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信对制度反腐的重要性研究

李炳毅，王丽鸽

(兰州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果敢、自信地直面腐败问题，并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带领全党努力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从大局着眼，从小处入手，铁腕纠正“四风”，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重拳惩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中共中央进一步认识到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反腐是廉政建设的应然之举。

随着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深入发展，制度反腐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紧迫的形势。如何建构合理路径、走出反腐误区，如何确立有效机制、对接腐败现实，如何打造科学格局、进行有序监督，如何加强多方协作、巩固合作战线，这些都是制度反腐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面对严峻的腐败现实和艰巨的制度建设，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充分的政治自信将为我党廉政建设提供持续不竭的动力和勇气。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总结过去的工作成就时提到了“三个自信”，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政治上的自觉和自信将进一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改革中全力践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奋斗目标。

一、坚定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特别用“两个依然”科学概括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勇敢面对“四种考验”、积极防范“四种危险”，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为反腐败攻关，为全面深化改革破局。

社会转型时期，多元价值的激荡、个人私欲的膨胀以及物质主义的泛滥，使得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如何正确对待转型时期我国廉政建设过程中所显现或潜在的风险，如何理性地面对近年来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却无法取得反腐斗争明显突破的观感①，政治自信既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廉政建设与政治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有利于我们树立扎实推进制度反腐的政治勇气。

1. 政治自信有利于我们正视理论短板。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此次报告对纯洁性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地位的凸显，不仅是我党政治建设过程中的高度自觉，也是廉政建设道路上的自信表现，它既彰显了我党面对腐败这颗政治毒瘤的姿态，更表明了我党在新时期取得反腐斗争全面胜利的决心。报告强调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三个创新”的提出，要求我们必须理性地正视反腐实践过程中，在理论建构和制度建设上导致制度反腐失效的短板问题。腐败的危害是不容置疑的，它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损害了国家的形象，扭曲了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增加了政府运行的成本，恶化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制度反腐任重而道远。过去的反腐工作，更多地着眼于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层面，而忽略了廉政建设原本就是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理论前提。制度反腐地位的提升，不仅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更是政治建设诉求下的价值回归。为了全面攻克制约当前中国廉政建设的难题，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时刻保持充分的政治自信，着力解决理论和制度上的短板问题，切实将反腐行动纳入政治建设的整体部署之中，努力实现廉政建设与政治建设的良性互动。

2. 政治自信有利于我们坚定发展方向。

从学理角度分析，腐败是指公共权力的配置结构及其运作体系存在着与其原本的公共性目标在道德底线上相背离的问题。②为了解决腐败产生和蔓延的制度性根源，我国对政治、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展开了改革性的探索。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可回避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人类存在对政治的需求，只要社会共同体中存在着政治过程，就必然存在腐败之可能，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只能遏制。与此同时，我国又恰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价值碰撞、利益冲突，原有秩序被破坏、新秩序缺位的事实，在客观上滋生腐败并使其不断蔓延。基于上述的结论及其事实，我们要想获取转型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胜利，就必须树立坚定的政治自信。这是因为制度反腐是要循序渐进的，“法律的变迁，相对于其他社会变迁而言，是较为缓慢而平稳的，有时甚至是悄无声息的”③。面对前进过程中的曲折与障碍，政治自信是勇气也是保障，是动力也是资源。此外，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实践中，较为忽视一个客观事实，任何制度都是需要人去执行的，人们的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邓小平也曾说过:“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④。在制度反腐过程中，只有坚持制度上的创新和政治上的自信，才能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科学正确地对待反腐形势中出现的“三个并存”，即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才能坚定我们对发展方向和所走道路的必胜信念。

二、对接现实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制度反腐作为防范权力腐败的主要手段，要想从根本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势必要形成一个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制度体系。要求我们既要加强对现行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也要注重对相关制度的整合与协调，以实现制度间的相互配合、高效运作。制度反腐的推进要坚持“二维兼顾”的基本方向，一是防腐层面的制度设计，二是治腐层面的制度运行，这也是惩防并举的题中之义。制度体系的设计与运行紧密围绕着制度规则、制度价值和制度生活而展开，其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发展症结亟待解决。

其一，从制度规则层面看，政治自信将带来更高的制度效能。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之一。回顾我国反腐、治腐的实践探索历程，我们曾以人心向善为出发点，着重强调“说教式教育”来推进道德反腐;曾以高薪养廉为路径，试图增加腐败分子所获的物质利益以抵制内心私欲;也曾以“追身式防御”为方式，极力打击腐败行为加大惩治警戒力度。然而，实践证明在腐败行为低成本、低风险的社会体制中，人心向善只是愿景、高薪养廉实乃空想、“追身式防御”太过滞后，只能导致反腐倡廉工作缺乏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往的努力和尝试验证了同一条反腐规律，即消极、被动的制度规则无法取得反腐斗争全面而彻底性的胜利。在制度反腐的过程中，无论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制度运行的模式与路径，都要求我们转变姿态，树立政治自信。坚定地相信我们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既不抱空想于说教，也不寄希望于愿景。只有主动防御、积极惩治，才能真正落实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方针;只有果敢地面对现实、自觉地迎接挑战，才能充分发挥制度反腐的现实功效和时代价值。

