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

◆于宗华

(渤海大学文理学院文法系2011级)

1947年，《围城》一书问世，随之在褒贬不一的评论中销声匿迹。30年后，《围城》从海外归来，已经蜚声国际，举世传诵，并被译为英、法、德、日、俄、捷、西等多种译本。《围城》在越来越多的注意中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围城》深刻的主题意蕴，更因为其独具魄力的艺术特色:讽刺幽默。

一、讽刺艺术

讽刺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它用讽刺和嘲讽的手段描写敌对、落后和反动的事物，有时甚至用夸张的笔法加以揭露，以达到贬斥、否定的艺术目的。中国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历来过于凝重，如冷峭夸张的张天翼、沉郁深厚的沙汀、京片子式的老舍。而钱钟书《围城》的讽刺却是铺张、细腻、机智、幽默，既见清代吴敬梓之功力，又有西方近代讽刺大家的风范。钱钟书的艺术成就源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精通经史，学贯中西，通晓古今，因而目光深遂、透彻，能俯看人世间的纷扰，自然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而他睿智的才思所焕发出的创作才华更使他的小说语言既有讽刺的机锋，又有幽默的机智。

《围城》中的讽刺，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及其弱点的哲理性思考，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的细微精确的把握。从而增大了作品的内涵，同时也使讽刺意蕴更加丰富。讽刺的犀利性与蕴含性融于一炉，形成其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讽刺的细腻

嘲笑含辛涩，揶揄有沉思，快感夹感叹，用钱钟书自己的话来说即为“银笑”。也就是把讽刺的线条变得粗中有细，更富表现力。这一艺术风格在《围城》中随处可见。那么作者是怎样巧妙地运用多种语言手段使作品产生讽刺效果的呢?聊举几例。

在方鸿渐即将到达三闾大学的一幕场景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语言描写:“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方鸡渐几乎是用《圣经》中上帝的口吻，来教谕尘世的凡人去解脱他们的苦难，而他自己却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酥基督，永远受苦受难。于是在看似平淡的文字里咀嚼出了苦涩的味道。

又如，方鸿渐归国途中，那些留学生们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祖国)服务”，却“成天赌钱消遣”;“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且“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作者用褒义的语言陈述贬义的事物，故意混淆语言的感情色彩，深刻讽刺了卑劣平庸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那少得可怜的爱国心!作者轻松的“银笑”，却让人一点儿都笑不出来，这就是其精妙所在，非大家手笔所不能及!

作者在对方鸿渐的心理描写中，有这样一段:“自己在巴黎从没碰见过她，今天偏避免不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乍看似乎不合逻辑，“巴黎大而天下小”再仔细一琢磨，嘿，神了!从讽刺的意图出发别出新意，真是“搞笑”。

另外，还有对“电视”的曲解，庸医“杀人”，“把四方剩了三方”，却是因为“那一方人抵抗力强”，“没给医绝了种”;陆子潇的“行政院”和“外交部”的妙谈，如此等等，不能遍数，但作者的“银笑”是得以体察到了

(二)讽刺的锐利、强烈、有力度

老舍先生曾说过:讽刺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一种极强烈的冷嘲，必须毒辣不留情。对于那些丑恶的事物和肮脏的灵魂，钱钟书的讽刺就如一枝枝利箭，毫不留情，饱含着尖刻和辛辣，一语破的，剃肌砭骨，让它们无所遁形。我们不妨从《围城》中摘取几个片段看一看:“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世界上大事情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情倒丝毫假借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绝不肯偷人家的钱袋”。“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作哀悼的文章。棺材店殡仪馆只作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是好题目”。

这些讽刺或借助比喻，或借助反语等手法，对于当时盛行的留学热和普遍的崇洋媚外的心理作了深刻的揭露，加以毫不留情的嘲讽，如例(1)对于政治上的腐败，官员们的虚伪;如例(2)所举，以犀利的嘲讽笔墨，使他们露出丑恶的嘴脸;而例(3)又使我们对那些所谓的“文人”有清醒的认识。这些人把文学当作吃饭、挣钱的手段，文学成了他们肆意践踏的玩物，沾染上了刺鼻的铜臭气。可以想见这样的文人，这样的文坛带给我们的将是什么。

(三)讽刺的机智

奇思妙想是钱钟书作品机智讽刺风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但又恬到好处的语言，在《围城》中随处可见，常常使我们在发笑的同时为作者的奇思妙想而惊叹。在内藏机锋浑然天成的语言中，蕴含着对人生世态的审美批判，更加强了讽刺的力度。

在形容大学里的老师时，作者这样写道:“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作者解释道“丫头收房作姨太太是很普遍的”，“而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这样一个精巧的比喻，便把校园内部晋级评职的奥妙所在揭示出来，让我们为作者的揶揄发笑的同时也引起深思。

由于作者具有透彻的观察力，以及杰出的艺术才能，因此，往往能用形象的语言描写人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心里活动，从而深刻揭示出人物的心理特征。书中方鸿渐在三闾大学的途中，曾经见着一个烧掉屋身的破门，这引起了他的思考:“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也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虽然这么说，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这时的方鸿渐正处于失恋和失业的双重打击中，“情敌”赵辛楣无意中为他觅得了一个出路，然而与李顾之流的几天为伍，又让化感到前方一片茫然。三闾大学似乎也不再有吸引力，只是万般无奈中的一个选择。人被渺茫的希望所牵引、追求、奋斗，而一旦得到，才发现全不是所希望的那样。这里人的永无止境的寻找追求与破门般的绝境形成了绝妙的讽刺。

