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墓志文献所见宋夏关系

摘要：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出土了一系列涉及宋夏关系的墓志，为全面研究宋夏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这些墓志涉及北宋“联番制夏”的防御策略、北宋对西夏战争以及民族交流等方面的内容，补充了已有史料中有关宋夏关系的有关记载，对研究和认识宋夏关系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墓志；宋夏；关系；北宋；西夏

K877.45

宋夏时期，长期的对峙和战争严重影响到北宋与西夏之间关系，对宋、辽、夏各自政权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西夏虽然在综合实力上弱于北宋，但它在宋、辽两者关系中影响不可小视。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出土的大量宋代墓志为研究宋夏关系提供了史料补充，发现和补正了宋夏交往的相关细节，弥补了以往关于宋夏关系研究中偏重于传统典籍的状况。基于此，笔者试图对出土的宋代墓志文献中有关宋夏交往的史料进行系统的归纳和研究，进一步探讨宋夏关系相关细节。

一、墓志所见北宋“联番制夏”的防御策略

自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继迁反抗北宋后，辽与西夏又结甥舅之好， 北宋朝野的不安全感愈加强烈。他们开始对辽、夏之外的第三支力量——沿边番部，尤其是吐蕃诸部加以笼络，实施“联番制夏”的防御策略。《王拱辰墓志》、《王尚恭墓志》、《冯京墓志》中部分内容都反映了北宋“联番制夏”策略的实施过程。

“联番制夏”策略明确提出是在真宗咸平四年（ 1001年）由张齐贤提出，此时李继迁正围攻北宋重镇灵州，张齐贤提出了联合西凉六谷潘罗支蕃部解灵州之围。“以今日西鄙事势言之，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无他，在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诱远处大族首领， 啖之以官爵，诱之以货财，推恩信以导其诚，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响应，远处族帐倾心，则凶丑之势减矣，所以臣乞封潘罗支为六谷王，及厚赐金帛，仍先敦谕，彼必向风。[1]1075宋廷采纳了这一建议。这标志着由宋初“抚宁部落， 务令安集”[2]14157向“联番制夏”开始转变。宋廷从政治上对沿边番部首领加以册封，到经济上的互市、赐赏、优恤等笼络蕃部，达到钳制西夏的目的。

仁宗朝，在“联番制夏”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北宋对沿边番部和豪酋，继续进行笼络，加以利用。《王尚恭墓志》云：“庆历八年，夏贼元昊为子宁令哥所杀，国人诛之，立其幼子谅祚而来告哀。公谓孙公曰：‘元昊负恩，屡挫官军，忠臣义士，痛心顿足，未能擒戮。今父子相□而立其幼，殆天亡贼也，因请未赐王爵止授以节帅之名，择其强臣宠以高官，使分其权，复以厚赏招致近边豪酋，渐收其用，以壮吾藩篱，则西陲可久安，不然，后难制也。”[3] 可以看出厚赏沿边豪酋，加以利用，共同抵抗西夏侵扰已成为宋朝君臣共识。在此基础上，北宋对沿边熟羌也进行调整和安置。《王拱辰墓志》记载：“杜公杞患属羌支离为西贼所攻，不能相救。公请密谕属羌之酋比族相结，互为应援，每贼至，则举烽，击鼓，少壮毕集，无敢后者。自此属羌安于耕稼，贼不能扰，因得诸侯所居险易、山川、道路、兵贼强弱之实，图以上之。仁皇嘉其策，命诸路传以为法。”[4]

“联番制夏”的策略得到了北宋朝廷的采纳。《王拱辰墓志》记载：“三年，羌复犯我庆州之塞，而边将亦出兵攻袭，又因取其罗兀城，公度构兵势未已也，复上疏言：‘章圣得潘罗友而继迁之患，息仁宗用唃嘶罗而元昊寝衰，今吐蕃董德毡世受封爵，宜更以愍信厚之，心为中国用。朝廷从其言。”[4] 由此可以看出，从宋仁宗时期，宋廷就通过联合唃嘶啰、吐蕃等沿边诸部，共同来抵制西夏。宋廷对招抚番部得力的大臣，委以重用。《宋构墓志》记载宋构因“以招降番部功”，先后“迁朝奉郎、成都府、利州、陕西等路茶事司。”[5]

