德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我们批评家越来越轻视文学的审美分析而热衷道德分析。面对一部作品，我们不是从审美的角度去感受——文学对我们的情感、思想、审美的冲击力，而是热衷于从道德角度来对作品进行批判。很多批评家热衷的是站在一个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作家进行审判。当然，我们承认批评应该有俯视作家的能力。但这个俯视的能力应该是一种对话的能力，应该是能对作家和文本展开真正对话基础上的俯视。很多批评家简单地把这种“俯视”理解为寻找到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就可以对作家全盘否定。比如像莫言、贾平凹、余华等，都曾经被很多人在道德制高点上彻底否定过。莫言的《檀香刑》，贾平凹的《废都》，余华的《兄弟》以及《第七天》，等等。有多少人对这些作品进行过审美的、文学的、具体的分析呢？没有。但是，我们总能够找到一个道德的理由来否定它。有些文章否定贾平凹，否定余华、莫言他们，说“消极的写作” “反动的写作” “陈腐的写作” “模仿的写作”。这样的判断，都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判断。有的批评家甚至说，一部作品读两行就知道这个作品没价值，不值得读。我们的批评家真的有本领读两行就知道一部作品的价值么？比如莫言，你读两行就知道它的价值么？张炜的四百五十万字的作品你读两行就知道它的价值么？所有这些态度、这些姿态，其实说到底，都是拒绝当代文学的借口。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对道德化或者说道德的优越感保持一定的警惕。我们批评作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作家的善意、对作家劳动的基本尊重。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作家劳动的艰苦。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作家作品写出来之后荣耀、光荣，但他写作过程中那种艰苦和挣扎，我们看不到。当我们对一个作家的文字劳动缺乏起码尊重的时候，从根本上对作家的一种否定是非常残忍的。作家写完一个长篇常有一种虚脱和崩溃的感觉。如果说一个作家的出发点就是想写一个坏作品，就是想写一个诲淫诲盗的作品，那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呢？他不能做点别的事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比写作能够赢得更大名利的事情多得很。因此，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最根本的是要相信一个作家写作的目的一定是想写一个好的东西，一定想写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至于说因为水平问题或者说其他问题，作品有局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一个作家。

第三，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滞后以及对“经典”这个概念理解的误区，是当代文学评价危机的理论根源。什么是经典，或者说当代文学究竟能不能经典化、应该不应该经典化，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很多人说：当代文学时间很短，当代文学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它们不能够经典化；或者说当代文学不能够写史，当代人和当代文学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等等。这些观点表面上都是对的，但实际上是有偏颇的，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从当代文学评价危机的角度来说，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滞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几个误区需要克服。

第一个误区，就是对经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很多人把经典想象为一个绝对的神圣的遥远的文学存在，觉得文学经典就是一个很绝对的很乌托邦的东西，就是一个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这其实是为了阻隔当代文学和“经典”这个词的关系。当我们把经典假设为一个非常绝对神化的东西的时候，把文学想象成在天上的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世俗中的作家，我们身边的作家就跟这个东西不能发生关系了。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拒绝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个借口。因为经典既然是绝对的、神圣的、乌托邦的、神秘的、十全十美的，那我们今天哪一个作品会是这样的呢？所有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所有作品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因此，把“经典”这个概念无限地放大，无限地夸张化、绝对化，在经典问题上这种神秘化、神圣化、绝对化、乌托邦化，其实是我们故意制造的一个拒绝当代文学的借口。实际上，人类文学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经典是十全十美的，人类文学史上所有的经典都是有局限的，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就像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红楼梦》一样。王蒙先生前段时间对于阅读调查中很多人不喜欢读《红楼梦》，发表过一个言论，他说：不喜欢读《红楼梦》是可耻的。这个判断其实也是有问题的。读《红楼梦》也不等于就是高尚的，不读《红楼梦》也不能说就是可耻的。文学经典是有它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它不是个精确的概念，它是一种修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典认识。