这种心理讽刺的好处是，使作者特有的心理因素，与精细的心理描写美妙地结合起来，讽刺的线条变得更柔、更细。钱钟书在作机智讽刺时，常常由此及彼，把彼此分离着的人和事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思考，找到他们之间的某些相似点，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机智的讽刺效果有赖于丰富的讽刺手法。《围城》中的讽刺包罗万象，讽刺手法也多种多样，诸如反讽叙述、灵活用典、奇特类比、反仿等，下面我们取其一二分别观之。

钱钟书在小说中对反讽有着广泛的应用。最突出的就是时间的反讽。小说结尾以祖传的老钟登场，“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宣告方鸿渐的教育、爱情、婚姻、事业以失败和幻灭而告终，把主人公这一普通的现代人和平凡的生命历程，提高到新的高度，不但揭示了整个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也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从而深化了《围城》的主题意蕴。

钱钟书的渊博知识使它得以在小说中灵活运用典故，达到讽刺效果。例如，辛楣爱上馆子吃饭，动不动借小事请客，朋友有事要求他，也得在饭桌上跟他商量。仿佛他在外国学政治和外交只记着两句，拿破仑对外交官的训令:“请客菜要好”，和斯多威尔侯爵的办事原则:请吃饭能使事务滑溜顺利。”一个小小的吃饭，可以运用到外交辞令，可见吃饭的妙用了。其实，这种请客吃饭的风气既不是赵辛楣首倡，更不会自他便终止。仿佛现代社会仍普遍通用这一原则，吃饭也如同过关的通行证，许多事情拿它一晃便可顺利通过，作者的讽刺意味不说自明。

二、幽默艺术

有的评论者说钱钟书是一个讽刺艺术个性渗透到全身心，渗透到全部文字里的讽刺家。其实，他的幽默气质更是渗透到全身心，渗透到全部文字中去。俄谚语说:“笑是力量的亲兄弟”。讽刺离不开幽默，幽默加大了讽刺的力量，钱钟书的讽刺语言中也常常是幽默的。

可以说，《围城》的幽默是整体性的，无论是情节的变幻，人物的塑造还是心理的描写，语言的叙述，到处都洋溢着幽默的色彩。钱钟书是位卓越的语言大师，凭借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把多种语言技巧运用自如，使作品的幽默意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生动的表达技巧

例如，“鸿渐的心不是雨衣的材料做的，给她眼泪浸透了……才收泪让他把这件事说明白”。“大前天早晨，该死的听差收拾房间，不小心打翻水瓶，把行政院淹得昏天黑地，陆子潇挽救不及，跳脚痛骂”。例1不说鸿渐被柔嘉哭得心软，而说被泪浸透了。例2不说墨水淹了信，而采用代名词行政院。这种表达别出心裁，富有文学性，从而在生动形象的叙述中油然而生幽默感。

有时作者变换视点，转移角度，从而使语言显得俏皮。如“这车觉悟今天不是逍遥散步，可以随意流连，原来真得走路，前面路还走不完呢!它生气不肯走了……”这里不从人而是从车闹脾气写，把旅途的艰难，交通工具的简陋，写得生动有趣。钱先生深情幽默之道，常常变换技巧，在耳目一新的语言中渲泄自己不尽的幽默。

(二)别致的修辞技巧

“满嘴不经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上面疏疏地缀几粒娇羞不肯露出头的黄牙齿”。“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这里例1用“娇羞不肯露出头”来形容牙齿，让我们禁不住为王美玉的尊容捧腹大笑，这个别致的修饰语就突出幽默的意味。例2通过下文的补充‘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来强调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而高校长令人憎恶的面目活化在眼前，讽刺的同时表现了幽默。在《围城》中，钱钟书常交互运用两种手法，营造出浓厚的幽默氛围。

(三)活泼的修辞技巧

利用活泼多变的修辞格，达到幽默的效果是钱钟书常用的手段。例如，“他的旧法兰绒外套经过浸湿烤干这两重水深火热的痛苦，疲软肥肿，又添上风瘫病……”“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这两个例子都用了拟人的方法，衣服，头发，鼻子全成了有灵性的人物，使人读来活泼有趣，除了拟人，作者还常运用夸张的笔法去描写人或物，从而使我们在放大的影像中发现笑料。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也对过些现象进行了嘲讽。

在这些修辞技巧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比喻了。作者的比喻长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而细细品味之下，又不能不为他的奇思妙想拍案叫绝。钱钟书善于把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比喻，使看似差异很大的东西和谐有机地联系起来，既生动、形象，又诙谐、幽默。请看下面两例:“以后的谈论，只像是人工呼吸来救淹死的人，挽回不来生气”。“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谈话和救人似乎毫不相干，但谈话的枯燥沉闷而又不得不进行，恰似人工救活的人，虽保住了生命，而没有生气，这样的比喻岂不奇妙。方鸿渐一番天花、梅毒之语，使请他来演讲的人尴尬不已，而受着“文明”教育的女生更如同受了污辱，这样想来，例2的比喻就由不通，而成甚通，引发我们发自心底的笑声。《围城》中这样的比喻举不胜数。精当而又耐人寻味的比喻，给小说带来了无穷妙趣。

《围城》的语言中，有很多是故意违反了现代语用法中的“会话原则”，使读者在不协调的叙述风格或变幻的语序中发生了理解上的心理转折，产生一系列对比、联想等，从而感受到作家这种语言的幽默性。作者在形容方鸿渐对苏文的口吻时这样写道:“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花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这段话中，作者融合了古代、现代、中国、西洋、官场、教堂等多个方面，语言任意驰骋，从而达到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效果，这里便是打乱了方式上的一致性原则，让我们从不规则中找到幽默。

从总体上说，《围城》是讽刺艺术的杰作，幽默是《围城》的总体气氛。钱钟书使讽刺的犀利和幽默的轻松得以中和，为文坛创造了一种轻松的“银笑”。

［1］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