“联番制夏”的御夏策略在宋夏战争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冯京墓志》记载：“乞修古渭寨以扼西人之咽喉，使秦州通唃氏，授木征等以官，以夺西人肘腋。公议初盖如此，朝廷后遂取熙河。”[6]“古渭寨”即唐时渭州，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三月建为寨。古渭寨地理位置险要，北宋修建古渭寨的目的是打通秦州与唃氏通道，然后试图授于木征等以官爵的方式，联合唃氏部落，最终打败西夏，实现攻取熙河目标。而之后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计划的正确，北宋最终实现了攻取熙河目标。

在“联番制夏”的防御思路影响下，熙宁五年，王韶招纳洮河、武胜军一带蕃部鄂特凌等千余人；熙宁六年，“叠、眺羌酋皆以城附”；[2]10581熙宁七年， 唃嘶罗嫡长孙木征“率酋长八十余人诣军门降。”[2]13640对归附宋朝的番部诸首领，宋廷以金帛、官爵等进行赐赏和笼络，沿边番部开始对宋朝的各项活动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史料记载，鬼章引兵犯熙河， 包顺、包城兄弟多次率领蕃部将鬼章兵击退；岷州军食不足， 辖乌察及本琳沁“两人各献大麦万口、牛五百头、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领”；镇眺军蕃部还积极献木并帮助宋廷运送木材；宋朝在熙河路修建佛寺时，“酋豪为之助”，纷纷“施财造像”。[2]13582部分归附宋朝的沿边酋豪逐渐成为世代效忠宋廷官员，最有影响力的如赵氏兄弟、包氏兄弟及其后人，为宋朝的守边屡建功勋，这些再一次的说明在“联番制夏”的防御思路指导下，北宋扭转了在西北边事中的处境，夺得了主动权。

二、墓志所见北宋熙宁年间对夏战争的相关问题

北宋神宗皇帝即位后， 宋夏关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北宋主动出击，经略河湟， 兼制西夏，开拓西北边疆。北宋在军事上已显示出对西夏步步紧逼的主动态势， 西夏开始转入被动防守。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也暴露出北宋军事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折可柔墓志》、《郭遘墓志》中都有记述。

熙宁二年（1069年），西夏请以塞门、安远二寨换绥州，神宗不许，宋夏又进入了战争状态。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大举攻宋环、庆二州，直逼庆州城下。宋神宗派韩绛出任陕西路宣抚使，负责御夏事宜。韩绛到任后派种谔攻破西夏抚宁、开元等寨，修筑啰兀等城，一直持续到熙宁四年（1071年）。《折可柔墓志》云：“熙宁四年，西夏叛盟。朝廷命将出师，诸路并进。而麟府为西北冲，尤在得人。”[7]史料记载：“二月（1071年二月）夏人来攻顺宁砦，复围抚宁，折继昌、高永能等拥兵驻细浮图，去抚宁咫尺。”[2]14056可知，熙宁四年（1071年），西夏进犯北宋。陕西诸将伺机攻讨，杀获、招降以千万计，以至于西夏在沿边一二百里之中不敢住人。

就在北宋军事上进展顺利之时，发生了庆州兵变，改变了战争结局。庆州兵变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其规模、持续时间和参与人数都相对较小，但对北宋方面影响较大。史料记载：“贼出兵争抚宁堡，陷之；急攻啰兀城，诸路出师牵制，庆州兵再出，遂作乱。朝廷忧之，乃罢兵，弃啰兀城、抚宁。”[1]5370可见，庆州兵变直接导致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对夏战争的失败。