其二，从制度价值层面看，政治自信将获得更广的社会认同。制度价值体现于人们对制度的认可程度和尊重程度。制度反腐，设计是前提，执行是关键。社会对制度的低认同度、低尊重度，势必减弱和降低制度本身的权威与效能，最终导致制度运行阻力重重。在现实中国社会，严重冲击制度权威的主要因素是人情社会的影响。中国社会具有浓厚的人情关系，该现象是源于我国的社会是以宗法伦理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这样的社会基础极容易结成关系网、利益链和帮派圈。在反腐倡廉建设的过程中，即便我们认识到了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却依然无法有效地解决制度虚置、制度离散、制度冲突和制度失效等问题。其中缺乏的不是理论上的支撑，而是执行中的力度。制度的执行者如果不按制度办事，不维护制度的权威，而纵容、漠视腐败行为，就会架空制度，使其形同虚设，进而引起“潜规则”的腐败文化泛滥。制度的执行力直接影响并制约着制度反腐的收效，只有党和人民真正做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能让人情社会中的网络和链条不攻自破，公民才能将自身的切实利益真正寄托于制度保障。

其三，从制度生活层面看，政治自信将建构更牢的心理防线。制度生活是指人们将制度的价值理念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将制度价值上升为一种信仰，从而形成尊重、遵从制度的习惯与定式。⑤合理的制度生活自然是各级领导干部既能尊重制度、依法办事，又能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权力制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存在着与其相悖的客观事实。就环境而言，隐形的腐败网盘根错节，腐败分子之间寻求利益的结合点，相互交织、相互包庇;就诱因而言，强大的利益链环环紧扣，投机腐败行为愈演愈烈;就文化而言，人为的潜规则根深蒂固，贪污受贿习以为常。面对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业已形成的“腐败文化”，要想冲破腐败分子处心积虑编织起来的利益之网，真正做到廉洁自律，就必须树立坚定的政治自信，来勇敢回击腐败分子的排挤和打击。只有政治自信，才能彻底改变对腐败现象冷漠和纵容的态度，在心理上建构更为牢固的防线，在行动上作出更有担当的行为。

三、践行路径

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我党在全面把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问题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廉洁政治的理想状态是权力的规范运行。为确保这一理想状态的顺利实现，要求制度反腐既要着眼于权力制约，也要着眼于民主监督。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我党对廉政建设作出的整体性布局。但要取得廉政建设的全局性突破，在制度反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政治自信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权力制约:政治自信将打破一个怪圈。

亨廷顿认为“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⑥在实际生活中，腐败行为就是将权力的公共性质化为私有，为个人或相关利益人谋取私利，进而损害社会公共的利益。美国作家格特鲁德·希梅尔关于腐败曾发布这样一个观点:“自由主义者以巨大的代价了解到这样的教训，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但是，他们还必须了解到，绝对的自由也意味着绝对的腐败”。⑦因而，权力制约是遏制腐败的必然选择。制度反腐尤其是法制反腐在现代政治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普遍性共识，也是其反腐的首选方式。“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寻求权力制约的法治途径是最有效、最权威、最持久的模式”⑧。但就我国目前的制度反腐而言，我国的腐败现象并没有随着党和国家出台文件法规的增多而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却仿佛陷入了“人去政息、越反越腐”的怪圈。这一现象的出现，既在一定程度上助燃了腐败分子的贪腐之欲，也在客观现实中消解着反腐工作者的拒腐信念。

着眼反腐现实，所谓的“怪圈”并不怪，只是因为“法之难，不在于立，而在于执行”。制度反腐过程中建章立制故为重要，但制度的执行才是关系反腐倡廉工作成败的直接因素。人性假设理论认为，人是有多重属性的政治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综合体，既有理性和正直的一面，也有欲望和情感的一面。制度的健全是促进政治程序化，制约权力规范化的必要保障，但并不等于完善的制度体系就一定会实现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和政治的清明。只有自信的反腐信念才能强化反腐工作者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才能构筑坚固顽强的反腐队伍，避免人去政息后腐败现象的复燃。只有坚决的反腐斗志才能保证反腐工作者勇于面对淫威逼迫，发挥制度反腐的现实功效。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高压态势日渐形成，手握重权、身居要职的官员频频落马，充分显示了中央惩贪反腐、澄清吏治的决心和勇气，政治自信有利于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在反腐一线作出理性回应并保持坚强意志。

2. 民主监督:政治自信将扭转一个局面。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从腐败发生的原因和态势看，监督机制的建设是制度反腐的重中之重。我党坚持把强化监督作为反腐倡廉的关键。着力完善监督机制、拓宽监督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前移监督关口。这些年来，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力地保证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捍卫了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纯洁了党的组织和队伍，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遏制腐败现象、建设廉洁政治的过程中，民主监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目前民主监督在反腐斗争中的效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行为主义研究认为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在某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展开的。在监督机制日渐完善的情况下，公民的政治效应意识也就是公民个人对自己能够影响政治活动的自尊、自信和自我实现的政治倾向，直接影响着公民对民主监督的参与程度。现代的政治过程应该是一个开放互动的过程，应该保证各政治行为主体参与其中。

