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视角下的严复政治思想研究

王 政

保守主义视角下的严复政治思想研究

王 政

严复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译作最早将密尔、亚当斯、斯宾塞等欧洲思想家的思想引入中国，在当时的思想界引发了强烈的震荡，同时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也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严复早期和晚期思想呈现出的“矛盾性”，学界对严复思想的定位和评价至今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通过系统地整理研究严复思想的具体视角和严复早期、晚期的政治思想，通过保守主义的研究角度，得出严复毕生的政治思想具有一贯性的结论，这种内在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上。

严复；政治思想；保守主义；民主；自由

王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在读硕士（天津300387）。

一、严复思想研究的基本视角

目前学界对于严复政治思想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固定的模式，通过对目前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归纳发现，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

一种思路是由周振甫、王栻、李泽厚等学者提出的“先进步后倒退”“西化到复古”的演变轨迹。周振甫在《严复思想评述》中，将严复思想发展历程分为“全盘西化”“中西折衷”“反本复古”三时期，这种分期为日后“S”型模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1]；王栻在《严复传》中认为，严复在戊戌政变后的革命形势发展中，逐渐成为一个保守人物，辛亥革命后成了开历史倒车、与反动的统治阶级连在一起的顽固分子，走上了可悲的歧路[2]；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指出，严复在《原强》等论文写后一二年，在戊戌变法走向高潮时，便表现出倒退，后来更背弃了他早年曾经热情相信过、宣传介绍过的“新学”、“西学”，从而完全到封建主义怀抱去了[3]。

这种将严复思想发展视作从激进到民主的转变的看法，后来受到很多学者的挑战。

美国学者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指出，严复从肯定西方到回归传统与保守的变迁，大致上是不错的，但他认为严氏晚年的思想“有一持续性的执著与实质上内在的一致性”，他仍然一贯地受到斯宾塞、密尔和甄克思的影响，其晚年思想只是对自由在追求富强所扮演之角色的重新评估，使得自由对于追求富强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集体自由高于个人自由的权威主义价值关怀[4]。

以上两种研究视角曾长期主导着严复政治思想的研究，近年来海内外的相关学者不断尝试突破上述的研究框架，力图论证严复政治思想所具有的一贯性和延续性，主要代表有黄克武、林载爵等。

台湾学者黄克武在《惟适之安》中通过叙述严复的生平经历，认为严复终其一生都深受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双重影响[5]。在《严复晚年思想的一个侧面：道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之会通》[6]一文中，黄克武通过研究严复晚年对道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会通，挑战二手研究对严复晚年思想的认识：他认为周振甫、王栻等人的错误是，没有认识到严复晚年在肯定传统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摒弃西方的自由主义；而史华兹虽然了解中学、西学在严复思想中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却不了解对于严复来说，个人自由与庄子的“在宥”和杨朱的“为我”等想法是贯通为一的，有其本身的意义，并非富强的工具。

林载爵在《严复对自由的理解》一文中，强烈地反对严复晚年有转向保守的思想变迁，他强调严复一生有一以贯之的终极关怀，“严复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激进过，也从来没有主张过全盘西化，自然也有无所谓从激进变为保守。”严复深受英美自由主义经验传统的影响，主张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来实现“保群保种”，这种变革要以政府的权威为基础，“只有政府权威建立了，国家才能独立生存，进而谋求国民程度的提高；最后，当国民程度提高了，人民才能享受自由”[7]。

以上三种严复思想的研究路径所表现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严复一生中不同时期内中学和西学二者关系的认识有差异，而事实上，严复的政治思想终其一生是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所谓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既是时间上的，也是内容上的，这种连贯性和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严复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上。

二、保守主义视角下的严复政治思想

严复曾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受清政府派遣，前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留学，学习海军。当时的英国思想界流行的不再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浪漫主义思想，而是达尔文、赫胥黎、穆勒等人关于进化论、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方面的著作[8]。严复所接触的是英国的经验传统，而英国的经验传统也是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源泉，其对传统的信奉、对秩序的恪守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审慎的哲学态度，都对严复的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1.强调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地位，重视传统观念的价值。传统的价值一直为保守主义者所信奉，他们认为，传统是智慧的沉淀，反映了全面而系统的观点，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同时给人们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对于严复而言，对于传统观念的重视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严复终其一生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墨家等古代传统的价值理念的认同。而且，严复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具有判断性和选择性的，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并未对其进行全盘的否定进而全面西化，在其晚期，也并未对其无条件肯定进而反本复古。严复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探索一条中和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路径，并未曾偏废其一。