关于熙宁四年（1071年）庆州兵变的详细过程史料中记载较为模糊，《郭遘墓志》中记载为研究庆州兵变的背景和细节提供了史料补充。志文云：“君巡检庆州日，荔原堡戍卒愤伎主吏，谋援羌人入堡以叛有期矣。经略使王公举元闻以访君，君曰：缓之则杀伤祸大，急之则可伐谋以平也。王公深然之，即日非君行不可。乃使更领千余骑往行，适与羌兵遇，急击之。羌兵奔败，而卒谋亦不得发，全活者众。”[8]从墓志记载来看，此时负责庆州防务的是经略使王举元，据史料记载，王举元在治平年间知庆州，后因与神宗“舆论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陈州，未行而卒。”[2]9184熙宁三年（1070年）王举元病逝，由此可知“荔原堡”事件发生在庆州兵变之前。从“荔原堡”事件发生时间来看仅与庆州兵变相差一年，事件性质与庆州兵变相差无几。由此可以肯定，“荔原堡”事件为庆州兵变的前兆，在矛盾长期积累下最终酿成了庆州兵变。

“荔原堡”是北宋在庆州设置的堡寨之一，始建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九月，当时由知庆州蔡挺修筑，英宗赐名荔原堡。荔原堡为庆州防线的前线位置，志文云：“荔原堡戍卒愤伎主吏，谋援羌人入堡以叛有期矣。”可知“戍卒”与“主吏”之间矛盾冲突严重，不惜以“谋援羌人入堡以叛有期”来行动来报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戍卒”与“主吏”之间矛盾如此强烈志文中没有详细记载，根据史料记载可以推测出“荔原堡戍卒愤伎主吏”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是庆州士卒生存状况得不到改善，日久积怨。庆州地处宋夏边界地段，是北宋抗击西夏的重镇，但是给养运输比较困难，士兵待遇很差，地方杂牌部队情况更糟：“又诏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给醤菜钱三百”[9]1360。这样的待遇使士兵寒心，有些边兵“至鬻衣装以自给……士卒极窘，或云有衣纸而擐甲者，此最为方今大忧。”[1]5403这也是促成兵变的重要因素。“今士卒极窘，或云有衣纸而摄甲者，此最为方今大忧，自来将帅不敢言振邺士卒。……臣恐士卒疾困则难用，且或复有庆州之变”。[1]5389

其次是士兵厌战情绪较为严重。范纯仁认为“其攻守既有成策，而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抚司以谓数出师，烦劳致怨。”庆州地处宋夏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而“荔原堡”又处于前线中的前线，因此成为宋夏双方争夺的重点，连年战争使得“戍卒”烦劳致怨，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诱发了庆州兵变。[10]178

此外，低级军官的蛮横的压榨与这一事件不无关系。私役军士，欺压士卒是北宋军队体系内长期存在的问题。志文的记述使我们看到北宋军队体系内部官兵关系的紧张，直接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导致了部分军事行动的失败。

三、墓志中所见北宋元丰年间“五路伐夏”的史实

发生在宋神宗元丰年间“五路伐夏”的事件在宋夏关系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中均有记载，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性内容在《宋故董府君墓志铭》、《郭遘墓志》、《刘瑾墓志》和《宋构墓志》都有补充，更加清晰详尽的记载了这一事件的始末。

元丰四年（1081年），宋神宗认为进攻西夏时机已到，加上此时西夏国内梁太后大权独揽，囚惠宗李秉常于兴庆府城外，西夏国内大乱。于是北宋发兵二十余万，分五路大军进攻，战争开始宋军进展顺利，深入西夏境内，直抵灵州。之后形势突转，西夏军队决黄河水淹宋营，同时断绝宋军粮道，宋军惨败。在《宋故董府君墓志铭》中记载：“国朝元丰四年，兴师灵武，每帅军，须未闻少有难色”[11]墓志中对北宋五路伐夏的时间进行了明确记载，与《宋史》记载一致。元丰年间五路伐夏规模如此之大，军务繁忙的程度空前。《宋构墓志》就曾记载了当时情况，“是时五路出兵，使者分董潜事，羽檄旁午，日夜应接，案无留牒。”[5]可见当时战事紧张与北宋各项后勤保障的繁忙。