目前我国公民监督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公民监督过分依赖网络，制造舆论风暴，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常规的反腐权力。多形态、全功能的网络反腐模式在预防和打击腐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呈现着诸多的负面效应。带有强烈“仇富和怜弱情节”的公众使得网络反腐在实践中产生极化效应，导致某些案件被过度解读和恶性升级，使得司法审判严重受到媒体和民意的影响，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司法的程序逻辑和法律权威。网络反腐具有双面性，我们既要积极发挥网络的反腐效力，也要努力克服网络反腐的负面影响。企图借助网络的隐蔽性来使自身免受腐败分子打击报复的自卫心理，合情但不合理。它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良网民对他人隐私进行的随意侵犯，也增加了反腐机关核实腐败信息真实性的难度。我们必须认识到，网络只是公民参与监督腐败的一个媒介，而不是保障检举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伞。在网络反腐过程中，我们既要大力防范网络中潜藏的无政府主义暗流和失序的政治参与，也要充分肯定和强化常规反腐举报机制的通畅有效。只有政治行为主体具有充分的政治自信，科学勇敢地运用举报制度，积极正面地配合反腐工作，才能保证公民的政治地位，使公民监督纳入有序合法的轨道，才能提高国家政治的开放程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四、合作战线

腐败现象是一个具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世界性难题。当今世界，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不面临腐败问题的困扰。2001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报告认为，腐败在未来将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世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促进了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腐败现象也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在我国反腐斗争中所出现的贪官携款外逃、洗钱等跨国腐败行为，让我们认识到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首批缔约国，我们要努力在缔结合作条约、确立合作制度、参与合作行动、构筑合作战线几方面有所作为。全球性反腐合作战线的形成，势必要求我们要敢于正视跨国腐败事实、要敢于参与全球反腐行动、要敢于担当国际拒腐责任，政治自信将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政治自信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跨国性腐败之事实。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腐败现象在各国蔓延，已经成为世界社会政治关注的热点问题。腐败已经不再是单个国家的个别问题，而日益演变成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于腐败的侵蚀之外，反腐的国际性合作成为一种必然。当今世界，国际商业中的交易贿赂、资金与贪污分子外逃、洗钱、国际非政府合作组织内的腐败以及政治捐款和国际救援基金的使用等方面腐败现象频发，单独依靠任何一国政府的力量都无法应对跨国腐败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为此，我们对内切不可掩盖跨国腐败之态势，对外更无需隐瞒本国腐败之事实。自觉地尊重反腐规律，自信地面对腐败现实，这既是建构全球性反腐合作战线的必要前提，也是取得跨国性反腐胜利的应然准备。

其次，政治自信有助于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性反腐之行动。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是在政治方面，民族国家的概念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与自主在客观上为跨国腐败提供了避风港。当前我们既不能期待国际社会出现超国家的政治实体来打击跨国的腐败犯罪作为，又不能奢望世界各国的法律统一一致而消除跨国腐败滋生的土壤，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世界各国之间缔结国际条约，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消除由于各国政治、法律不同而带来的反腐败种种障碍。⑨在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性反腐行动的过程中，力求合作、促进协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政治自信从政治心理建构的层面为我国跨国性反腐行为提供动力支持和智力保障，从而使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愿望是真诚的，态度是积极的，行动是有效的。

最后，政治自信有助于我们主动担当国际性拒腐之责任。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家之间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相互依赖逐渐成为时代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奈(Joseph Nye)在他们的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开篇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这种相互依赖将会导致国际合作越来越普遍。在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全球化腐败现象面前，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化反腐合作，主动参与跨国反腐行动，并不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也不是国际环境的压迫，其基本动因是谋求发展和维护和平。政治自信不仅有利于建立行为体同舟共济的主观意识，而且有利于国家间形成共同命运的发展模式。政治自信彰显的是一个大国姿态，体现的是一个大国品格。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肩负起跨国反腐的历史使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担当起拒腐防变的时代重任。

注 释:

①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97．

②魏宏．权力论: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制度研究［M］． 上海三联书店，2011，33．

③舒国滢．反腐败与中国法治品格的塑造——刚性法治能力的形成所面临的问题［A］．刘海年等编．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7．

④邓小平文集(第3 卷)［M］．人民出版社出版，163．

⑤郭中军．构建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A］． 刘杰等编． 中国廉政建设的路径分析［M］．时事出版社，2012，129．

⑥［美］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54．

⑦George Seldes:the great thoughts，Ballantine Books，1985，184．

⑧刘金国．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J］．中国法学，2000(1)．

⑨陈正云，李翔，陈鹏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全球反腐败的法律基石［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