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走向科学发展的人居环境

马皖强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 合肥 230022）

1 概 述

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者，面对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带来的新形势，顺应着工业革命后全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工业化城市相关问题，思索着“对环境进行全面的设计，进行某种探索”。由此，顺应着城市生活个体、顺应时代的物质需求，以及城市生活全体为了解决个体生活的需求，霍华德提倡“社会城市（Social City），开创了区域规划、城乡结构体系、城市体系的探索。

作为近代城市规划的启蒙者，霍华德所追求的，实际上是解决在新城市的影响下，全新时代中各类生活个体与客体的矛盾与冲突。在当时的思维体系中，模糊的科学发展的人居环境的概念，已经由此开始体现。只不过，当时的体现，在思维维度的限定下，所关注的个体还仅仅是“人”而已。霍华德，是基于一种“社会精神”全面推动人居环境的发展。

2 科学发展的人居环境科学

科学发展的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是以人类聚居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在这个体系中，主体不单单是人，环境也成为了所依托的重要一员。

霍华德在自己开拓性的研究中，其“田园城市”概念的建立与推广，宏观上说，已经隶属于科学发展的人居环境科学了，但在当时思维维度以及宏观地球环境科学认知的客观局限性限制下，人居环境的改善主体，出发点还是局限于以人作为服务及被服务主体对象的。在同期“两股并行的溪流”中，P·盖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定人之一，“从生物学研究走向人类生态学，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系统研究现代城市成长和变化的动力以及人类、居住地与地区的关系”，从这方面来说，他研究的主体对象，已经要略进一步了。

P·盖迪斯倡导了综合规划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他把看做人类文明的主要器官”，并推演了主客体活动对客体环境演化的持续影响。基本框架在这个体系中，开始突破城市的常规范围，囊括进自然地区。“有机规划”概念的推行，是P·盖迪斯不同于霍华德的地方。但没有更大范围环境系统理论研究体系的依托，P·盖迪斯的所有概念，思想的局限性依然存在。

科学发展的人居环境科学，重点突出在“科学发展”。在每一个时间轴上，人们的认知都在不断的突破，大环境体系所依托的空间维度也不断拓展。在这种情况下，人居环境科学需要不断依从维度的变化而变化，科学系统研究的着眼点作为系统的重要维度之一，也在不断的变化着。作为一个多维度并存影响与发展的学科系统，时间维度、思想维度、空间维度、生态维度等多重维度的发展与变化，都让人居环境科学走向更为客观的研究体系。从根本上说，科学发展的人居环境科学，即使服务于人类，也是服务于人类所生存的环境，这两个被服务的主体，是并行存在的。

人类所生存的环境：微观上的体现，是现有的人类聚集点，从建筑单体（如会所、影院、体育场……）到建筑群体（社区、城市综合体……），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镇到大都市，从都市到都市圈；宏观上的体现，从都市圈到国家、区域，直至地球，甚至今后可能会发展的星际空间，都是环境主体。

随着各种维度的不断延展，区域化的研究开始建立发展。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一个既向往新技术又注重人文的博学者，被称为上个时代最深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强调以人为中心，提出影响深远的区域观和自然观。在芒福德所推动的规划思想体系中，以人为本和区域观作为重点被正式提出、研究已经实施。在这个体系中，人居环境科学的科学发展，已经开始被淋漓尽致的得以体现。在随后的时间轴上，科学发展的人居环境科学，便依附着所有现行的相关科学体系，隐性的发展起来，但在这个时候，科学发展的依据，还少了一个重要的体系的支持，即环境监测体系。

197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属的全球和地区环境监测的协调中心（GEMS），根据1972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建议正式成立，地址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它系统的收集、分析和评价各种环境状况变化因素的数据和环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情况。监测系统支持的活动主要有5个方面：气候的观测；污染物远程迁移的监测；人体健康的检验；陆地可更新资源的监测；海洋污染状况的监测。列举的国际监测项目包括4大类：生态监测；污染物监测；自然灾害监测；环境监测研究。我国从1978年起先后参加了大气污染监测、水质监测、食品污染监测、人体接触环境污染物评价点监测等活动。

3 人类聚居科学

道萨迪亚斯（C.A.Doxiadis，1913～1975），希腊城市规划大师，将聚居（Settlement）的概念提取出来，加以系统研究，称之为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吴良镛先生将之翻译为“人类聚居科学”。人类聚居学的研究，在吴良镛先生看来，是一项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工作。从古至今，建筑学者们一直强调的是建筑的特性、艺术性以及规划的“为人性”（For-Human），但总体还是依托于建筑为研讨基础。人类聚居科学系统的正式建立，让科学发展的人居环境科学开始有了自己的骨架与血肉，不再依存于其它学科与体系。而且，1975年建立的GEMS，也开始源源不断为“科学发展”输送强有力的支撑体系。

人类聚居科学，因道萨迪亚斯的创建，可以称之为道氏学说，在吴良镛先生看来，其系统的理论特点主要表达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时代及其所面临的任务的认识”。在这一点，从1963年《台劳斯宣言》开宗明义：“纵观历史，城市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摇篮。今天，就像其他所有的人类机构一样，城市杯极度地卷入了一场袭击整个人类的迄今为止最为深广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是什么？就是城市化。城市的发展与进化，随着人类文明的需求，在霍华德、盖迪斯、芒福德等人的系统映像下，用自己被动的发展方式，席卷、映像了整个人类聚居环境，在现代社会，这种映像，即使对于为加入人类聚居区的非聚居自然环境，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1967年《台劳斯宣言》指出：“从整理看来，直至最近，政府、学者、经济学家、专家们都已忽略了城市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城市化是发展的结果，也常常是发展的负担。但是，它还应该成为良性发展的手段。”道萨迪亚斯，通过城市化引发的各种影响以及环境的影响与被影响等各类城市发展维度上的拓展，开始”人类聚居学“的建立与研究。

第二，“考虑问题的整体观、系统观”。在现代，城市发展的问题错综复杂，除了之前各种发展学说、体系的依托，面对的问题却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和解决方法。“人们总是试图把某些部分孤立起来单独考虑，而从未想到从整体入手来考虑我们的生活系统”。人类聚落的发展，始终以一种非线性的螺旋缠绕的方式往前行。道萨迪亚斯开始用人类聚落环境的整体性、系统性为研究建立起系统模型架构。

第三，交叉学科观点的应用，多学科并行的理论研究方法，也拓宽了道氏学说的维度。这种研究方法意义非常。人类聚居学不单单是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某一体系的研究方向，而是众多学科都需要面对与解决的。人类聚居，实际上是一个众多学科的主体。所有学科的“起承转合”，都与人类聚居学相依共存，同时，学科上的共生体系，也为科学发展的人居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一点，从1975年建立的GEMS，可以得到强有力的证明。

理论框架的初步建立，是道氏学说为科学发展人居环境研究系统提供最有效的研究模型。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作为该系统模型的有效支撑，让人居环境的科学发展性有了更具有客观性的特性。道萨迪亚斯1975年完成的《人类聚居学与生态学》（Ekisticsand Eclolgy）,作为道氏学术思想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今后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研究的强有力支持体系。

4 结 语

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对于人居环境科学发展与研究来说，这些体系都是人居环境科学的历史依托。宏观上说，无论是哪种学科，都是在研究、探索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发展，以人类生存环境为框架，人与生存环境为共生体系，既解决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又解决环境被人类生存所扰动的问题。由此，科学发展性，作为人居环境体系的重要影响维度，逐步深化影响到我们今后的人居环境发展体系中来。

[1]伊利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2]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