第二个误区，经典是会自动呈现的。很多人会说金子总是会发光的。金子虽然会发光，但是对文学来说，文学经典有一个最大的特殊性，那就是只有在阅读的意义上才能够实现价值，没有被阅读的作品没有被发现的作品它就没有价值。而且经典的价值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一个作品的价值一开始就是固定不变的，那这个作品一定是没有价值的。经典一定会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读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这也是文学永恒性的来源。文学的永恒性不是指它某一个意义、某一个价值是永恒的，而是指它具有着意义、价值的再生性，它可以不断地延伸价值，可以不断地被创造、不断地被发现，这是经典价值的根本。文学为什么有永恒性？就因为它有再生性，价值可以不断地再生。经典不会自动呈现，一定在读者的阅读或者阐释、评价中不断地增加新的价值。这是文学作品永恒价值的根源。另一方面，文学经典的前提是面世，是现实化。人类历史上，能够流行的经典作品其实很有限，但实际创作的作品是无限的。因为文字出版等等原因，能够出版发表的作品仅仅是人类历史上创作的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不能够说能够出版的作品就一定比那些没出版的作品好。也许在没有出版发表的作品里面，有的已经发表出版的作品更伟大的作品存在。但因为没有面世就没有价值。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卡夫卡是公认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他在临去世之前叫他的朋友把他的作品全部烧掉。如果他的朋友真的把它烧掉了，那卡夫卡就不存在了，他对文学史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也就不会有这个现代主义大师。再比如说，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洛丽塔》在美国六家出版社拒绝出版，对纳博科夫来说已经绝望了。偶然的机会，一个法国出版商感兴趣，就拿到法国去出版了。而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瞬间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这说明什么？作品的现实化是经典呈现的第一要素。

第三，是经典命名权的误区。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现代人还是后代人具有命名权；二，是权威还是普通人具有命名权。说一个时代的作品是经典，是当代人说了算还是后代人说了算？从理论上来说当然是后代人说了算。我们宁愿把一切交给时间。但是，时间本身是不可信的，它不是客观的，是意识形态化的。某种意义上时间会消除文学的很多污染包括意识形态的污染，但是时间也会增加很多污染。此外，如果把一切交给时间，还有一个前提，那就对后代的读者有足够的信任，他们能够完成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经典化使命。但我们对后代的读者，其实是没有信心的。今天已经存在严重的阅读危机，后代人还会有更大的阅读热情吗？幻想后代的人用考古的方式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进行经典化，这现实吗？在经典命名的问题上，我们还要回答的是当代作家究竟为谁写作的问题。当代作家是为同代人写作还是为后代人写作？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幻想同代人不接受的作品后代人会接受，这本身就是非常乌托邦的。更何况，当代作家所表现的经验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是当代人更能理解还是后代人更能理解？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当代人更能理解当代作家所表达的生活和经验，更能够产生共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人对一个时代经典的命名显然比后代人更重要。第二个层面，就是普通人、普通读者和权威的关系。理论上，我们都相信文学权威对一个时代文学经典命名的重要性，权威当然更有价值。比如，对鲁迅的经典化命名，瞿秋白、毛泽东的命名就不可替代。但我们又不能够迷信文学权威。如果把一个时代文学经典的命名权仅仅交给几个权威，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几个人的错误会放大为整个时代的错误，几个人的偏见会放大为整个时代的偏见。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文学史教训。比如大跃进诗歌，郭沫若和周扬对大跃进诗歌的文学评价多么高啊；再比如文革，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部小说。权威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命名，会造成对一个时代文学多大的误解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相信权威又不能迷信权威，我们要追求文学经典评价的民主化、民主性。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判断应该是全体阅读者共同参与的民主化的过程，各种文学声音都应该能够有效地发出。这个时代的文学阅读，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互补性的阅读。为什么叫“互补性的阅读”？因为一个批评家再敬业，再是劳动模范，一个人也读不过来所有的作品。举个例子：三千部长篇小说，一个批评家如果很敬业，每天在家读二十四小时，他能读多少部？一天读一部，一年也只能读三百部。但他一个人读不完，不等于我们整个时代的读者都读不完。这就需要互补性阅读。所有的读者互补性地能读完所有作品。在所有作品都被阅读过的情况下，所有的声音都能发出来的时候，各种声音的碰撞、妥协、对话，就会形成对这个时代文学比较客观、科学的判断。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普通人同样有着对经典进行命名的使命、责任和权利。

当然，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也好，认识也好，虽然有很多的分歧，甚至有很多极端的对立的情绪，但我想，只要我们对文学有基本的信心，只要我们对文学阅读、文学评判还有着基本的态度，只要我们能够对当代作家、当代文学有基本的尊重和理解，我相信当代文学的评价危机，最终是可以克服的，当代文学的未来也还是令人期待的。

（本文根据一次文学讲演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