严复于1898年6月在天津《直报》发表了《道学外传余义》一文，该文指出了世俗道学与真正道学的区别，澄清了社会上对于两者的混淆，指出过激之人归罪于宋儒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很能代表严复早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立场。“试思周、程、张、朱、阳明、蕺山之流，生于今日之天下，有益乎？无益乎？吾知其必有益也，其为国也忠；其爱人也厚；其执节也刚；其嗜欲也淡。此数者，并当世之所短，而宏济艰难时所必不可少之美德也。使士大夫而能若此，则支那之兴殆不须臾，方且尸祝之呼吁之，恨其太少，岂恨其多哉？”[9]引文中的这段话表示出当世严复对于儒学的认识态度是十分可观的，即便是在他倡导西学最为激烈的早年，他也依然能够运用其熟悉的经验论、进化论的唯实思想衡量中国旧学，看到宋代儒学对于当代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宋儒身上所具有的人格和学行特质，正是应付事变之亟的新时期所需要的品格。

然而严复晚年力主回归传统，提倡尊孔、读经、倾向复辟等，倾向于道家的神秘主义，这表面上似乎与他早期提倡西学的立场相矛盾，实则有其内在的原因。首先，严复深受英国经验传统的熏陶与影响，主张通过渐进的改革实现社会进步，提倡君主立宪制，而当时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流，通过激进的革命方式来实现政治理想这种方式在根本上是严复所无法接受的，现实政治的不得意使得严复转而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其次，从世界格局来看，欧美世界刚进行世界大战，战争导致的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也使得严复开始反思其大力传播的西方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其把西方视作人类进化目标的观点，也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试图从儒家文化中发掘出济世的良方；最后，从严复思想一贯的特点来看，其晚期仍然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重新定位和认识西方文化，并未完全放弃传播西学的主张。即使是到了1911年，以更多的言论支持孔教的时候，严复仍然高唱“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并没有放弃1985年时鼓吹西学的主张[10]。

严复晚年会通中西的想法代表了民初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想象，具有肯定传统与再创传统的企图，他尝试以渐进改革的精神，将中国传统与较重视个人的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11]。综其一生来看，严复对于传统的认可和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并未出现断裂。

2.笃信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民主、自由观念，倡导文化上的中西并用。保守主义者也提倡自由、民主，其并不反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而只是在具体的问题上诸如变革的方式与自由主义者有所不同。严复对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理解和宣传明显是带有保守主义性质的。

1895年2月到5月期间，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五篇文章，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开始了他传播西学的漫长道路。他翻译了《群己权界论》《原富论》《天演论》等西方名著，将西方思想界中的民主、自由等思想传播开来。

在自由的获取上，严复主张顺天之自然而取得自由，反对以革命之血浇灌自由之树。在自由的具体内容上，从严复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严复主张的自由内容包括行己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严复晚年虽然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但并未因此而放弃西学，而是通过更加深刻的认识传统文化，从而重新定位西方文化，更好地实现二者的融合。对于严复而言，西方意义下的个人自由与儒家的“自得”、庄子的“在宥”和杨朱的“为我”等观念是相互发明，其意义也是贯通为一的。

3.秉持审慎的哲学态度，在社会有机体论的基础上，提倡渐进的改革，反对激进的革命。严复认为，“民之变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人类社会的演进需要漫长积累、逐步变化，不可以旦暮更张，盲目破坏，其进弥骤，其途弥险，徒然造成人民流血。同时，严复接受了斯宾塞关于股评家是有机体的理论架构，“斯宾塞诸公，以国群为有生之大机体，生病老死，与一切之有机体平行，为之比较，至纤至悉。”因此，对于社会的发展演进，要“迎其利而导之”，即因势利导[12]。

在此基础上，严复认为，“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大力宣传提高民智、民德和民力对于救亡的根本意义，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著名救国主张，根本途径在于发展教育。严复提出的救国模式是一个渐进的改革方案，并非进行激进的革命，严复主张渐进的改革，提倡君主立宪制，这是其一生一以贯之的一条思想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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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振甫.严复思想评述[M].台北：中华书局，1964，台1版.

[2]王栻.严复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9-185.

[4]叶美凤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5]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黄克武.严复晚年思想的一个侧面：道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之会通[J].思与言，1996，34（3）.

[7]刘桂生等.严复思想新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8]王栻.严复集（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6-1297.

[9]王栻.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83-486.

[10]王栻.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276.

[11]黄克武.严复晚年思想的一个侧面：道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之会通[J].思与言，1996，34（3）.

[12]刘桂生等.严复思想新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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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4）13-0011-02

责任编辑：姚 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