元丰四年（1081年）“五路伐夏”开局对北宋十分有利，北宋军队一度攻至灵武，之后战况急转直下，最终以北宋失败而结束，《郭遘墓志》为研究“五路伐夏”提供了部分内容。志文云：“……历许州 许田县、庆州 酒税、环州 团堡寨兵马监押、庆州管界巡检、环州定边寨兵解监押、平远寨主、德顺军水洛城兵马都监，坐累去官。”[8]郭遘在北宋西北边防前线历任官资较低的巡检、监押、寨主、都监等武职，亲身经历了北宋攻取灵武的这场战争。墓志云：“会朝廷取灵武，以君护环庆经略司辎重，主帅失律，例夺四官。越四年以恩叙复。”[8]可以看出，他当时负责“护环庆经略司辎重”，由于“主帅失律”，郭遴受到牵连，结果受到“例夺四官”的处罚。按照墓志记载可以推算出墓主被夺官的时间在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而在这之前一年即元丰四年（1081年），北宋五路大进攻西夏，宋神宗命李宪出熙河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柞出泾原路，种愕出鄜延路，王中正出河东路。出兵之前宋神宗命泾原之师受环庆军帅高遵裕节制，之后刘昌柞进军迅速，攻至灵州城下，出现志文中“会朝廷取灵武”的记载。之后高遵裕因惧刘昌柞争夺头功，百般阻挠，致使战机丧失，前功尽弃，宋军溃败。可知志文中“主帅失律”一语中“主帅”便指高遵裕。

除“主帅失律”的原因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某种潜在的因素导致宋军的溃败呢？

《刘瑾墓志》中记载来看，刘瑾在元丰五年（1082年）十一月改知秦州，元丰七年（1084年）二月由秦州改知应天府。由此可见，他是元丰年间五路伐夏事件见证者。墓志云：“秦凤大军之后，中贵人领制置使，秦凤兵亦听节度，一有调发，则帅臣守空境，噤不敢言。”[12]墓志中提到“秦凤大军之后，中贵人领制置使，秦凤兵亦听节度”，可以看出墓文中提到的“中贵人”在军中地位很高，官至制置使一级，而且秦凤兵也在其节制之下，时间又发生在刘瑾知秦州期间。《宋史》记载“元丰中，五路出师讨夏国，宪领熙、秦军至西市新城。”[2]13640通过史料比对，可以断定文中的“中贵人”便是当时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主帅李宪。李宪作为熙河路主帅就曾备受争议。《宋史》记载：“及中正与李宪主西师，汝砺言不当以兵付中人，因及汉、唐祸乱之事。神宗不怿，语折之。”[2]10976“用宪已非美事，宪犹稍习兵”[2]13721李宪作为指挥一方的制置使，在用兵中出现墓志中“一有调发，则帅臣守空境，噤不敢言。”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李宪“犹稍习兵”的说法，说明其在指挥方面有失误之处。由此看出，存在着主帅指挥不当的问题，这或许也是伐夏失败的原因之一。

此外，从墓志文中可以看出，北宋元丰年间的“五路伐夏”对北宋经济影响较大。墓志云“又财用窘迫，科籴于市，才与半价。公为帅，数与制置转运使争，文奏交午。”[12]“科籴”是北宋政府筹措军粮的一种方式，往往少给或者不给钱，“科”有官府强征的意思。从志文来看，战争给北宋朝廷造成较大破坏，出现“财用窘迫”的状况，“科籴于市，才与半价”，足见战争对经济影响之大。当时四川的情形从侧面可以证实元丰年间对夏战争给北宋经济的影响。《宋构墓志》记载：“天下茶、盐、钱人户有欠至数十年监锢财尽家破，而督责未已者。奏言：自某年以前所负，终无可偿，徒伤朝廷恩德，乞一切 除，得旨，从所请。由是穷民因而得活者，十有八、九。”[5]可见战争的破坏之强，影响之大。

四、结语

出土的宋代墓志所记载内容涉及北宋“联蕃制夏”的策略，反映北宋朝廷逐步认识到沿边番部的重要性，由宋初的“抚宁部落”的消极策略转变为积极笼络，达到制约西夏的目的。出土的宋代墓志反映的北宋伐夏史事主要涉及到宋神宗年间的五路伐夏，从中可以了解到北宋军队体系内部的一系列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宋夏战争提供了新资料。墓志中所记录兵变事件为研究庆州兵变提供了新的线索，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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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德翊（1983—），男，宁夏隆德人，宁夏文物局文物保护中心。研究方向：宋元历史文献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