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文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近年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越发引起学界的关注,似乎这个词语已经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1]。“爱”在于,投融资平台公司为地方融资以及城市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怕”在于投融资平台公司存在常使人如鲠在喉的“债务风险”问题。这种种的“怕”与“爱”浓缩为投融资平台的发展史: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降,为缓解地方建设资金短缺困境,地方政府将解决资金困难的目光转移向财政收入以外的社会资金,一级和二级投融资平台遍地开花;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①以下简称“国发[2010]19号文件”。,财政部以及发改委也相继下发贯彻国发[2010]19号文件的通知,拉开了核实以及清理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的帷幕。各种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政府融资平台的存续以及经营受到中央政府的严肃监管。但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转型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公益设施以及基础建设而言,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担负有提供地方资本性公共产品的重要职责,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其显性直接债务的存在。”[2]只不过,其“银政联手”、违规提供担保承诺等债务风险问题也不可忽视,如何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以及治理之轨道理应成为法学界思考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